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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媒:全球金融资本的超级剥削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送交者: 天空之城 2017年05月26日06:50:0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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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谈及全球金融资本与地方的/本国的劳动的问题。部分肯定“全球的金融资本是全球化的主体”,它在经济领域已经是统治者,正在取得进展,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争夺霸权,是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主要形式。

全球的资本是全球的金融资本,因此工业资本吸收了银行资本并使其服从(1870--1900),重新确定银行的职能,现在将银行放在协调金融资本的整个结构在它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中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金融资本的积累时期可能是通过生产(实体的)或通过投机(虚拟的)。重要的方面是特别注意到从2008年的危机起,今天全球的金融资本为使多国的金融资本服从而斗争,即服从它的霸权,因为在经济--金融事务中它已经占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观察资本有机构成的全球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而看到价值规律的重要。

全球金融资本将其资本的形式强加于人,因而在经济级别上接受全球金融网络(RFG)的形式。它由可以构成商品和服务、组装的零部件的双重平台。全球的金融服务平台和全球商品和为一般的生产服务的平台组成全球金融城网络,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由国际支付银行或巴塞尔银行进行协调,组成全球跨国公司(ETN′s)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组成全球地方的商品和服务、用于组装的零部件供应商网络。

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组装的平台是正式的,因为它只有10--15%被正式承认是企业的一部分。地方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的网络占85--90%,尽管它服从于“全球的企业”,不仅属于非正规的,而且还处在高度专业化和地点分散,向一家企业提供它们生产或服务的60%以上。

在多国金融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注意它的经济级别--母公司和它的分公司--因为已经谈得够多了。但是如果注意到供应商网络的参与商品最终价值没有超过30%,甚至是非正规的供应商并不存在,也没有被减少到几乎是专门的供应商,或是简单的母公司的外迁/外包。

在广大的供应商网络中它们是多种多样的,重要性不同。在这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作为统治强加于人,面对其他对劳动剥削的不同方式或是获取剩余价值。但是不仅现在被称为全球的南方强加于人,而且在全球的北方(前中心国家)也强加于人。

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外迁/外包的进程和劳动者从正式的工人转为非正规的工人,这是全球金融资本作统治的形式和方式发展具有特点的进程。这个进程从1980/1990开始,在2012年导致全球的劳动力80%以上安排在全球的南方,在数量上表现为全球居民的分配。

因此全球金融资本已经决定摧垮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是从70年代中期以来它一直在采取的路线,今天深入了。

从2008年起广泛积累的进程处在一场机构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全球金融资本争取强加它的霸权的斗争保持关系。战斗是全球的,但是这场战斗的中心在美国。虽然全球主义曾试图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向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输出危机;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土耳其和乌克兰为出发点,此事已经扭转。今天危机--已经不仅是经济的危机--集中在美国。

经济、金融的危机/战争的发展在中东舞台已经升级为军事的和文化的危机,现在在美国国内升级为机构的政治危机。

在这个全球金融资本发展的过程中,与多国金融资本的对抗表现形式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阵太平洋条约/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大陆金融单极主义(NAFTA)对阵全球金融单极主义(TTIP);军事战争对阵金融战争。

这种对抗和它的深化有助于将特朗普和“脱欧”的事实作为危机的形式对待。但是也有助于观察金砖国家多极普遍性的出现作为世界范围的宗教间的人道主义,这是五大单一宗教的结合,两者作为世界权力的模式,是对全球主义的选择(普遍性对阵全球主义)。

全球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一种半全球的有机构成

我们理解全球化在概念上是经济的事情,世界化是价值规律的事情。这种世界化是一个前进和反对前进的过程,但是在很清楚的长期意义上说的,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反应。这个进程部分包含越来越有意义的控制生产、劳动的过程和财富的流动,同时表明一个资本更加集中的水平和将剩余价值/世界剩余劳动据为已有的集中。

这同时离减少资本之间的斗争很远,斗争在加剧,走到使人类本身不得安宁的极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政治到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战略。这些漫长的阶段的结果以它们的三种斗争方式表明资本不同的和更“先进”的形式。这些先进的形式同时改变斗争方式,将三种形式的因素汇合成一种形式。这里不多谈阶段,而是谈每个不同的时期,看哪种形式占统治地位。

在观察运行方式表明一种质量的变化来自生产方式--全球的和装配的--的变化时,现象之一是贸易集中在很少的“公司”手里,“公司之间”的贸易参与增加和不会停止。全球金融资本这种流通的方式引起其他的反响,税收减少,利用转让的价格作为逃税和避税的机制,使价值大幅度增加,但是并不意味着提交给国家的国库的关税收入按比例增加。

