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特朗普撤销环境保护行动，宣布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协定之际，中国正在设法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气候领袖，承诺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生态文明”。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场，计划关闭100多座燃煤电厂，到2020年之前，至少提供3610亿美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

这一切都很值得称道，是亟需之举。但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成为气候领袖，就需要应对全球的气候足迹，而不仅仅是其境内的污染。

中国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贷款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显示了该国如何把污染排放外包到其他国家。

2005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提供的贷款高达141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多边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总额。这些贷款主要涉及石油钻采、煤矿开采、水电大坝建设和道路建设等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在中国向拉丁美洲发放的所有公共部门贷款中——2017年约为172亿美元——有一半以上用于化石燃料行业。

中国面向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也有类似的模式：从2001年到2016年投资总额达1136亿美元，其中约65%用于大宗商品交易。

很多开采项目都位于亚马逊雨林这样的地域，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保护好这些区域。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碳汇，在调节全球气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一地区扩大化石燃料生产，将导致污染排放和森林砍伐的增多。

厄瓜多尔亚马逊区域的亚苏尼生物圈保护区(Yasuní Biosphere Reserve)据信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一些土著人自愿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国的资金正在推动这些地方的化石燃料行业发展。自2010年以来，中国向厄瓜多尔提供了174亿美元资金，其中一些部分属于石油换贷款协议，也就是说，归还贷款的方式必须是提供石油或燃料——厄瓜多尔几乎所有的石油储备都位于亚马逊雨林。同时，中国在厄瓜多尔投资的真正的可持续能源项目很少。

通过提供开发融资，以及国有企业直接投资的方式，中国在巴西的亚马逊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巴西政府力图建设一条新的穿过亚马逊河流域的大宗商品走廊，帮助工业化农业企业扩张到偏远的原始热带森林。

对巴西的这种投资，也为该国势力强大的农业游说团体提供了动力。该团体希望废除环境保护措施，而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当局为他们废除环保举措的目标推波助澜，基本上批准了在亚马逊这样的地区开展更多的肮脏能源项目。

另一个例子来自巴塔哥尼亚，它是除南极洲之外，南半球最大的冰原所在地。而中国的葛洲坝集团正在那里寻求建设一座47亿美元的水电站大坝，资金来自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这个水坝可能会对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Los Glaciares National Park)造成破坏，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中国对其他地方的投资，也在加剧气候危机的恶化。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为非洲提供了94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推动石油、矿产和木材等采掘业的发展，扩建道路和港口，以便把这些原材料运送到市场上，并且开发像大型水坝和发电厂这样的脏能源。北京正在非洲各地修建或者资助约50个新的燃煤电厂。

在对海外环境和社会的政策方面，中国已经在考虑换一种做法了——至少在文件层面是这样。2012年，中国政府批准了绿色信贷指引，要求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有效识别、计量、监测、控制信贷业务活动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建议在“对出现重大风险隐患的，可以中止直至终止信贷资金拨付”，虽然这些指导方针很少被遵守，但是它们表明，中国领导层在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这样的关注十分合理。在尼加拉、厄瓜多尔和秘鲁，一些社区对中资企业进行抗议，导致一些当地居民被杀害，引发了紧急状态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法律诉讼。

中国在开展国内项目时，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环保的关注，它在对外项目上也应该有同样的意识。在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地区，北京不应该支持采掘业的发展，而是应该在清洁可再生能源项目上大量投资。民间社会团体应该继续施加压力，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将这些准则纳入到双边协议和项目合同中去。

继续大力开发化石燃料是一个败亡之策，因为如今油价很低，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从科学上说，不去动用80%的已知化石燃料储量，以避免全球温度上升2摄氏度的灾难，是一个当务之急。

真正的气候领袖，会把资金用在保护具有全球生态重要性的地区，而不是用在摧毁它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