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2 RFA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Public Domain）
徐承恩之《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堪稱半部“遺民史”。秦漢時代，嶺南諸民族即奮力抗拒來自北國的殖民統治和漢化政策；元朝覆滅南宋、滿清取代明朝，中原士族紛紛南遷至此一天高皇帝遠的荒島；一九一二年，清朝覆亡於辛亥革命之時，有清遺民寧可移居英國治下的香港，也不願接受民國的統治；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顛覆民國，更有在意識形態上絕不接受共產主義的民眾逃難至香港，形成了香港半個多世紀以來生生不息的反共傳統。
香港開埠雖不足兩百年，但香港依託的嶺南文化卻源遠流長，在語言、文字、信仰、習俗乃至飲食上都別具一格。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廣東（有時也包括廣西）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的時間多於被統一的時間。而香港是中國的“逃城”，無論先來後到，香港居民有點像當年英國以“不從國教者”自居、乘坐五月花號奔赴美洲新大陸的清教徒，從富庶之地到蠻荒之地“逆向移民”。清教徒是“分離主義者”（seoaratists），不願與英國國教中的腐敗現象同流合污；清教徒又自願形成另一種命運共同體——尚未登陸，他們便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組成了“公民政治體”（Civil Body Politic），由此在普利茅斯形成了“小小共和國”。香港人雖然沒有遠赴北美“應許之地”的“天路客”的信仰傳統和歷史機遇，但從“逃離”和“重建”之角度進入香港的歷史與現實，就能順理成章地理解這座城市為何是“叛逆之城”、這個族群為何是“反抗之民”。
長期以來，香港被趾高氣揚的“北京中心主義者”視為充滿銅臭氣味的“文化沙漠”。金庸在香港寫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其價值觀卻是華夏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最有趣的細節是：在道義和功夫兩個層面，平民出身的“射鵰英雄”郭靖都高於鐵蹄踏遍亞歐兩大洲的蒙古大汗。雖然中國一度亡於蒙古帝國，金庸卻在小說中以精神勝利法讓蒙古向中國低頭，如同香港武俠片中霍元甲打敗西洋和東洋武士的情節讓觀眾大呼過癮。香港的武俠小說和武俠影視“北伐”成功，我的青少年時代是浸泡其中；但其內在的思想脈絡卻是大中華和大一統、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這本身就何其弔詭。
香港主體性的建構，外在的催化劑是中國取代英國成為新宗主國之後，北京政府強推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野蠻政策，讓香港人產生了“去中國化”的想象與實踐。第一部建構香港主體性的着作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但作者只是反對“政治中國”，而痴迷於“文化中國”，如同明朝滅亡之後的朝鮮儒生，以明朝衣冠對抗滿清蠻夷，徒增笑柄。更年輕一代的徐承恩沒有“五千年華夏文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虛驕和自戀，他以嚴謹的歷史考據、廣闊的國際視野、高屋建瓴的普世價值，書寫香港的前世今生，並爲香港找尋“告別中國”之後必需的“以民主、自由、公平和平等為己任的公民國族意識”。香港一直沒有一部具備香港主體性的香港史，“自己的歷史自己寫”，香港人寫香港本位的香港史，始於徐承恩。
不是鬱躁，而是覺醒
在本書的導論中，徐承恩引述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先驅者馬丁•路德之名言“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來自我勉勵，並宣稱：“香港國族主義是筆者的立場，也是香港七百萬被鄰國帝國主義壓迫者之立場。我無法爲了所謂的‘政治正確’和‘公正持平’，不以香港國族的立場寫香港的歷史故事！”此擲地有聲之言，讓人肅然起敬。
作者以“城邦”爲書名、以“民族”爲副題，正如台灣學者吳叡人所論，《鬱躁的城邦》的歷史敘事融合了“城邦”與“民族”兩種視野，呈現了某種“香港民族城邦史”的特質，在城邦論與民族論之間架起一道對話的橋樑。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城邦”這個詞彙和觀念如何在漢語文化中激發出創造性思維。
在東周之後的中國政治傳統中，只有“天下”而無“城邦”，只有臣民而無公民，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中國的君主“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享有無限權力，卻不負任何責任；歐洲的君主則只是貴族中相對強大的那個而已，比如神聖羅馬帝國的君主由“選帝侯”選舉產生，權力有限，亦需負責。
城邦概念自近代進入中國，嚴復、梁啓超均有論述。而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思想解放產生重大影響的兩個人物——林昭和顧准，其思想中都具備反對中央集權的“城邦論”。獨立記錄片導演胡杰拍攝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首先將將被中共虐殺的林昭從歷史的泥潭中打撈出來。影片中提及，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於一九二二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其畢業論文是《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而後，獨立學者傅國涌在台灣國史館查找到彭國彥的檔桉資料，彭國彥在國民政府任職並加入國民黨，但對國共兩黨的暴力奪權、中央集權模式並不認同。或許，在北大被打成右派、革命激情退潮之後，林昭從父親那裡發現了“愛爾蘭自由邦”那筆財富，進而尋覓到被遮蔽在鐵幕另一邊的歐洲城邦史及基督教史，並以此作爲顛覆毛主義的思想武器。