全球金融资本即所谓跨国公司国际的生产与流通网络说明,它占“近80%的世界贸易(在未加工的出口意义上)”。在此可以看到70%的贸易是在全球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至少50%是在全球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在自己的全球装配的供应商网络进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近60%的世界贸易是中间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为了最后消费进入生产商品和服务过程的不同阶段。

如果我们肯定80%的交易/交换是在金融资本之间进行的,在它的平台内部只有20%是国家有裂隙的机构之间的对外贸易。其中中间商品(零部件)的交换占世界制造业结算的40%(计划到2030年将达到60%)。

世界贸易的80%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50%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在跨国公司的经济中生产/装配的社会财富48%在“税务天堂”(伦敦、美国东部的特拉华、香港等)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中心国家的看来这是不透明的和看不见的。与此同时,对这些国家的管理机构来说只有52%是看得见的。48%通过的误称的“税务天堂”流通,52%在国家之间流通。

于是,重要的是考虑到每年由社会生产的利润和收入97%到了“税务天堂”;其余3%才进入国家—政府的统计之中,加上100%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公司83%在“税务天堂”有分公司,欧洲的大公司99%也在那里有分公司,有银行的账户。

“税务天堂”是全球新的金融结构的一部分,以领土之外(国家之外)的制度出现,它的运行不向中心国家提供资金。因此今天我们说它是统治的资本一种新的形式,是国家(全球的)的一种新形式。“税务天堂”运行的特点以这种方式失去“资本外逃”的意义。尽管对有关国家的政府来说是资本的外逃。

跨国的生产一体化系统在整个世界由8.8万家跨国公司和它们合伙的公司或分公司组成,这是21世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核心。由跨国企业组成的全球生产环节42%是来自美国的企业,22%来自欧洲的企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

最近15年的重要改变是发达国家积累的轴心向新兴国家转移,首先向亚洲/中国转移。1993年进口的零部件占中国出口的60%,2014年下降到28%,下降趋势明显。同时中国已经变成第一个世界贸易强国,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国际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现在上升到75%,这将中国变成全球化进程中最一体化和开放的国家。

进口的成份在对外销售中比例的下降表明,中国已经改变了它在全球生产环节中的地位,不再占据整体装配的最后环节。现在中国通过新的高技术工业转移到了系统的首位,将其置于全球工业一体化进程的轴心。

现在中国出口近40%是高技术产品(设备和资本的商品);这些对外销售90%以上卖给跨国公司,为此它们在中国拥的1400个先进技术的实验室(到2030年将增加到4000个),领头的公司有微软、思科公司、脸书公司等。

国际贸易与产品的关系下降表明全球化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比贸易更重要,特别是涉及技术上密集的资本,这改变了那些在全球生产和增加附加值的环节中接受这些资本的国家的地位。

让进口/装配/出口之前的时期的进程服从于将劳动的附加值变成结构性的进程。在中国这表明是一个全球有机构成发展的结构性进程。

世界出口的总额1995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2005年增加到25%,2008年增加到30%,但是在中国这个比例从23%增加到39%,为首的是高技术的出口,附加值更高,这是在它的生产性结构中资本增多的结果。

有关数据注意到存在一个全球跨国公司的网络,由第一线的8.8万家跨国公司和66万家作为装配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公司组成,这让我们就近看到这个全球级别的社会--经济构成。但是注意到新兴的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公司(超国家的合资企业)是这个第一线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尽管性质不同,因此对它们的差别进行观察显得重要。

“外部化或外包”成了资本家一项有意识的战略,这是一项反对工会组织、降低工资和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强有力的武器,这特别导致低工资的国家劳动者就业的大幅度扩张。

这是全球金融资本的现实,是金融全球化的现实,综合归入银行资本(1890--1910)的工业资本。此外,注意到它出现的双重模式,根据在它积累的进程中占优先地位的工具主要是生产性的现实,或主要是投机的现实。这种全球金融资本向我们重新提出了关于价值、权力和国家的问题,因而关于在利益之间产生斗争的危机问题。

全球的劳动力

全球化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是,在许多全球价值的环节中一个很高和日益增加的比例现在出现在发展中的经济体或新兴的经济体。大部分世界工业生产的重心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全球经济的南方。

