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2  RFA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Public Domain）

徐承恩之《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堪称半部“遗民史”。秦汉时代，岭南诸民族即奋力抗拒来自北国的殖民统治和汉化政策；元朝覆灭南宋、满清取代明朝，中原士族纷纷南迁至此一天高皇帝远的荒岛；一九一二年，清朝覆亡于辛亥革命之时，有清遗民宁可移居英国治下的香港，也不愿接受民国的统治；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颠覆民国，更有在意识形态上绝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民众逃难至香港，形成了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生生不息的反共传统。

香港开埠虽不足两百年，但香港依托的岭南文化却源远流长，在语言、文字、信仰、习俗乃至饮食上都别具一格。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广东（有时也包括广西）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的时间多于被统一的时间。而香港是中国的“逃城”，无论先来后到，香港居民有点像当年英国以“不从国教者”自居、乘坐五月花号奔赴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从富庶之地到蛮荒之地“逆向移民”。清教徒是“分离主义者”（seoaratists），不愿与英国国教中的腐败现象同流合污；清教徒又自愿形成另一种命运共同体——尚未登陆，他们便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组成了“公民政治体”（Civil Body Politic），由此在普利茅斯形成了“小小共和国”。香港人虽然没有远赴北美“应许之地”的“天路客”的信仰传统和历史机遇，但从“逃离”和“重建”之角度进入香港的历史与现实，就能顺理成章地理解这座城市为何是“叛逆之城”、这个族群为何是“反抗之民”。
长期以来，香港被趾高气扬的“北京中心主义者”视为充满铜臭气味的“文化沙漠”。金庸在香港写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其价值观却是华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有趣的细节是：在道义和功夫两个层面，平民出身的“射鵰英雄”郭靖都高于铁蹄踏遍亚欧两大洲的蒙古大汗。虽然中国一度亡于蒙古帝国，金庸却在小说中以精神胜利法让蒙古向中国低头，如同香港武侠片中霍元甲打败西洋和东洋武士的情节让观众大呼过瘾。香港的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北伐”成功，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浸泡其中；但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却是大中华和大一统、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本身就何其弔诡。

香港主体性的建构，外在的催化剂是中国取代英国成为新宗主国之后，北京政府强推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野蛮政策，让香港人产生了“去中国化”的想象与实践。第一部建构香港主体性的着作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但作者只是反对“政治中国”，而痴迷于“文化中国”，如同明朝灭亡之后的朝鲜儒生，以明朝衣冠对抗满清蛮夷，徒增笑柄。更年轻一代的徐承恩没有“五千年华夏文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虚骄和自恋，他以严谨的历史考据、广阔的国际视野、高屋建瓴的普世价值，书写香港的前世今生，并爲香港找寻“告别中国”之后必需的“以民主、自由、公平和平等为己任的公民国族意识”。香港一直没有一部具备香港主体性的香港史，“自己的历史自己写”，香港人写香港本位的香港史，始于徐承恩。

不是鬱躁，而是觉醒

在本书的导论中，徐承恩引述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先驱者马丁•路德之名言“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来自我勉励，并宣称：“香港国族主义是笔者的立场，也是香港七百万被邻国帝国主义压迫者之立场。我无法爲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公正持平’，不以香港国族的立场写香港的历史故事！”此掷地有声之言，让人肃然起敬。

作者以“城邦”爲书名、以“民族”爲副题，正如台湾学者吴叡人所论，《鬱躁的城邦》的历史叙事融合了“城邦”与“民族”两种视野，呈现了某种“香港民族城邦史”的特质，在城邦论与民族论之间架起一道对话的桥樑。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城邦”这个词彙和观念如何在汉语文化中激发出创造性思维。

在东周之后的中国政治传统中，只有“天下”而无“城邦”，只有臣民而无公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中国的君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享有无限权力，却不负任何责任；欧洲的君主则只是贵族中相对强大的那个而已，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由“选帝侯”选举产生，权力有限，亦需负责。

城邦概念自近代进入中国，严复、梁啓超均有论述。而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思想解放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人物——林昭和顾准，其思想中都具备反对中央集权的“城邦论”。独立记录片导演胡杰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首先将将被中共虐杀的林昭从历史的泥潭中打捞出来。影片中提及，林昭的父亲彭国彦于一九二二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其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而后，独立学者傅国涌在台湾国史馆查找到彭国彦的档桉资料，彭国彦在国民政府任职并加入国民党，但对国共两党的暴力夺权、中央集权模式并不认同。或许，在北大被打成右派、革命激情退潮之后，林昭从父亲那裡发现了“爱尔兰自由邦”那笔财富，进而寻觅到被遮蔽在铁幕另一边的欧洲城邦史及基督教史，并以此作爲颠覆毛主义的思想武器。

