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鴻超《槍桿、筆桿與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2017-07-12  RFA

戴鴻超與他的著作《槍桿、筆桿與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Public Domain）

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前半段的主人公是蔣介石，後半段的主人公是毛澤東。這兩名叱吒風雲的國、共領袖，憑藉槍桿子、筆桿子和權術打天下、治天下，關於各自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對蔣毛兩人的比較研究，卻是一項空白。曾任美國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的戴鴻超，多年來研究蔣毛的統治術，他的《槍桿、筆桿與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一書，是第一本深入探討蔣、毛二人的治國之道與成敗原由的力作。

近代中國災難深重，從太平天國、義和團到辛亥革命、新舊軍閥溷戰、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其結果一言以蔽之，“只剩下渣滓”。連毛澤東也承認：「共產黨裡面的好人都死光了，剩下來的都是渣滓。」他本人就是渣滓中的渣滓。美國探險家兼耶魯大學教授杭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著作中說過：「一個中國人如果沒有畸形發達的自私心，就過不了那麽殘酷的荒年。」中國二千年的歷史，一多半是兵荒馬亂的時間，惟有“厚黑無形”之人，方能“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些解衣推食、愛人如己的好人，荒年時都死光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更是一部優敗劣賸的逆向淘汰的歷史：人品更好的黃興、宋教仁競爭不過人品更壞的孫文；人品更好的陳炯明、胡漢民競爭不過人品更壞的蔣介石；人品更好的陳獨秀、瞿秋白競爭不過人品更壞的毛澤東。

作為江浙“城市流氓”的蔣介石打敗了比他更君子的北洋軍閥，當遇到比他更心狠手辣、更不擇手段的湖南“農村流氓”毛澤東，他就只能垂頭喪氣地逃亡台灣孤島了。江浙“城市流氓”蔣介石被湖南“農村流氓”毛澤東打敗，這不單單是他們個人的成敗得失，更是“黃色文明”擊敗“藍色文明”。爲本書作序的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着落。”

在人吃人的社會，要命吃人，要麼被吃，少有其他選擇。旅居加拿大的評論人蘇賡哲嘆息說：“在國共殘酷鬥爭中，被國民黨抓去而堅持理想，不願屈服變節的共產黨人會被處死；在戰壕內替戰友頂子彈、衝鋒肉搏奮在前的，生存機會也比較淼茫。即使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環境仍然一樣，仍是人噬人的世道，不肯出賣朋友的人，會被貎似老友的人出賣。”前輩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文學江湖》中寫到兩蔣時代的台灣，並非人間天堂，也是一個爾虞我詐的鱷魚潭。所以，王鼎鈞在臨近退休之時斷然決定移居美國，一定要體驗一下不是流氓統治的社會和自由的滋味。蔣介石和毛澤東給中國人一份最可怕的禮物：在這個國度，“比壞”才能生存下來。

槍桿子

蔣毛獨裁者地位的形成，首先靠槍桿子。毛澤東用“槍桿子裡出政權”赤裸裸地說出了真相，蔣介石則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講那些禮義廉恥的套話。

戴鴻超本書中指出，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總結出諸多失敗的原因，如對美外交失敗、爭取知識分子失敗、國民黨內部嚴重腐敗、蘇俄對共產黨大力支持等。但歸根結底，蔣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還在軍事方面。“他允許軍閥保留自己的軍隊，游離於中央控制之外，各自為政，相互傾軋，而從未像毛領導的共軍一樣，指揮統一，意志集中，具有高度的戰鬥精神。他以陣地戰應對毛的游擊戰，失去機動，時時受制，處處挨打。他未能洞察共產黨間諜對其軍隊的廣泛與深入滲透，予以有效防止。”