这种转移使现在工业劳动力的比例一般来说表现世界人口分配的比例。此事甚至将重心带向发展中的经济体,所谓全球的南方中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表明生产、积累的进程、有机构成和价值规律/劳动的全球化。

这种转移可以在世界工业附加值的分配中看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创造的工业附加值不到7%,到2015年增加到20%。同一个时期美国创造的工业附加值从22%下降到15%。此外,由于观察到其他的变数,这些变化的表现也许能够变得更清楚。

在从1980年以来的20年里,其中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世界水平来说,国家的总收入以不变量测定从1990年到2015年之间提高了66%。

同期美国的增长低于世界平均数43%,中国增长了784%,印度增长了224%。但是如果我们从2008年起测定,按实际价值中国增长了70%,美国只增长了5%。在这个时期整个世界增长了15%。

但是如果我们看全球创造的财富和它们的参与,数据就更雄辩。事实上,以2011年价格的经常数据根据购买力测定,全世界的总收入从1990年的4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08万亿美元。在25年里世界增长了131%。在这个时期美国增长了84%,与此同时中国增长了968%。1990年中国占世界国民总收入不到3.7%,2015年增加到17.2%,是对世界国民总收入贡献最多的国家。事实上,1990年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6%。

显然,这种规模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固定资本的总构成。在美国从1990年到2015年这项指数增加一倍的同时,同期中国的该项指数增加了24倍。以2010年美国的经常数据测定,该国固定资本的总构成从2008年到2015年增长了8%,中国增长了108%。这也与目的有关系,199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附加值的2%,2015年已经增加到20%。

全球的工业劳动力,中心的(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的经济体的区别

关于在中心国家和依附的国家劳动者的比例70年代是扭曲的时期。这是一个注意到多国金融资本扩张的时期,多国金融公司在依附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从1980年起大的危机发动了对劳动者的政治攻势,在中心国家他们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因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是强有力的存在。

在80年代结束时,由于华盛顿单极的金融共识具体化,前苏联垮台,1991年开始建立欧盟,在全球金融资本的经济范围内上升成为新的资本形式,它分散的金融网络在全球扩张,与多国金融公司和它们的中心国家争夺权力。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仍处在霸权主义的资本形式的框架之内,从1990年起霸权主义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开始发展和上升。在它的生产性结构中需要加速全球化、全球的外迁和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种情况立即由新的政治结构继续下去。

2010年世界上79%的工业部门的工人生活在新兴的南方地区(5.41亿人),而1950年这一比例为34%,1980年为53%,2010年工业部门工人总数的21%(1.45亿人)生活在前中心国家的外围。

对于制造工业的工人来说,这种变化更是戏剧性的。现在世界上制造业的劳动力83%工作和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国家。

世界的“经济活动人口(PEA)”已经从1980年的19亿人增加到2006年的31亿人,即增加了63%。几乎所有这些数字的增长都发生在“新兴国家”,现在它们拥有世界劳动力的84%。

在“劳动”的世界约有26亿劳动者,其中16亿人(62%)做雇员的工作,另外的10亿人(38%)是小农(到这个程度上他们是农业投资的金融资金的劳动者,或是为了生存简单的家庭农业),很多人在“非正规经济”无限混杂的劳动者的空间工作。这对统计数字不是什么坏事。我对全球范围内有62%的雇员有一点疑问。这相当多,大概相当于半个拉丁美洲。上述情况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替换劳动力的能力正在缩小。讨论这一点是有趣的事情。

全球的劳动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规模

全球劳动者阶级参与整个劳动力的数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但是工资在国内收入中的参与下降了,不论是在全球的南方或是在全球的北方。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OIT)的统计,从90年代初开始“用于劳动的国内收入份额在52个国家下降了,在有可支配信息的63个国家几乎占四分之三”。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宣布的数字普遍比前中心国家下降更多。在亚洲劳动力在新兴经济中参与的下降很明显,从1994年到2010年下降了20%。

此外,“从2006年起以及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下降的速度加快了。最近几年工资份额的下降超过了11个百分点(从2002到2006年)”。这与斗争的深入和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系,是帝国主义之间承受的斗争方式。“在南方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受到与这些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生产率没有关系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来自劳动市场的条件,更普遍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影响生产率。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取消国际的劳工自由流动,在全球的南方出现一个广大的相对多余的人口。这给统治的经济摇动的大楼造成裂缝。”

资本主义开始通过绝对的剩余价值剥削劳动(更长的劳动日),当然将更多的人纳入劳动力。于是,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那样,在英国是它统治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引入相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加强评估的进程,以便在同一个工作日里由于加快速度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同时削弱他们的工会政治组织,以便能够将更多的占有强加于人。