同样也是右派的经济学家顾准说过：“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出未来方向的。”顾准在生存困厄、资料有限的情形下，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在西方是中学教科书中的常识的希腊城邦文化，在中国却需要由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像盗火一样盗来。对此，独立学者李劼评论说：“顾准在一个全然封闭的意识形态铁桶里，能够抬起思想者的头颅，向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致敬并且表达其衷心向往，不啻叛逆，几近先知。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籍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的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城邦论可以破解大一统魔咒，从而让顾准的自由主义纯度更高。
徐承恩是继林昭、顾准和陈云之后第四位倡导城邦价值的学者。这又让我想起四川学者冉云飞所着的地方史着作《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冉云飞将长期被当作“帝国边缘”的成都形塑成另一个“中心”——当“中心”变多时，也就无所谓“中心”了；当成都、香港能与北京、上海、长安併肩而立时，中央也就支离破碎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国国旗在雨中缓缓降下，香港跟昔日的台湾命运相似，是“被出卖的亚细亚孤儿”，香港的所谓回归，从来没有徵求过港人自己的意愿。二零一四年，香港“佔领中环运动”（或者用徐承恩的说法“遮打革命”）无疾而终，所争取的普选目标仍如水月镜花。徐承恩用“鬱躁”这个比较悲观的词语形容当下香港的处境——“鬱躁”不仅指香港炎热的亚热带气候，更是指港人在独裁中国庞大阴影下焦虑与无助的心态。吴叡人以“高贵的鬱躁”爲推荐序之标题，试图赋予这场“蚂蚁对抗大象”的斗争多几分亮色；我却更爲乐观地认为，当下的香港，最佳的定语不是“鬱躁”，而是“觉醒”。

香港若沉入大海，不能完全诿过于共产党的邪恶、英国的撒手、资本家的贪婪、知识阶层的怯懦以及中共安排持单程证来港的港奸之卑贱——每一个港人，都有主宰自己命运、诚实地生活的权利和责任。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而港人已然觉醒。香港不会步西藏之后尘，香港已然走上了新加坡的独立建国之路。而且，当年的新加坡是被动地走向独立，今天的香港则是主动地走向独立。

真学术不在学院，而在民间

《鬱躁的城邦》是一本跨越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杰作。发人深省的是，徐承恩不是一名学院中人，《鬱躁的城邦》也不是一部由学院孕育出的着作。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学院已不再是原创思想诞生之地。

大学的僵化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即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罗素•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对美国学术界作出严厉批判。他发现，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大学教师，正在取代自由撰稿、具有波西米亚精神、大胆前卫的知识分子；而学术圈的层级制度，“对于富有想像力与冒险精神的思想家大为提防”。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纽顿•艾文指出，一种“新的美国学者类型”，亦即“管理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正到处得势，大学的教授们“放弃了广泛、满足求知欲、开拓冒险，以及合乎人道的研究”。评论家米尔斯也感叹说：“知识分子就阶级、地位和自我认知来看，已经成为较为稳当的中产阶级，坐办公桌的人物，住在令人称羡的郊区。”米尔斯呼吁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社会的道德良知，坚守“真理政治”。
今天，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拥有一个学校的地址，没有的话就要被阻挡在外。如果身处名校，教授们刻意使用印有大学徽章的信笺，似乎这能带来无尚光荣。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霍夫斯塔特指出：“知识分子被大学所吸收，意谓着他们不仅丧失了传统固有的反叛风骨，而且就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也已停止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了。”虽然美国的大学持续鼓励出版发表，但主要是爲了学校的荣誉，而它们奖赏凡庸的频率高于鼓励卓越，并且对持有异议对教职员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乖乖就范。

香港的大学更是如此。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媒体的新闻自由和大学的学术自由急剧下滑。二零一七年初，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给香港的自由指数的综合评分为六十一分，较上一年下降两分，自由度评级为“部分自由”。在从一分到七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是五分和二分。“自由之家”预测说，香港的自由度还将在未来继续下降。这个组织认为，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于北京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干预，表现在香港五位书商“被失踪”、北京单方面解释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