我同意這一論斷，但這一論斷又跟作者對蔣早期軍事生涯的高度評價自相矛盾。作者認為，蔣在北伐及中原大戰等內戰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尤其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短短四年中，蔣完成了東征和北伐兩大軍事任務，擊敗至少十倍於他的敵人，“他從一個率領‘三千子弟兵‘的軍官，躍升爲中國最高軍事領袖，統帥百萬之師；把中國從分割之局，帶上了統一的道路”。

然而，在表面的輝煌的背後，是千瘡百孔、謊言密布的事實：國民黨軍隊是靠蘇俄幫助訓練並裝備先進武器才“麻雀變鳳凰”，絕非蔣介石有“點石成金”的本領。北伐中重要戰役的指揮者，除了在蘇俄內戰中戰功卓着的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其他多爲非蔣嫡系的將領，如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等，他們打贏了關鍵性的武漢戰役和龍潭戰役——蔣介石在這些戰役中都缺席。在敵人並非最強的福建戰場即徐州戰役中，蔣及其嫡系將領何應欽屢遭敗績、灰頭土臉，懦弱無能的何應欽偏偏就是受到蔣的重用。

其次，蔣在北伐及後來與馮玉祥、閻錫山和桂系等的幾場戰爭中，勝利主要不是靠戰場上得來，而是靠幕後的分化瓦解、收買招安。比如，在一九二九年的蔣桂戰爭中，蔣勸誘隸屬於白崇禧的原湖南官兵“打倒桂系回故鄉”，使得桂系軍隊被分割，一觸即潰。在一九三零年的中原大戰中，蔣以重金賄賂東北的張學良揮師入關，致使敵對方瓦解。在這些戰爭中，蔣並未顯示出他具有軍事指揮方面的天才。蔣在內戰中收編各路軍閥，那些軍隊仍然與中央軍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從而埋下此前作者指出的蔣介石軍事失敗原因的伏筆：國民黨的軍隊從一開始就是魚龍溷雜、泥沙俱下，這是蔣無法克服的“歷史遺留問題”。

就槍桿子的運用而言，蔣毛都不是職業軍人：蔣介石曾短暫留學日本，所受的只是振武學堂的初級訓練，大致相當於今天中專畢業生的水平。毛澤東更未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其戰略戰術都是在“農村包圍城市”的盜匪生涯中逐步形成的，更接近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之流。

毛比蔣更能用人。毛以漢高祖劉邦自居。劉邦問手下第一勐將韓信：“你覺得我能帶兵多少？”韓信說：“最多十萬。”劉邦又問：“那你呢？”韓信說：“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劉邦反問：“那麼，如果你要造反，我是不是只有束手就擒？”韓信的最後一句話是畫龍點睛之筆：“主公是駕馭將軍的君王，我是駕馭士兵的將軍，所以我只能受制於主公。”毛也是如此。比如。毛在井岡山時期就發現了林彪的將才，對其破格提拔。一九三零年，年僅二十三嵗的林彪出任紅軍第一主力紅四軍軍長，此後逐漸成為中共軍中第一悍將。在遼瀋會戰中，前線的林彪與後方的毛澤東對戰局的看法存有分歧，毛賦予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權限。林彪無拘無束、大開大合，果然大獲全勝。在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時代，毛對不同派系的將領都頗為尊重，給予相當大的自由權限。

與之相比，蔣介石固守黃埔系，打壓其他背景的將領。只要對其忠心，將領無論如何腐敗無能，蔣都給予放縱和寬宥。比如，湯恩伯在一九四四年全軍潰敗，失去河南大部，蔣對實際情況很清楚：“湯有勇無謀，又爲走私貨財所害，不能專一於軍事。”但他非但沒有懲罰湯恩伯，反倒繼續委以重任。在國民黨軍隊內形成了一個高度諷刺的現象：越是腐敗無能的將領，越是靠對蔣表忠心和熘鬚拍馬而獲得升遷。反之，最有才華、最具個性的將領，偏偏不被蔣介石所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神”孫立人，雖立下赫赫戰功，卻因有留美的經歷而被蔣猜忌和排斥。孫立人在東北戰場已經打敗了林彪的軍隊，若蔣介石任命孫立人擔任東北最高軍事和行政長官，而不是重用無能的黃埔弟子杜聿明，東北的局勢未必會江河日下。若東北能守住，全國就不會糜爛到不可救藥的境地。其次，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喜歡越級指揮，甚至直接指揮團級軍官，造成指揮系統紊亂，前方將士無所適從，而他本人自信漫漫，渾然不知自己才是前線敗績之罪魁禍首。