现在21世纪对南方的劳动者的剥削因为绝对和相对的剩余价值的扩大而更少了,加上这是为了让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超级剥削)。

资本力求缩短已经耗尽的劳动力有用的寿命,或因另外新的更昂贵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在关注保障在劳动者有生命的期间通过几代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寻求缩短劳动者可以利用的寿命。因此总是企图提高它替换的能力。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中心国家替换劳动力的能力是如何下降的,这样如何达到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已经不可能保障在替换的能力耗尽时补上劳动力,而是在劳动者生命活跃的期间为了资本需要几代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行政治的改革。在劳动力的替换能力下降时,疾病保险和养老保险变得必要了。

让妇女劳动力大规模加入是男子劳动力普遍加入的补充,在后者变得较少可以替代或成本更高的时候。然后将这种妇女的解放出口到新兴国家,以便使劳动力更廉价,在增加妇女劳动力时工资更低。后来在中心国家妇女力劳动力加入的普遍化使得它的替换能力下降,结果增加它的成本。

我们看到由于妇女劳动的普遍化,妇女平均生孩子的数字下降了,低于代际更替的能力。于是在中心国家资本求助于移民,作为保障代际替换最低的能力。因此劳动力的替换最终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求助于移民,或是转移到替换能力更强的国家,这样逃避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将超级剥削的规模越来越引向全球。此外,在看到劳动力的成本提高和利润的指数随之下降的时候,资本甚至逃离实体经济,逃向投机的领域。因而试图支撑积累而不必雇佣某些劳动力。资本以这种方式推动了当前的金融危机。

世界的危机意味着造成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安全,没有有尊严的生活,这次甚至在中心国家替换的能力取代了劳动力本身再生产的需要。由于全球化的进程超级剥削世界化了。

有三种剥削劳动者的模式正在运作,某些人认为在全球的南方超级剥削有更大的意义。全球的帝国主义资本认为超级剥削在可以强加的时候是将采用的模式。经济的全球化和资本允许在任何国家用同样的有机构成和在当地机构的伙伴很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生产。

在资本刚出现的国家保卫和代表劳动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是很弱的,因此在法律机构的结构中使资本的权利合法化,甚至形势已经允许破坏工会组织和已经取得的权利。

这创造条件以便让全球金融资本增加它在全球南方的存在,这将加强它的地位,现在道路是自由的,以便让北方的劳动者们看到他们的工会组织、政治组织和权利已被破坏。相应地工资对生产的社会财富的参与减少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工资甚至民众经济的社会收入也减少了。

对于剥削全球劳动力的模式我们面对一种全球新的现实。一种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强加于人的现实,这是在为向全球跨国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网络中组织形式的现实,被称为劳动者的“外部化”、第三方化、外包、全球的外迁等。这意味着全球的金融网络由一个装配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双重平台构成,是一个全球劳动者/供应商的网络,它们大部分是是可以替代的。

这个全球的平台在多个国家装配零部件,由全球供应商的网络提供商品和服务。这种生产的社会关系是由在装配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构成的,也是由在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机构工作的劳动者构成的,是向更重要的供应商的生产线供应商品和服务的网络。

全球的金融--工业结构的趋势是扩展,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结构,因此是有机的构成。地方的供应商的网络趋势在当地是同质的,根据全球生产性的金融双重平台的需要。因此这说的是全球的/地方的标准杆或全球本土化的“英国风格”。关于贫困的社会问题、工资购买力丧失、减少健康的保险、老年、儿童、教育等,地方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金融资本在实现普遍的替换劳动力的能力超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时是在创造。劳动力为了资本再生产,尽管不能为自己再生产。因为同样的替换能力资本首先关注破坏工会组织、阶级的政党和实践的国家,以便作为霸权主义强加于人,为了之后能够强加给劳动者和同样条件下受到更多排斥的小企业主,因此有更强的替换能力。地方的事情是固定的,根据全球的事情的需要是严厉的,同时在装配的双重平台上全球的事情是活动的、有力的和灵活的。

这种全球金融资本在所有的国家创造一种形势,在那里国家的、地方的政治当局似乎自己能够对地方事务中的全球政治,或面对全球的首席执行官们表明国家的、地方的事情。这曾经是社会政治的形势,直到2013—2014年出现了世界战略的角色。在全球金融资本与大陆的多国金融资本之间斗争和对立的危机创造的裂缝中间,前者在经济事务中占统治地位,对于政治事务和战略政治事务取得进展,后者在经济事务中处于落后状态,力争在政治事务和战略政治事务中不让步。

