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文化不知道正义、不知道道德底线，当然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贵族精神，当然把他人视为地狱，把他人视为负数。“人心险恶”是中国的古训：“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互害的社会，大家相互举报相互斗争，人被视为具有负能量的恐怖动物。所以，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被视为零和负数。人民公社时代，牲口是是集体财产，比人贵多了。下雨天，农民冒雨干农活，牲口在仓库里休息。农民给马刷牙被马咬断手臂；甚至集体的猪死了，养猪的人为死去的猪披麻戴孝。

人们说中国落后的时候，其原因总是被归结人口多、底子薄。也就是说，人的价值为负数；人口越多，这个负数就越多，中国就越糟糕、落后。因此，中国要搞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人为负数，古已有之。

一，老子视人的价值为零

在老子那里，人的价值被视为零。他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眼里，老百姓是零是负数。所以，要防止民盗民乱。具体办法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道德经第3章的话，可以说是老子学说的纲领。其目的就是防止智者窃国，使“智者不敢为”。这里“智者”就是少正卯、洪秀全、孙中山似的人物，“智者”能言善辩，聚众闹事，所以，老子说“辩者不善”，“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见，“智者”就是“辩者”、“为奇者”，今天709律师就是这类人。

老子要求杀掉这类人，可见，老子的残暴远远超过今天。那种说“老子有民主思想”是颠倒黑白的愚民师。

二，中国军阀视人为负数

明末的张献忠认为，人的价值是负数，人就是罪恶，所以，他干脆把替天行道改写成为替天杀人。他于大顺2（1645）年2月13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传说张献忠在成都（今天绍成公园）立七杀碑，上边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鲁迅说，中国的军阀，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1646年7月张献忠率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粮食吃，就以人为军粮。张献忠把自己的部下当军粮，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300嫔妃杀掉280名，只留了20名侍候自己。并命令“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张军还把这些死亡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25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已只剩1/3。1646年11月，他行至西充盐亭界凤凰山凤凰坡，被清兵射死。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明万历6年（1578年）310万降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时（1681年）的9万，即四川人口只有原来的1/34，从中可窥战乱血腥之一斑。

三，野蛮的“超限战”是中国的传统

中世纪时西方的军队主要由骑士组成，而骑士都是贵族。中世纪教会对骑士们的精神指引形成了骑士团体内所以人都一律平等的骑士精神，使得当时西方国家间的战争表现出很绅士的一面：很少有杀害俘虏的现象，在对待俘虏尤其是贵族俘虏时候都不赶尽杀绝，而是由对方的家人或国家花钱来赎；决没有杀害使者的现象，双方都把盟约和协议看得很重要。看《英法百年战争史》就知道：相互敌对的军队在城外列阵，明火执仗争战，晚上双方扎营休息，非常默契，没有晚上偷袭、“劫营”的事，次日天明发起进攻，双方都约定俗成地在白天争战，战役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统帅的策略、临场指挥、阵法、武器的优劣、临阵的士气和军人的战斗素养，战败的一方也往往“体面”地认输，撤退或投降，并且交出城门的钥匙。这样的“规矩”的战争，能够做到尽量少的戕害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之间混战不比中国的内战少，但对文明的破坏却远没有中国的内战为烈的原因。

反观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战争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是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为了获胜，使尽三十六计，什么卑鄙下作的手段都采用：斩杀来使、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是家常便饭，甚至穿着敌军的衣服偷袭对手也屡见不鲜，而且一旦获胜，任何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成了大智慧，堂而皇之被列入《三十六计》、《孙子兵法》、《百战奇谋》，被收入《三国演义》、《水浒传》、《厚黑大全》等权谋诡诈枭雄黑道丛书，成为上流社会精英向往的智慧境界；成为下层草民膜拜和津津乐道的智慧范例。而欧洲中世纪一千年，宣扬权谋诡诈枭雄黑道的书只有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该书因为鼓吹不择手段而臭名昭著，为欧洲上流社会所鄙视，马基雅维里主义也成为卑鄙下流的代名词。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提出了“超限战”的血说。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既可以是军事的如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书中详述了恐怖分子劫持民间客机，满载着燃料犹如一颗飞行炸弹，对着敌国的中枢部分以及核能电厂进行攻击。《超限战》鼓吹：“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主宰这个世界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不过一样东西：利益。”超限战，无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蛮人的丛林思维而已。这是该集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当年冷战时，谈起核大战，世人无不色变，唯有M气吞山河，说打核战争怕什么，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呢。似这等豪言壮语，哪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敢说？前几年有个朱德的后人说，我们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人民来打核战。这就是超限战鼓吹者的最后底牌。

中世纪的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中国或亚洲古代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欧洲中世纪的互相优待被俘骑士的不成文的制度，显得相当的智慧化和人性化。有着这样的理念和精神，就必然能设立出《日内瓦战俘公约》了。而在中国，不要说“同级别文明民族之间”，就是同为华夏族内部间战争都没有这样理念，对于战俘采用坑杀、砍头、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脚乃至挖祖坟等等，显得相当的野蛮。偶而有几个被俘军人获得优待，只是因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战胜者首领的青睐，而不是因为有互相优待制度在产生约束作用。这一切都在证明西方人是善于建立各种制度、进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体，而华人不是。

有人用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来说明西方文化残酷，中国人爱和平。其实，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内战违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后又积极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这样的历史，怎能证明中国更爱和平？中国内战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看看1948年围攻长春的大规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四，中国人一直不懂公平竞争，中国从来就无贵族精神

在道家儒家的教化下，中国社会始终行不成依规则行事的风尚，历史上中国的权贵没有公平竞争的精神、没有绅士风度，中国上流社会的争斗几乎纯粹是尔虞我诈，普遍以施放暗箭为能事、为智慧。

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连续一千年多年，贯穿其中就是公平竞争的精神。公平竞争的精神还深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基督教的教化下，中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越来越按规则行事，崇尚公平竞争；甚至仇敌之间的斗争，也崇尚一种公开和公平的方式——决斗，一种公开化、透明化的单挑武斗，有裁判和明文规则，在决斗中双方把纠葛怨系交给上帝裁决，死伤无怨，如在决斗中双方都没死，则恩怨从此了断。应该说，比起中国人习惯的阴招暗箭式的争斗，西方式的决斗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斗争方式。

任何时代，上流社会都是下层社会追求和效仿的目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上流社会崇尚的不择手段（从黄帝、大禹吃掉对手肉体的行为，说明中国文化不知道公平正义、不知道道德底线，当然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贵在参与的贵族精神），自然带动整个社会崇尚不择手段；整个社会的崇尚不择手段，就不可能发展出社会公德，这就是把不择手段当作智慧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不知社会公德为何物的原因；而西方基督教国家在依规则行事的基础上，能够形成社会公德，进而能够形成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再进而能够形成宪政国家。

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精神气质决定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中世纪欧洲虽然黑暗，黑暗中却孕育着光明，欧洲人在一千年当中，靠着自身的力量步入了宪政文明；中国传统社会更加黑暗，中国人在黑暗中浑浑噩噩地折腾了两千多年，不仅混到鸦片战争之前没有任何长进，至今仍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