筆桿子

中國的統治者向來依靠兩手掌權，一手爲槍桿子，一手爲筆桿子，蔣毛也不另外。戴鴻超指出：“秦始皇建立起中國歷史的兩個傳統：一是維持君王專制政府，另一個是由政府樹立正統思想。前者傳統維持了兩千多年，到辛亥革命為止；後者傳統則持續到蔣介石與毛澤東時代。”蔣毛之爭，既是槍桿子之爭，也是筆桿子之爭，前者爲正，後者爲副，兩者結合，方是“天命所歸”。

在筆桿子方面，蔣同樣敗給了毛。蔣介石繼承中國古代的“大傳統”，即儒家傳統。他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恢復四維八德，並制定國民守則十二條，以實踐傳統道德觀念。蔣一輩子堅持寫日記，韌性可嘉，但其真實性如何，史家仁者見仁。蔣在日記中迴避與上海灘流氓頭子杜月笙等人交往的經過，對掘開花園口大堤導致百萬民眾死難亦毫無痛惜。蔣的最重要著作是《中國之命運》，這本由陶希聖起草初稿的書稿，蔣親自修訂多次，“自信此書對於國家與民族之影響，將愈久愈大，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書的中心思想是恢復儒家倫理，宣揚民族主義，反對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然而，這本書並沒有引起中國知識階層的共鳴，反而讓他們反對它。美國學者羅丹（Daniel. Knorr）評論說：“《中國之命運》讓深受五四影響、渴望報國的知識分子造成巨大打擊。對於這本被奉爲國民黨‘聖經’和蔣總裁‘我的奮鬥’的書，知識分子的抵抗也只有拒絕閱讀。知識分子要麼消極應付，聽憑國民黨操縱中國的命運；要麼奮起發聲，喊出他們心中的中國之命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在文化陣線跟軍事領域一樣是一敗塗地。

毛則是中國的“小傳統”，即民間草莽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澤東雖然只受過粗淺的師範教育，卻在筆桿子的運用上超過蔣介石，更勝過以北大學人爲代表的菁英知識分子群體。毛澤東的文集和語錄，在文革時代人手一冊，在全球的發行量僅次於聖經。毛的文章比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章更通俗易懂、更深入人心。在中共建政之後的黨內鬥爭中，毛通常都是從文宣領域對政敵發起致命攻擊，誰能想到聲勢浩大的文革運動居然由名不見經傳的姚文元的一篇《論海瑞罷官》引發？此文經過毛親自字斟句酌、數易其稿，儼然如同策劃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以口號宣揚政策方面，戴鴻超發現，蔣習慣用四字成語，蔣基本上用清末的語言，未經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洗禮。如“安內攘外”、“禮義廉恥”、“以德報怨”、“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等，一股腐儒的氣息撲面而來。敗退台灣之後，蔣最常用的口號是“無忘在莒”， 這個典故來自於戰國時期，齊國被燕國打敗，只剩下兩個城市，其中一個叫莒。大將田單在此經過五年的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終於將燕國打敗、收復失地。蔣在台灣的處境與之相似，遂手書此四個大字，刻在石碑之上，置於金門太武山頂，鼓勵軍民。但是，若無相當的古典文化修養，普通民眾無法理解這個詞語的意思。不能讓人一讀就懂、口耳相傳的口號，註定了就是死的口號。

