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喀什——便道上，五名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员将一名年轻男子和他的朋友围住。

这名维吾尔族男子掏出证件。那些警员此前没意识到对方是自己人——他也是一名警员，只不过身着便装。

这里是喀什，一个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镇，位于中国西部边疆的沙漠中。我和同伴自从离开当地的一家宾馆，一直被该男子尾随。我们后来得知他叫雷塞特·优素福（Rexat Yusuf，音）。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和他那名汉族同伴是奉命监视我们的警员。

我们一路溜达着来到重建的老城墙处，顺着台阶往上走，以便拍些照片。那两个人等在墙根下，遭遇了巡逻的警员。

几分钟后，当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同一群巡逻的警员把注意力转向我们。他们要求我们出示证件。由于我的记者签证正在更新中，并未随身携带护照——它在负责处理签证事宜的北京警察部门手中。

警方随即把我们一行——除了我，还有摄影师吉勒斯·萨布里(Gilles Sabrié)、分社研究员瓦妮莎·朴(Vanessa Piao)——带上一辆面包车，拉到警务室。我们被暂时扣下了。

以上是我最后一次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身份出差做报道的遭遇。这是我第五次到访位于中华大帝国边陲的喀什。我发现官员们加强了安全措施，收紧了对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限制。维吾尔人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

在街头，我看到了警方的的日常巡逻，类似于流动餐车的流动警务室，以及要求维吾尔族男子出示证件的警员。1999年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见过很多女人戴着全罩式面纱。现今那种景象已不复存在。此外，只有上年纪的男子和巴基斯坦商贩才留长胡子。

官员们说他们正竭力防止在维吾尔人聚居的地区发生被其归因于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政府暴力事件。最惨烈的事件发生在2009年，当时，乌鲁木齐的种族骚乱导致约200人死亡。乌鲁木齐是喀什所在的新疆自治区的首府。维吾尔族倡导人士说，这些严厉的安保措施引发了不满。

我乘飞机到喀什看最后一眼，是因为它堪称我的中国经历的试金石。对千百年来的旅行者而言，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这座城镇，一直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扇大门，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它用自己这片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连接起中国内地和欧亚大陆。它到我以前任职的巴格达分社的距离，甚至比到2500英里（约合4023公里）之外的北京分社还近。

第一次与喀什相遇是在1999年夏天，读完研究生的我展开背包旅行，经陆路从香港前往新德里。当时，喀什是我去往中国之外的大门——也是我在取道喀喇昆仑公路，穿越冰峰林立的萨米尔山脉进入巴基斯坦之前的最后一站。我和其他来自其尼瓦克宾馆的旅行者上了一辆大巴。那家宾馆所在之处，是英国领事馆旧址。

直到2008年8月，也就是我为《纽约时报》来到中国几个月后，我才再次来到喀什。我和北京记者团的其他成员一起飞到这里，报道一场导致至少16名武警死亡的诡异袭击。

那年秋天，我在游走于新疆南部、报道伊斯兰教所受的限制期间重返喀什。我和同伴杨曦云（Xiyun Yang，音）最终到了一名退休维吾尔族警员的寓所，和他的儿子聊起了西方的电视节目。

2010年，我和萨布里进行了一场始于阿富汗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的漫长陆路旅行，抵达喀什。在连日驾车穿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群山之后，我们体验到了千百年前的旅行者想必也曾经历过的那种奇景——繁华的集市上，大排档散发出孜然羊肉串的香气，清凉的小巷在一处处泥墙房屋之间蜿蜒。城中很是热闹：以历时三天的宴会庆祝斋月结束的开斋节(Eid al -Fitr)刚刚开始。

那一年，官员们正在夷平大部分旧城。拆了一半的房屋伫立在废墟中。我几个月前最后一次到访的时候，旧城的那些地方已经被重建。有了宽敞的林荫道和崭新的水泥建筑。现在警方可以更容易地监控街道、部署大量人员。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警察的监视。在之前的几次旅行中，我没注意到有警察跟踪，甚至在酒店把我们的签证复印件交给当地派出所之后也没有。这一次，一走出其尼瓦克宾馆，我就看见优素福一伙人在尾随我们。