在欧共体和美国的超级剥削

在19世纪100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宗主国(后来的中心国家)扩大的积累不仅因占有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劳动而实现,而且还在殖民地继续自己原来积累的超级剥削(在奴役的形式下如同在拉丁美洲不同的矿山),也在宗主国自己的南部进行超级剥削。

今天在全球北方的经济体中也可以看到超级剥削。根据“零时”合同,劳动者为了一份最低工资在所有的时刻都得听雇主的,现在在英国这影响到200万劳动者。在欧洲的整个南部,青年的失业率约为40—50%,年轻人被迫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在零售业的工作岗位上挣可怜的工资,从事低工资的职业。以后是退休制度停滞的威胁,我们又回到了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数据表明从80年代以来在全球的北方(包括美国)10%的低收入家庭贫困增加了。另一方面,与超级剥削一起通过绝对的剩余价值也剥削南方的劳动者,为了节省劳动力(相对的剩余价值)采用最新的技术,如同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情况那样。

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正在工作,但是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能再生产,尽管这些劳动力本身为了资本的再生产将不断地取代它。在美国对四分之一的就业的支付低于一个四口之家联邦的贫困线(23050美元)。不仅许多就业岗位领取低工资,而且也是临时的,没有保险。在美国最近三年临时就业的工业比任何其他部门增加了工作。临时工的数量从1970年每天18.5万人增加到1980年的40万人--1963年每年的就业数量。在90年代的经济高潮中,临时就业增加,从每天不到100万人增加到2000年每天近300万人,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劳动力替换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

临时的不确定的合同工领取低工资,在现代许多新东方的经济体已经变成数百万人的规则,当然这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初期的规则。在50和60年代“全面就业”的“金色年龄”是短暂的。富士康是台湾的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公司,它能够对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超级剥削,也使用最新的技术。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是资本主义不平等和综合发展的一个特点。

重要的是看到由于资本对剩余劳动剥削的复杂现实已经普遍化,继续采取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形式;我们应当说已经全球化了。但是这种普遍的现实不应当阻止我们观察在地方的/国家的事务中劳动者的情况看到不同的特别的现实。

让我们记住,甚至2008年的事实以什么方式在前中心国家将劳动者贫困和受剥削的形势加速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加紧将劳动迁移到全球的南方。我们从2008年经历的大危机是前进的全球金融资本的形式与倒退的形式之间深刻对立的形势的表现。

但是这场结构性的大危机(如同1929年的大危机)也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资本反对劳动、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以地方的观念按全球化的模式重新设计。危机将我们引向一个现实,这里资本的两种形式的对抗还没有确定一个胜者,这里也出现了多极的角色,它们的支撑点是国家的社会资本。创造了一种现在存在四个模式的形势,不仅是建立在金融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两个模式,两个争夺权力的模式。

危机

关于2008年危机的原因发生了大辩论,它将加深1999/2001年的危机。辩论的中心思想是“世界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根源是金融”。减少对全球金融危机基本上在金融领域的原因代替对金融的经济领域的辩论,隐藏着权力斗争、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规模,隐藏金融资本倒退的一种形式与另外一种不仅前进而且上升到统治地位甚至提出全球霸权问题的金融资本的形式之间的斗争。但是取代和掩盖的事实导致我们没有观察权力新的模式,不论是单极的模式还是金融的模式,多极的普遍性作为选择出现了。

如同约翰·史密斯在“21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超级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中所说的,北方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恢复了它在70年代由于对南方的超级剥削遭受的利润下降的大部分:“从这些新‘军团’的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而支付很少帮助资本主义制度离开70年代它的黑洞。”在道路上也有变化和改造,应当不再是中心国家的多国公司,变成金融城的全球网络,将多国的公司变成全球的公司,将国家的公司变成地方的公司。但是在这个进程中只有一个部分实现前进,飞跃到成为网络的全球金融资本的形式,与此同时另外的部分没有前进,在实现扩大积累的进程中保持和倒退,但是在与前者的斗争中前进了,发生变革。

从2008年的危机以来,一个事实严厉地强加给我们:债务的增加,债务本质上由美国联邦储备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发行美元构成的。

债务的增加有两个重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允许全球资本的发展,出发点是依附的债务国对阵债权的中心国家的关系,这正在变成债务国家对阵债权的全球金融网络。在债权者是大银行的地方管理机构实践全球的事务。

