北京——在丈夫遭拘押而失去音訊前，陳桂秋幾乎不曾過問他所從事的中國人權律師這份危險的工作。在有關他遭受酷刑的消息傳出之前，陳桂秋一直相信警察。在被告知她不能離開中國之前，她也從沒想過自己會走上危機四伏的海外逃亡之路。

今年3月，陳桂秋和兩個女兒抵達美國，之前她先是經由陸路前往泰國，在那裡差點遭遣返。她的丈夫謝陽本月在一所法院接受審判，被判顛覆國家政權和擾亂法庭秩序。但陳桂秋表示，她的逃亡是一場人生變故的頂峰，這個過程始於丈夫約兩年前被捕之時。

“是因為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來自國安安全人員、我的雇主——讓我漸漸失去了信心和希望，”陳桂秋在她位於得克薩斯州的臨時住所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一直被人跟蹤，感覺生活沒有自由。”

從某種程度上講，陳桂秋的轉變是中國自2015年7月以來，對直言不諱的人權律師、活動人士及其不屈從的丈夫採取的打壓行動所造成的一個意外後果。周四，她和其他在中國被拘的人權倡導人士的妻子在華盛頓向美國國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在愛人於一場拘捕行動中失去音訊後，一些家屬，尤其是被捕律師的妻子們克服自己的恐懼，發起了抗爭，而且常常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進行。她們在網上發出呼籲，探訪監獄、檢察院和法院。她們穿着大紅色的衣服聚在一起，舉着紅色的水桶，宣揚她們要求獲得信息和探視拘押者的要求。

李文足說，她們半開玩笑地將口號變成了“離開梳妝檯打流氓”。她的丈夫、人權律師王全璋自2015年8月被捕以來，已被秘密拘押21個月。

“這些妻子們的故事是整個打壓行動中最精彩的一個部分——是活動人士對打壓行動做出的一種了不起的應對。”芝加哥美國律師基金會(American Bar Foundation)的研究員特倫斯·哈利迪(Terence Halliday)說，他寫過一本有關中國刑事辯護律師的著作。“我的天，她們吸引了那麼大的注意力，不僅是因為他們的丈夫，也因為她們遭到政府的打壓。”

中國政府的調查人員長期給被拘押者的家屬施加壓力，好讓他們配合、招供。但被拘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表示，這一次他們的策略似乎更加系統。在接受審判並獲得緩刑後，李和平最近獲釋。

“他們可以把你當成麵團，想捏成什麼形狀就捏成什麼形狀，”45歲的王峭嶺在接受採訪時說。“如果你被孤立，感到害怕，是很難進行反抗的。”

有些被拘人士的妻子表示，在警方警告了房東之後，她們被迫搬出了租住的公寓。有些人的孩子無法註冊入學。警方還會發動一些親戚，去央求她們保持沉默與順從。家屬稱這些策略為“連坐”或“株連”，它們是意指連帶懲罰家屬的古代術語。

有些家屬屈服了。但也有人表示抗議，提交了反對秘密拘押和審判的訴狀。王峭嶺鼓勵被拘人士家屬形成一個關繫緊密的圈子，稱沉默只會讓法院做出更嚴厲的判決。

“如果你想保護家人，就不能保持沉默，”王峭嶺說。“我們保持團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對42歲的陳桂秋來說，走上抗爭之路的過程卻尤其曲折。

許多被拘律師的家庭都在北京，她卻生活在南部800英里（約合1300公里）遠的湖南省會城市長沙。在那裡，她有一個有保障的國家飯碗——湖南大學環境工程學教授，研究消除水中的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的方法。

謝陽不停地出差，她則在家裡照顧兩個女兒——一個4歲一個15歲。當謝陽在家的時候，他們之間也很少討論他那些有爭議的法律案件。“我從沒想過他會因為當律師而陷入這麼大的麻煩，”她說。“倆孩子就夠我們忙的了。”

