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三天小長假，據説是屈原先生“以死”送給我們的。所以，每到端午，就有人提及屈原。

屈原墜江自殺的故事，出自《史記》。司馬遷把這個故事講得太過簡單，只是用不到2000字講述了屈原老先生的生平。

屈原的生平大致是這樣的：他身為楚國貴族，才華出眾，受楚懷王重用，遭同僚妒忌。在讒言蠱惑之下，老闆不再信任和重用他，甚至將他貶到了邊遠的基層。於是，朝政日非、外交失利、戰略失策，國家危機。大環境的日益惡化，加上個人遭到排擠，屈原終於在流放地汨羅江自殺而亡。

反覆讀這個故事，我覺得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把屈原看成是一個官場失意的抑鬱症患者。他的自殺，直接原因不是憂國憂民，而是在權力鬥爭失敗之後，個人意志消沉，從而抑鬱。對於重度抑鬱症患者而言，如果得不到及時的醫治，死，就是解脱。屈原的跳江，更多是為了自我解脱。

屈原有自己的內政外交主張，他的同僚另有政治主張。這是自然而然的。主席説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然擁有相同政治綱領的黨內“同志”都會有不同的派別，那麼楚懷王的時代，臣子之間更不可能“統一思想”。

總之，屈原得意過，但最終失意了。

在司馬遷那裏，楚國的朝政日趨不堪，與秦國的外交和戰爭練練失利，被認為是屈原的主張未被採用造成的，這顯然是無法證實的——這是以結果推倒原因，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史記》裏説，屈原被貶後，齊懷王聽信秦國使者張儀的蠱惑，秦國會割讓六百里的土地。結果，後來秦國説從沒説割讓六百里，只説過割讓六裏。楚王大怒，興師問罪出兵伐秦，秦國反擊，大破楚軍，斬首8萬，多得楚國的漢中之地。

司馬遷的潛台詞是，如果沒有屈原的被貶，楚國就不會有如此打敗。可是，歷史不可假設，即便屈原不被貶，即便他的政治主張完全被採納，誰能保證楚國就不戰敗失地呢？因為楚國的失敗與否，不僅與楚國的政策是否正確有關，還與秦國的戰略和政策是否更正確有關。

楚國的戰敗，應該是加劇了屈原的鬱悶。但屈原的鬱悶，根源還是還是權力鬥爭失敗。國家的失敗，不過是強化他的個人的失敗感，強化了他的理想的幻滅感。

殊不知，這一思想，後來很多時候成了權力鬥爭的外衣。帝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帝王如初戀，“奸臣”為了自己的利益忠君愛國，“忠臣”為了自己的理想忠君愛國。而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忠臣的理想並不比奸臣的利益靠譜。

岳飛“直搗黃龍”迎回徽欽二帝的理想，有多少意義呢？進一步而言，南宋趙家的王朝持續更長的時間有多少意義呢？難道趙家不比岳飛更關心自己的天下嗎？趙構用秦檜冤殺岳飛一家，説明在帝王時代，當一個“忠臣”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在帝王眼裏，沒有忠臣奸臣，只有被驅使的奴僕和狗。一旦明白這一點，就很容易鬱悶甚至抑鬱。

韓世忠後來就明白了。

岳飛被殺之後，他的好朋友韓世忠就因為明白而“抑鬱”了。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韓世忠，在岳飛死後辭官不做，閉門不出，借酒澆愁，鬱鬱而終。

在趙構看來，秦檜與岳飛沒有忠奸之分只有路線之分。路線之分的現實呈現，不就是權力鬥爭麼？

為什麼總是有那麼多的權力鬥爭呢？因為帝王的時代，權力過於集中。

權力越集中，對權力的爭奪就必然越血腥。帝王時代的權力鬥爭，必然是極為慘烈的。父殺子，子弒父，兄弟相殘，這樣的故事在宮廷裏史不絕書。骨肉至親尚且如此，同僚之間，有些你死我活、互相斬草除根的明爭暗鬥，再正常不過。

帝王時代，內政外交、生殺大權集於帝王一人之身。圍繞在他身邊的人，或者説有資格圍繞在他身邊的人，都在從事“極高風險、極高收益”的工作。伴君如伴虎嘛。

伴虎者總是面對兩種極端未來：受帝王寵信，從而得高收益；被帝王嫌棄，萬劫不復。這兩種未來，都容易讓人惶惶不可終日，消解這種焦慮的辦法，就是權力鬥爭，於是，明爭暗鬥互相傾軋在所難免，想出淤泥而不染絕無可能。

世道如此，事到如今，端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