不过，与警察的徒步巡逻队相比，那都不算什么。我们在艾提尕尔清真寺(Id Kah Mosque)北边的一个市场碰到了第一个巡逻队。几名汉族警察拦住我们，要求出示证件。他们重点关注萨布里，因为他是我们这群人中明显的外国人。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国护照，他们就放我们走了。

不到一小时后，我们在城墙附近被另一个巡逻队拦住了。他们就是错误地骚扰优素福的那队人。我说我没带旅行证件，他们就把我们抓上了警车。在派出所等了一会儿之后，优素福出现了。“你们在喀什干什么？”他用流利的英语问道。他查看了萨布里相机里的照片，叫他不要拍摄任何与警方或军方有关的照片。

然后他们开车把我们送回酒店，以便我向他们出示旅行证件。途径城墙附近一块长满青草的空地时，优素福说，“我在这儿拍过结婚照。”

我从房间拿出证件后，他们说，我们可以走了。不过优素福说，他会继续盯着我们。“对外国人来说，喀什可能很危险，”他说。“我们想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曾有三年半的时间报道伊拉克战争，对风险有一定的认识，但我在新疆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处于危险之中的感觉。

我们在老城又转了一会儿。五名便衣警察跟着我们。我们回头看时，他们低下头，假装看手机。

第二天，一个名叫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 Wahid)的维吾尔族导游带我们游览喀什。我们先是去了城外的一个露天动物交易市场。1999年我初次访问喀什时，这家市场还在市中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牧人曾在那里买卖马、驴、羊和骆驼。导游说，从那以后，这个市场搬过两次家。

优素福和另外几名警察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坐下来吃面。

“这儿的生意很好，比以前的地方好，”卖面条的老板科里马吉(Kerimaji)说。他今年62岁，有34年的时间都在这个市场谋生。

那天下午，我们走进15世纪建成的艾提尕尔清真寺。2014年，几名年轻男子在那里捅死了伊玛目。我们通过了金属探测器安检。在院子里，我注意到走道上方有监视摄像头。老城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摄像头。

在清真寺前面的集市上，我看见一个移动警亭，周围有几名警察在巡逻。一名警察走向阿卜杜勒·瓦希德，要求他出示证件。阿卜杜勒·瓦希德说他是带我们这几个外国人游览的。那名警察转身走开，走向他逮捕的一长队维吾尔族男子，带着他们去登记。

我看到的情况正在新疆各地发生。据学者雷国俊(James Leibold)和郑国恩(Adrian Zenz)去年12月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2016年底，当地官员设立了成千上万个移动警亭，配备了数万名警察。当时，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正在部署严密的警察系统，和他曾在西藏部署的一样。

回到酒店后，我们与导游告别。我曾在北京遇见的一名美国外交官正在登记入住。

当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出去散步。我们来到阿卜杜勒·瓦哈卜(Abdul Wahab)的父亲经营的一个地毯店。瓦哈卜是我认识的一名维吾尔族年轻男子，他曾去北京卖过地毯。前不久，他去了中国东部，当时正在返回喀什结婚的路上，但他的航班因为大雾困在了乌鲁木齐。我们在这次旅行中没能见到他。

阿卜杜勒·瓦哈卜的父亲艾哈迈德(Ahmad)给我们看地毯，这时优素福走进店里。另外几名警察在外面徘徊。艾哈迈德展开几块地毯。其中有些织有新疆本土经典的石榴图案。我开始为其中一张毯子讲价。

“我觉得那个很好，”优素福指着我相中的那张地毯说。但他看到价格后摇了摇头。

我们离开时，优素福和他的同事们跟着我们。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去吃烤串。他们没有跟我们进去，在那个夜晚的其余时间，我们没再见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