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假如他是一个自由人，刘晓波也有可能患上肝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监狱中不会遭受毒害；假如他被允许出国治疗，肝癌也有可能沉疴难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被剥夺选择治疗的权利。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被完全监禁至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位在全世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专制政权反抗者，刘晓波受迫害的真相迟早会得到公正的调查。

前一例在监禁中辞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卡尔·冯·奥西茨基，那已经是八十年前的往事，监禁者是希特勒纳粹党。而且，以纳粹的野蛮和残忍，奥西茨基患上肺病之后，也在法律名义上获得了释放。获释两周之后，1936年11月23日，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到他的住所，给他授奖。在这件事情上，说中共连八十年前的希特勒纳粹都不如，并非是一个比喻，也毫不夸张，而是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七十年前，纳粹受到国际法庭审判。终有一天，刘晓波的迫害者也难逃法网。

纳粹罪大恶极，很多西方人不乐意拿别的恶魔跟它比较。而且德国也有共产专制历史，东德与西德的统一不同于纳粹的战败。官方文件说，德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专制统治。这种对不同的定义，自然也会影响人们对中共专制的看法。并不是人人都能明白，尽管东德社会党对社会和人性的破坏罄竹难书，但是貌似和它拥有相同制度的中共政权，在人权迫害的深度与广度上早已远远超越。

东德的转型正义经验

我曾和一些中国学者访问德国若干机构、学者、检察官和律师，了解德国统一后对东德共产专制遗产的处理。大约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安全部门秘密档案的保留、修复与公开。由于史塔西档案馆的开放及《窃听风暴》等影视传播，秘密警察的肮脏历史已广为人知。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在今天的中国仍是异议人士的日常生活，而且变本加厉。在刘晓波受迫害案件中，国安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刘晓波亲口对来自德国和美国的两位医生表明，他希望出国治疗。这是我们所知的他的最后遗言，所幸经两位医生传出。中国医院却在声明中扭曲两位医生的意见，用作阻止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证据。两位医生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德国驻华使馆也发表声明，指中国当局违背协议，破坏信任，并似乎显示"是安全机关引导（治疗）进程，而非医学专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须知：对于异议人士来说，安全部门的存在目的在于迫害，而不是治疗。

东德转型正义的第二个经验，是全面清理共产党（东德统一社会党）统治精英。9.5万名国安人员被解雇，16.5万名军人复员（剩余的1.1万名被合并进入西德联邦国防军 ）。行政、司法系统大换血，为专制政权效过力的人几乎难以留用。

在最后一项正义补偿即财产归还、经济赔偿及名誉平反之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统一后的德国延续了东德改革期已开始的对各种犯罪行为的起诉和审判。这些案件包括受到政治性司法不公而被判处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对被害者的抹黑，秘密监听、中断通讯、暗中搜索住宅案件，以及东德监狱不当对待、虐囚、致死案件，等等。

本文作者长平

未来必有公正的审判

中共官方喉舌媒体及外交部一再振振有词地宣称，刘晓波是根据中国法律判刑入狱的犯罪人员。在审判东德迫害者的犯罪行为时，德国法庭首先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裁量。但是涉及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的案件，则不受前东德法律的限制，以国际人权法取而代之。对于屡次在东德国安会议中下达开枪屠杀指令的前东德国安部官员以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官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坚持对其判刑，借此强调国际法普世适用的重要性，以及国际法应取代违反人权的国内法对于法制建设的作用。

且不说中国宪法前后矛盾，一边宣称保护言论、出版及集会自由，一边强调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也不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近二十年却未经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批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笑话，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其"犯罪证据"仅仅是他发表了一些政治批评文章，以及发起《零八宪章》联署，其荒诞与残酷不言自明。

但这似乎还不够，在刘晓波的刑期所剩无多的时候，突然传出他患上肝癌，而且已到晚期。与此同时，官方宣传又称他在狱中得到定期体检。这些体检是如何进行的？肝癌又是怎样发现的？发现患病之后，官方作了怎样的指示？在他和家人表达希望出国治疗之后，经过了怎样的汇报、讨论和决策，是谁下达指令坚决拒绝？医生为什么要为这个决策背书？医疗团队和国安部门是如何合作的？他的病房受到怎样的监控，是否有机会留下政治遗言？

东德安全部门在最后关头大量破坏秘密档案，而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对历史档案的破坏更加肆无忌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未来的公正审判，因为接受审判的不仅是残留的文件，而且还有各类活生生的人证；我们也相信在资讯相对容易的今天，已经有很多当事人及知情者保留了相关证据，因为已经开始接受审判的，还有个人和历史的良知。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