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戈 国际时事军事评论员

05月25日(四) 东网

• 从毛泽东时代所谓“政治家办报”，直到当代的“新闻的党性原则”，说白了就是对当局不利的信息都要处理掉。

今天，很多人都会就马里兰大学学生杨舒平的毕业演讲说点什么，但我更想从另一件小事来说。

大陆媒体偶尔会有这样的句子“国防开支最多的前5个国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印度”。这显然是连幼儿园孩子也骗不过去的，前面说5个后面为何只有4个？即使在最后加一个“等”字，为何5个有4个都能罗列，却非要省略一个？

只有了解大陆言论环境的人士，才会明白这里面的深刻内涵──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所谓“政治家办报”，直到当代的“新闻的党性原则”和“媒体姓党”。说白了就是对当局不利的任何信息都要处理掉。

这种要求是如此普遍，大陆所有学新闻、干新闻的无不耳熟能详。它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现在的小编辑遇到前述这种完全躲不过去的地方，留下硬伤也要表示驯服。它的威力是如此之猛，以至不过是暴露“中国军费开支世界第二”甚至只是“位列世界前五之中”这么一个事实，也会被编辑觉得有损国家利益，有违报道纪律，有害个人前途。

不要说这个事实掩盖不住，也理应公开，它到底危害了中国什么利益，无人说得上来。其实，原因无非是政府既需要在大量场合鼓吹强军成就，霸权野心，同时又要保留穷兵黩武一类武器抨击西方，更要逃避公众对军费开支的监督冲动，本能地不喜欢提及这个事实。

然而关于这一处应当这样处理，你又查不到任何文件，更不用说法规。这些东西会在内部以报道口径的形式罗列，但显然永远不可穷尽所有情况，于是才有宁可错杀三千的自我审查，变本加厉的自我约束。前面这条军费消息其实就没有任何要求，有的媒体敢于列明也没事，但驯服工具就会预防性自宫。

当然近年又推陈出新，所有的强行干预基本不准留下任何痕迹，你无法引用任何上级的明确指示来对外解释你的言论控制行为。有关言论就像中了邪一样消失，而你就像有病一样自相矛盾，无法自圆。

因而，当我们谈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殿后，记者权利毫无保障时，其实也忽略了中国还有百万规模的记者、编辑、通讯员、网评员对这些概念避之不及或浑然不觉。

他们有的会对本市希望政绩被报道的单位不派车来接嗤之以鼻；有的会以常驻记者的身份享有当地赠送的房子车子和一切便利，还觉得是自己新闻造诣应得的褒奖；有的会因为与领导上床而得到现场都不去照样独家报道国家重大消息还能得奖的机会；有的会多年津津乐道某强力机关武力抓捕同行的威武阵势，同时感慨小心驶得万年船；有的会主动将你书中有关中国的一切文字都删尽，还说这是因为“根本没必要提嘛”；有的会连差旅费的概念也没有，因为所有活动无不有下级单位安排一切，有时舰队甚至会因为够行政级别的记者来采访而挂满旗；当然，有的也会因为待遇和升迁问题而斗得鸡飞狗跳，你死我活。

到了杨舒平事件上，无耻的下限终于再次刷新──言论审查、强行爱国发展到群众性揪斗的层次。他们会人肉出你的个人信息，散布种种侮辱、诽谤，联名要求你的单位（甚至你在美国的学校）处分你，而这一切不会受到政府任何法律的惩罚，因为这种行为明显得到了政治势力的有意放纵。

他们想要的效果，不过是全民达到大陆媒体的自我审查水平，任何不利于他们的看法和说法自觉从所有公开言论中消失。最好是自觉到“预防性自宫”的水平，最好是哪怕上面只用了“不要讲”这种看似温和的说法，下面也能明白“违者就是坐牢的罪”，而且将这种说法和罪过之间的因果关系泄露出去，本身又是一大宗罪。

鉴于大陆当前愚昧而野蛮的群众力量正在被利用起来，今后敢言者家破人亡的前景并非不可想像。那时的最大得利者，自然是颠倒黑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