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
2017年6月30日，在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記者會上說：“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20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也就是說，中國外交部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英國政府立即對中方的說法提出異議，英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說：“現在《中英聯合聲明》與30多年前簽署時同樣有效。這是一部在聯合國註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而且持續有效。作為聯合簽署國，英國將密切監督其實施情況。”《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簽訂，兩國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曾說“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講信義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不是我們這一代才有的。這也體現出我們古老大國的風度，泱泱大國嘛。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鄧小平說的這段話，白字黑字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英聯合聲明》是由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於1985年4月10日批準的國際條約，一個小小的外交部發言人，一句話就給廢了嗎？（中美的三個《聯合公報》從未經兩國的立法機關批准，作為歷史文件，是不是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呢？）
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3年6月26日，鄧說台灣不能“完全自治”，“‘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許諾“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
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雖然先對台灣提出，但卻在香港付諸實施。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人士時對“一國兩制”作了說明：“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他說“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7年4月16日，在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談話中，鄧小平承認，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寫在憲法上的。但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澳門、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決定這樣做，“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鄧小平自認為他充分照顧了台灣和港澳的現實情況，他的心態，完全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恩賜，他可以讓香港、澳門、台灣實行不同制度，也可以用主權之名，隨時限制，取消或重新解釋所謂的“高度自治”。
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主張，蔣經國當年始終非常懷疑，堅決反對。早在1982年10月，蔣經國就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批判“一國兩制”：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許台灣與大陸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蔣經國說，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台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卻允許台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
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中共“曾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兩種制度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中，是不可能的。中共不過是用此來引誘我們，我們不會上當的。”他還說“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變的。……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1984年10月7日，參謀總長郝柏村在日記中寫道“中共與英國公布香港協議為大陰謀，大騙局，大統戰。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又保持香港現在社會型態，其作用有二：一為對我統戰，企圖以香港模式解決所謂台灣問題；二是使香港人放心，事實上等於西藏協議。”郝向蔣經國報告“中共是否信守對香港的承諾，關健繫於中華民國是否繼續壯大”，蔣經國同意。10月16日，蔣經國向國軍高層指出“我愈堅強，中共對我陰謀愈狠毒，中共所謂和平即為戰爭，吾人加強戰備，應就可能封鎖諸方式妥籌對策，中共一切措施均為謀我，我應堅定，堅強，堅決，我之成敗，武器固要加強，但關鍵仍在民心士氣，應創造對自由世界有利的變化。”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當日立即發表聲明，除重申香港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外，亦譴責英國罔顧港人維護自由及經濟繁榮的意願，呼籲國際社會給予港人正義的支援，同時闡明中華民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重視及對港人自由、福祉及安全的關切，並將採取各項措施支持香港同胞爭取民主及維護自由、安定與繁榮的生活。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也於同一天宣布政府支援香港僑胞的十一點政策指導綱領。根據這一綱領，除對香港僑胞回台有關事項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外，對願意回台經商、定居的香港僑胞亦承諾給予各種便利。
1985年1月29日，宋美齡自美國密電蔣經國，針對《中英聯合聲明》，建議蔣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發布一單邊性鄭重聲明，在台合法政府責無旁貸，為香港人民利益着眼，1997後，允許英國“託管三十年”，並強調在此三十年託管期間，英國“須增強香港立法局，行政局內民選代表主持掌握管轄港政府各階層施政機構”。宋美齡指出“若我允三十年託管以反統戰匪案，亦不可謂喪失權利也”。蔣經國回復“大人指示各點出自睿智”，已交行政院“切實研究肆應”。不過，蔣經國可能認為，在中英已簽署《聯合聲明》後，中華民國才主張允許英國託管香港三十年為時太晚，所以宋美齡的建議不了了之。
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確實顯得被動。在1982-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他至少應該做兩件事以贏得香港民心：一是如宋美齡建議的，公開宣布中華民國1997年後允許英國託管香港五十年；二是宣布台灣從1984-1997年，接受二十萬香港人投資移民。當時台灣二千萬人口，經濟正高速發展，蔣經國如果能公開宣布這兩項政策，吸引港人來台投資移民，主動反擊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有百益而無一害。可惜，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防守保台有餘，主動出擊不足。
其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台灣人民的優惠，而是對蔣經國和國民黨的統戰，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他說“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講得好像兩蔣很在意將來共產黨怎麼替他們寫傳記。鄧的言外之意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台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台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在中英香港談判時，鄧小平還托柴契爾夫人傳話雷根，要雷根去說服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1987年3月9日，“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大為告訴蔣經國：“過去幾年間，中共曾經設法影響美國，希望美國能夠促使總統先生與鄧小平去談判，甚至於要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作說客，勸服雷根對中華民國施壓力，這都被雷根所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應該讓中國人自行來解決。”
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從蔣經國的角度看，“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1. 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2.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3. 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台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台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相反，蔣經國大力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使中華民國走上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不歸路。開放民主意味着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台，蔣經國雖然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獨；但是他不會不清楚，中華民國一旦真正民主化和本土化，堵死了“一國兩制”，實質台獨則會成為必然趨勢。但對蔣經國而言，他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蔣經國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使“一國兩制”失去了着力點：後世的國民黨領導人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權而願意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特首，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台灣人民決不願意接受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強調，國民黨今天所面臨的局面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必須“以變應變”。但是，萬變不能離其宗，“經國路線”的核心是“反共，親美，保台”。李登輝曾指出：1986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蔣經國就已正式終結反攻大陸的大中國路線，確立台灣為主體的革新保台路線。反觀三十年後的今日，吳敦義領導的國民黨，如果要繼續“經國路線”，就應該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明確反對“一國兩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