謝陽被警方帶走時，陳桂秋一開始覺得，一旦調查人員發現他沒有犯什麼罪，就會很快把他放了。她保持沉默，遵從警方的建議，相信沉默能換來對他的寬大處理。

“重壓之下，茫然無知的我，選擇接受警方的非法指令，配合他們近9個月，”她在去年發表的一篇有關個人經歷的文章中寫道。“我聽從了國保的建議：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出境，不和其他涉案家屬聯繫，不利用微博微信等披露實情（所謂炒作）。”

但和其他家屬一樣，她遇到的是一個不透明的法律體制，可以把人秘密關押數月，不允許接受家人探視或接觸律師。

“沒有一個機構依法辦事，沒有一個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答覆，”她在採訪中說。“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這是一起法律案件，我想用法律為我丈夫辯護，但利用法律是不可能的。”

日漸累積的不滿促使她公開發聲，並聯繫其他被拘人員的妻子，包括給予她建議和鼓勵的王峭嶺。

陳桂秋沒有受到其他家庭所說的一些恐嚇。她說她的孩子在學校沒有被區別對待。但其他被拘押人員的妻子說，在官方警告了校長或拒絕處理相關材料後，她們的孩子無法進入北京的學校或幼兒園。

但去年4月，當陳桂秋試圖帶女兒去香港時，發生的事讓她感到驚訝。香港是一個自治城市，大陸地區的中國人必須持特別通行證才能進入。警方以她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不讓她搭乘過境的火車。

“我猛然醒悟，我被牽連了，”她說。“他們對我說，我被列為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員，如果我已經被認為有罪，那麼謝陽也一樣。”

她和一個由被羈押人員的妻子組成的圈子保持着聯繫。去北京時，她偶爾會參加她們要求探視並獲得相關信息的活動。她們開始攜帶紅色的桶，並在衣服上寫上紅色的口號，以示抗議，尤其是在去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時。她們很多人的丈夫都被關在天津。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2015年中國出現的多場女權主義抗議的啟發。

“我們形成了一種堅定的心態，”王峭嶺說。“他們越想讓我們覺得自己像十惡不赦的犯罪分子，我們越要保持一种放鬆、輕鬆的態度。”

但保持樂觀並非易事。陳桂秋開始聽說丈夫在湖南——他被關押在那裡——遭受酷刑。起初，相關說法是間接傳來的。後來，謝陽在今年1月獲准和律師見面時，描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包括毆打和睡眠剝奪。陳桂秋決定把會見筆錄發到網上，希望曝光有助於結束虐待。

“讓世人知道什麼是刑訊逼供，什麼是無恥沒底線！”陳桂秋在當時的一份聲明中說。

政府否認了有關酷刑的說法。前不久受審時，謝陽也在自己的律師被換成了當局選定的律師後，收回了相關說法並認罪。但很多被拘押律師的家屬說，有證據表明虐待現象普遍存在，包括被迫服用讓在押人員聽話和順從的藥物。

陳桂秋說，到2月，她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監視下。在家裡和在工作的地方，監視無處不在。警方、學校領導和親戚均告誡她不要多談她丈夫的事。於是，她決定逃離。

她把女兒叫到一起，將自己的計劃向大女兒和盤托出，對小女兒則說她們要去旅行。跟蹤她的安全人員已經習慣了她每天開車去上班，但陳桂秋和女兒悄悄地步行出門，躲過了監視她的人。

陳桂秋不願介紹自己和孩子一路抵達泰國的細節，擔心這麼做會危及幫助過她的人。她一直保持手機關機，但泰國警方仍追蹤她到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她認為，自己的失蹤引起了中國安全人員的警惕，泰國警方是得到了中方的幫助。

法庭審訊結束後，陳桂秋和孩子被帶去了一處拘留所，並被告知她們會被送回中國。她說，來自設在曼谷的美國大使館的官員介入，並在同泰國當局爭論了一番後讓她得以獲釋。3月17日，陳桂秋和孩子抵達休斯頓。在那之前，中泰兩國的官員在曼谷國際機場(Bangkok International Airport)發生對峙。

陳桂秋說，謝陽被判處緩刑，但依然無法通過正常渠道聯繫上，看起來他是被警方在長沙郊區監視起來了。

“我希望有一天謝陽能在這裡和我們團聚，”她說。“但我們也許要等很久才能見面。我們已經等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