第二个时期是金融危机的时期,随后是是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今天是地缘政治的危机,这里债务已经从一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在2008年是1比3 ,今天的现实是从美国联邦储备没有支持灵活发行货币(QE)的政策起,两者关系变为1比20。正在运行的模式保障在瘫痪的世界经济中全球人为的—虚拟的收入,直到帝国主义之间金融的斗争确定一名胜者,特别是为了有利于胜者就是全球的金融资本。

但是,因美国联邦储备发行没有支持的美元债务,在所有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之后,造成一种现实,危机的深化影响到国际参考货币。影响到美元作为国际参考货币和储备货币,因为它没有黄金的支持,也没有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的支持。现在美国国内经济已经筋疲力尽,特朗普在选举中获胜。史密斯说,“债务的迅速增长阻止生产过剩(收益性)的危机,但是将全球的金融系统带向停滞点”。我们清楚地看到,2013年6月当美国联邦储备通过本·伯南克主席宣布将利率从0.25%提高到2.5%,造成全球金融大流动的时候,它成为全球金融的第一次“政变”,对于解释当前拉丁美洲的危机没有很多讨论。

为了让帝国主义在全球剥削劳动者可能还有更多的空间。因此,抵消利润率的下降。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来自农村和被遗弃的城市地区后备劳动力大军,以便让他们参加世界化的基本产品的生产(工资经常低于劳动者自己和他们的家人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

但是存在对帝国主义无限提高剥削指数能力的限制,这也是重要的,这是南方(也在北方)不同的兴旺和灵活的劳动者阶级新的和非常多种多样的斗争。全球“经济活动人口”62%是领取工资的劳动力,依靠70%或更多的雇员,资本感到替换劳动力的困难,这在历史上和当前的国际状况中都存在。

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增长,不同是因为提供了新的现实,创造劳动的条件,限定它的社会依附状况,灵活是因为这些劳动者文化上经过培训,在实践的现实中习惯于劳动的多种功能和将正规的收入和非正规的和民众生存的经济收入结合的社会状况,甚至至少保持更多地扭转地位的特点。在一个家庭的核心中收入来源也是灵活的,被迫创造收入以便构成劳动者的购买力,像家庭、民众和国家那样。总之,这是回到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这次是世界范围的,使斗争激化,没有改良主义的气氛。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不能被无限制地抵消,甚至靠灵活的超级剥削。这种趋势和劳动者的组织与国际斗争今天总是“帝国主义之鹰”的致命弱点。

在每个国家世界劳动者的运动发展组织经的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现实,比如在阿根廷33%的劳动是正规部门的(对资本、中小企业和国家的依附关系),37%是非正规的(对资本、中小企业和国家的依附关系),30%是民众的生存经济(依附国家的关系)。还要补充的是直接生产者的现实,他们处于简单的再生产和商品或服务的高度专业化,他们从事劳动,是自己劳动资料的主人,不论是在工业部门或是在农村、商业、建筑、运输等部门都是如此。

他们发展经济—工会的和政治—工会的组织,照搬工会经历的历史经验。大部分来自这些经历或是经验的一部分,尽管不是陪伴。因此开始议论和斗争,提出建议,进行设计和武装起来,以便做到社会立法,使社会的劳资双方数量相等的机构和社会的委员会合法化,作为企业主成为政府的对应者。好像他们是国家的职员,国家应对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负责。当全球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意义上取得进展的时候,其地位超越劳动,超越国家的和民众的事情,继续作为国家存在,国家、人民、劳动者普遍重申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

因为对民众经济33%的劳动者以及非正规的和正规的劳动者的家庭来说,社会的补充收入(从政府的政策来说是是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家庭收入重要的一部分。为此,将补充的社会收入合法化是对民众经济的劳动者的承认,而不是对穷人的补贴,应将民众经济的劳动者的社会机构合法化,将允许他们将民众的组织作为劳动者的工会组织机构化,有权利成为国家劳动者联合会的一部分。

这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的和工会的斗争,有助于劳动者阶级整体上通过多种多样和不同的斗争打破分裂的状态。全球金融资本面对全球的资本将软弱的标志强加给劳动者阶级,在这种新的多样性从不同的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团结出发,也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团结出发,重新创造发展他们的组织、收入和权利的条件。(本文为作者向2017年3月14—16日举行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拉丁美洲研究50年 价值和危机的理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摘要。)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5月1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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