同樣也是右派的經濟學家顧准說過：“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出未來方向的。”顧准在生存困厄、資料有限的情形下，完成了《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在西方是中學教科書中的常識的希臘城邦文化，在中國卻需要由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像盜火一樣盜來。對此，獨立學者李劼評論說：“顧准在一個全然封閉的意識形態鐵桶里，能夠抬起思想者的頭顱，向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致敬並且表達其衷心嚮往，不啻叛逆，幾近先知。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不僅以此標畫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而且還籍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於歐洲的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臘史學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城邦論可以破解大一統魔咒，從而讓顧準的自由主義純度更高。
徐承恩是繼林昭、顧准和陳雲之後第四位倡導城邦價值的學者。這又讓我想起四川學者冉雲飛所着的地方史着作《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冉雲飛將長期被當作“帝國邊緣”的成都形塑成另一個“中心”——當“中心”變多時，也就無所謂“中心”了；當成都、香港能與北京、上海、長安併肩而立時，中央也就支離破碎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國旗在雨中緩緩降下，香港跟昔日的台灣命運相似，是“被出賣的亞細亞孤兒”，香港的所謂回歸，從來沒有徵求過港人自己的意願。二零一四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或者用徐承恩的說法“遮打革命”）無疾而終，所爭取的普選目標仍如水月鏡花。徐承恩用“鬱躁”這個比較悲觀的詞語形容當下香港的處境——“鬱躁”不僅指香港炎熱的亞熱帶氣候，更是指港人在獨裁中國龐大陰影下焦慮與無助的心態。吳叡人以“高貴的鬱躁”爲推薦序之標題，試圖賦予這場“螞蟻對抗大象”的鬥爭多幾分亮色；我卻更爲樂觀地認為，當下的香港，最佳的定語不是“鬱躁”，而是“覺醒”。
香港若沉入大海，不能完全諉過於共產黨的邪惡、英國的撒手、資本家的貪婪、知識階層的怯懦以及中共安排持單程證來港的港奸之卑賤——每一個港人，都有主宰自己命運、誠實地生活的權利和責任。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而港人已然覺醒。香港不會步西藏之後塵，香港已然走上了新加坡的獨立建國之路。而且，當年的新加坡是被動地走向獨立，今天的香港則是主動地走向獨立。
真學術不在學院，而在民間
《鬱躁的城邦》是一本跨越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門學科的傑作。發人深省的是，徐承恩不是一名學院中人，《鬱躁的城邦》也不是一部由學院孕育出的着作。這一事實從反面說明，學院已不再是原創思想誕生之地。
大學的僵化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即成為一個全球性議題。羅素•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對美國學術界作出嚴厲批判。他發現，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的大學教師，正在取代自由撰稿、具有波西米亞精神、大膽前衛的知識分子；而學術圈的層級制度，“對於富有想像力與冒險精神的思想家大為提防”。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紐頓•艾文指出，一種“新的美國學者類型”，亦即“管理革命”的一個副產品，正到處得勢，大學的教授們“放棄了廣泛、滿足求知慾、開拓冒險，以及合乎人道的研究”。評論家米爾斯也感嘆說：“知識分子就階級、地位和自我認知來看，已經成為較為穩當的中產階級，坐辦公桌的人物，住在令人稱羨的郊區。”米爾斯呼籲說，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社會的道德良知，堅守“真理政治”。
今天，要成為知識分子，必須要擁有一個學校的地址，沒有的話就要被阻擋在外。如果身處名校，教授們刻意使用印有大學徽章的信箋，似乎這能帶來無尚光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學者霍夫斯塔特指出：“知識分子被大學所吸收，意謂着他們不僅喪失了傳統固有的反叛風骨，而且就某種程度來說，他們也已停止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了。”雖然美國的大學持續鼓勵出版發表，但主要是爲了學校的榮譽，而它們獎賞凡庸的頻率高於鼓勵卓越，並且對持有異議對教職員施加壓力，以迫使他們乖乖就範。
香港的大學更是如此。香港“回歸”中國以來，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大學的學術自由急劇下滑。二零一七年初，總部位於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組織給香港的自由指數的綜合評分為六十一分，較上一年下降兩分，自由度評級為“部分自由”。在從一分到七分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是五分和二分。“自由之家”預測說，香港的自由度還將在未來繼續下降。這個組織認為，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於北京對這個特別行政區的干預，表現在香港五位書商“被失蹤”、北京單方面解釋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