而毛善於使用民眾的口語，甚至是土語、俚語，來宣傳其政治主張。比如，他用“長征”這個詞語掩蓋紅軍敗逃的真相，重新鼓起士氣；他蔑稱美國和蘇聯兩大超級強國是“紙老虎”，宣稱如今是“東風壓倒西風”，以此喚起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蔣介石未能創造出類似的、可深入人心的話語體系，蔣把握民間的脈動遠比毛遲鈍。

屠夫

在我看來，本書最大的缺陷在於，作者雖然翻譯過《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並對蔣介石有過若干研究，知曉這兩名獨裁者犯下的種種罄竹難書的罪行，也知道他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卻仍然從大部分海外華裔學者難以避免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企圖“客觀理性”地給予蔣毛二人的“歷史貢獻”某些正面評價，比如：促成中國的統一、建立龐大的國家武力、致力於創建大市場、幫助中國人恢復了自信心、爲興起中的超級強國奠定了基礎等等。

我無法認同作者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這些肯定性評價。若希特勒沒有戰敗，這些讚譽也可以放在希特勒身上。希特勒讓德國從一戰失敗的絕望中崛起，比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功勞更大。但是，如同法國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所說“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絕對正確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之上也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暴君屠夫應當被全盤否定、徹底批判，所謂歷史學家“客觀理性”的立場本來就是一種幻象。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羅穆爾（Rudolph Joseph Rummel）在其著作《政府屠殺》（《Death by Government》）一書中提出，二十世紀極權統治者對其人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屠殺，經過詳細統計，屠殺人數最多的前五名依序是史達林、毛澤東、希特勒、蔣介石以及列寧。他認為，極權是導致屠殺最主要的因素，民主制度則具有權力分散以及呈現多元利益的好處，同時也可促進和平。我發現，中國是惟一一個爲暴君屠殺排行榜提供兩個“英雄”的國家，這是中國的驕傲，還是中國的羞辱？

在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中，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擁有大批支持者。尤其是毛澤東，是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偶像，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有限的批評毛澤東的自由也被取消。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因微博轉發諷毛文章而遭到毛粉圍攻、責罵和抗議，隨後被當局相繼免除省政府參事和政協常委，並被校方勒令停職檢查、記過處分和強迫退休。在信息被篩查、歷史被扭曲的中國，出現對毛的崇拜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在西方上流社會，毛依然是一個上得了枱面的歷史人物——奧巴馬的夫人米歇爾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上有毛澤東頭像的卡片，他們夫婦是覺得毛很偉大，還是足夠酷？所謂的“毛家菜”出現在中國各地及全球的唐人街，人們熟視無睹，甚至進去大快朵頤。但如果有人開設希特勒餐廳或波爾佈特餐廳，估計早就被人們砸毀或告上法庭了。

毛澤東必須被徹底否定。荷蘭歷史學家馮客完成了「人民三部曲」，其持久性的價值在於完整地呈現了毛澤東治下的恐怖真相。馮客主張毛澤東應該接受希特勒與史達林一樣的待遇——後人應該把他視為令人髮指、專門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但是，不僅毛澤東崇拜近年來在中國死灰復燃，在以文明進步自詡的歐洲和美國，很多人也不認為毛澤東可以跟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為什麽呢？馮客認為，西方對毛澤東存有東方主義的誤讀，其遺毒更加劇烈，它在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第一，中國的受害者不會得到跟西方受害者一樣的同情；第二，西方還可以把毛當成一位可以提供神秘古老、孔子式智慧的人物。

關於蔣介石，在台灣有一部分“深藍”政治立場的人崇拜蔣介石，定期去慈湖拜謁蔣介石尚未入土的遺體；在中國，更有部分反對共產黨的人士組建“泛藍聯盟”，將獲救的希望寄託到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身上——這是一種頑童式的思維方式：一個屠殺了一千萬人的獨裁者，難道真的比另一個屠殺了四千萬人的獨裁者善良嗎？

我盼望着有一天，華人世界裡出現一本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兩大獨裁者同時釘在恥辱柱上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