共产党百般渗透、操控的香港学界，作为香港高等教育旗舰的香港大学首当其冲。倾向民主的法学家陈文敏的港大副校长任命受阻，发起佔领中环运动的法学教授戴耀廷受打压，港大校长马斐森未完成任期即辞职……寒蝉效应不断扩大，大学师生道路以目。香港大学教师的待遇在全球首屈一指，谁愿意因说真话失去教职呢？吴叡人感叹说：“所谓的学院史家大多已在学术体制和新宗主国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规训下丧失了勇气、想像力，以及道德热情。”出身香港的旅美学者孔诰烽对当前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状况有如是评论：“今天香港主流人文社科学界中人，有的忙于应付在西方期刊发表着述的压力，因而要不由自主地沾染西方学界无视香港存在之偏见；有的在北京的政治正确史观之下诚惶诚恐，不敢还原香港主体历史的原貌；有的被旧民主派的大中国偏执长期禁锢，而本能地将香港主体置放在从属于中国主体的低等位阶；有的心智和时间，长期被各种以中国学生爲对象、以盈利爲根本的自资课程蚕食。”学术只有的丧失，是“香港价值”岌岌可危的标志。

处庙堂之高，则只能生产御用之学问；处江湖之远，方有自由之思想。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很多一流知识分子自觉地身处学院之外，如塑造了现代美国精神的爱默生，以及自称“咖啡馆文人”的本雅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也是如此：从章太炎以下，直到当下的华语文化圈中，李劼、毛喻原、何清涟、冉云飞、余世存等人，无不是自我放逐之后，方获得心灵自由。徐承恩亦可归入此一“自由学人序列”，愿他永远保有自由之身和自由之魂。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在如今五毛猖獗、文革氛围浓鬱、越境绑架桉频发、中共特务、黑帮与警察称兄道弟的香港，写作《鬱躁的城邦》这样的着作，不仅需要“史识”，更需要“史胆”。富庶的香港最缺乏的就是勇气和良知。徐承恩在没有学术基金资助的情形下自行撰写《鬱躁的城邦》，让我想起了以宋遗民自居的郑思肖发奋着《心史》、以民国遗民自居的陈寅恪发奋着《柳如是别传》的往事。

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曾献策抵抗元人南侵军队，未被朝廷採纳。宋亡，隐居吴中，发奋着述。坐卧必向南，自号「所南」。郑思肖专工画兰，特徵为花和叶萧疏，画兰不画土地和根，寓意宋朝沦亡。他将一生着作的精华彙编成《心史》，装入铁匣，沉入井中。明末崇祯年间，苏州久旱，抗旱者在古井里发现一具铁函，里面藏有《心史》一部。此时，明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局势宛如南宋末年。人们争相传抄、刊刻此书。

《心史》刊刻之后，一度遭到清廷查禁。《心史》中“陆沉未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的诗句，爲吕留良的再传弟子沉在宽所引用，却为其引来杀身灭族之祸。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公布沉在宽罪状的谕旨，抓住“陆沉不必由洪水”这句话作文章。“神州陆沉”比喻国土沦陷，不言自明；沉氏以此将满清喻为洪水勐兽，乃是旧典新用。

国共易帜之后，留在岭南、拒不北上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对郑思肖的推崇来曲折表达其心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旧本。」并又赋诗曰：“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据《晋书•孙盛传》，孙氏所撰“《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其中如实记载权臣桓温枋头之战失利事，桓温要求删改，并威胁“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诸子要父亲为全家百口计改动原作，孙盛不从，但“诸子遂尔改之”，孙盛就写了两定本寄往辽东以存其真。

陈寅恪的複杂心情少有人知，偏偏被未曾与之谋面的后辈学人余英时触摸到。一九五八年秋天，年轻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陈寅恪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捍卫，影响了余英时的人生与学术之路。多年之后，余英时旅居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书院院长，在香港的文化和学术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徐承恩在书中引用余英时反思中国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无形中也淹没了很多东西。很早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人们歌颂秦始皇的功业，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没了。”余英时的思想超越了被天下观念所囿的新儒家诸大师，这段话宛如是对当下的香港人所说。

从郑思肖到陈寅恪，从余英时到徐承恩，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以人生爲学术，以历史爲战场，正应了史学大师贝嘉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香港本土运动和本土意识仍在不断深化与提升之中。在此意义上，《鬱躁的城邦》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精彩的续集，有待每一名热爱香港和热爱自由的港人来书写。我这个不能踏上香港土地的天涯旅人，在遥远的他乡等待着阅读更为精彩的篇章，那就是《香港独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