共產黨百般滲透、操控的香港學界，作為香港高等教育旗艦的香港大學首當其衝。傾向民主的法學家陳文敏的港大副校長任命受阻，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的法學教授戴耀廷受打壓，港大校長馬斐森未完成任期即辭職……寒蟬效應不斷擴大，大學師生道路以目。香港大學教師的待遇在全球首屈一指，誰願意因說真話失去教職呢？吳叡人感嘆說：“所謂的學院史家大多已在學術體制和新宗主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雙重規訓下喪失了勇氣、想像力，以及道德熱情。”出身香港的旅美學者孔誥烽對當前香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狀況有如是評論：“今天香港主流人文社科學界中人，有的忙於應付在西方期刊發表着述的壓力，因而要不由自主地沾染西方學界無視香港存在之偏見；有的在北京的政治正確史觀之下誠惶誠恐，不敢還原香港主體歷史的原貌；有的被舊民主派的大中國偏執長期禁錮，而本能地將香港主體置放在從屬於中國主體的低等位階；有的心智和時間，長期被各種以中國學生爲對象、以盈利爲根本的自資課程蠶食。”學術只有的喪失，是“香港價值”岌岌可危的標誌。
處廟堂之高，則只能生產御用之學問；處江湖之遠，方有自由之思想。在西方的知識傳統中，很多一流知識分子自覺地身處學院之外，如塑造了現代美國精神的愛默生，以及自稱“咖啡館文人”的本雅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譜系中也是如此：從章太炎以下，直到當下的華語文化圈中，李劼、毛喻原、何清漣、冉雲飛、余世存等人，無不是自我放逐之後，方獲得心靈自由。徐承恩亦可歸入此一“自由學人序列”，願他永遠保有自由之身和自由之魂。
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
在如今五毛猖獗、文革氛圍濃鬱、越境綁架桉頻發、中共特務、黑幫與警察稱兄道弟的香港，寫作《鬱躁的城邦》這樣的着作，不僅需要“史識”，更需要“史膽”。富庶的香港最缺乏的就是勇氣和良知。徐承恩在沒有學術基金資助的情形下自行撰寫《鬱躁的城邦》，讓我想起了以宋遺民自居的鄭思肖發奮着《心史》、以民國遺民自居的陳寅恪發奮着《柳如是別傳》的往事。
南宋詩人、畫家鄭思肖曾獻策抵抗元人南侵軍隊，未被朝廷採納。宋亡，隱居吳中，發奮着述。坐臥必向南，自號「所南」。鄭思肖專工畫蘭，特徵為花和葉蕭疏，畫蘭不畫土地和根，寓意宋朝淪亡。他將一生着作的精華彙編成《心史》，裝入鐵匣，沉入井中。明末崇禎年間，蘇州久旱，抗旱者在古井裡發現一具鐵函，裡面藏有《心史》一部。此時，明朝的統治風雨飄搖，局勢宛如南宋末年。人們爭相傳抄、刊刻此書。
《心史》刊刻之後，一度遭到清廷查禁。《心史》中“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的詩句，爲呂留良的再傳弟子沉在寬所引用，卻為其引來殺身滅族之禍。雍正皇帝親自撰寫公布沉在寬罪狀的諭旨，抓住“陸沉不必由洪水”這句話作文章。“神州陸沉”比喻國土淪陷，不言自明；沉氏以此將滿清喻為洪水勐獸，乃是舊典新用。
國共易幟之後，留在嶺南、拒不北上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以對鄭思肖的推崇來曲折表達其心志。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寫道：「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舊本。」並又賦詩曰：“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據《晉書•孫盛傳》，孫氏所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其中如實記載權臣桓溫枋頭之戰失利事，桓溫要求刪改，並威脅“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孫盛諸子要父親為全家百口計改動原作，孫盛不從，但“諸子遂爾改之”，孫盛就寫了兩定本寄往遼東以存其真。
陳寅恪的複雜心情少有人知，偏偏被未曾與之謀面的後輩學人余英時觸摸到。一九五八年秋天，年輕的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偶然讀到陳寅恪《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盪。陳寅恪對“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捍衛，影響了余英時的人生與學術之路。多年之後，余英時旅居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院長，在香港的文化和學術史上留下重要一筆。徐承恩在書中引用余英時反思中國中央集權政治模式的一段話：“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余英時的思想超越了被天下觀念所囿的新儒家諸大師，這段話宛如是對當下的香港人所說。
從鄭思肖到陳寅恪，從余英時到徐承恩，不同時代的歷史學者，以人生爲學術，以歷史爲戰場，正應了史學大師貝嘉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香港本土運動和本土意識仍在不斷深化與提升之中。在此意義上，《鬱躁的城邦》是一本尚未完成的書，精彩的續集，有待每一名熱愛香港和熱愛自由的港人來書寫。我這個不能踏上香港土地的天涯旅人，在遙遠的他鄉等待着閱讀更為精彩的篇章，那就是《香港獨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