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瑪麗·布蕾迪《推銷中共——中宣部咦鳎鹤岦h繼續掌權》

2017-08-07 10:29

余杰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完整介紹]

中國在歷經文革之後，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掌握力道似乎更強大，網路也成為共產黨政治控制的最佳工具。圖／網路公有領域

毛澤東曾經用生動形象的語言總結說，中共奪取和維持政權的秘訣全部在於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在長達27年的毛時代，中共的統治從未遇到來自黨外和國外的致命挑戰，諸多政治邉又皇屈h內鬥爭的延續。毛在政治邉又欣�用宣傳機構醜化和毀滅政敵，並對民眾實施全面性徹底的洗腦。文革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年，胡耀邦和趙紫陽力圖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弱化政治宣傳，兩人卻先後因此失去權力。此後，江澤民、胡鍧�、習近平三人相繼執政，在意識形態上一個比一個更左，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的紐西蘭學者安瑪麗・布蕾迪（Anne-Marie Brady）發現：「在1989年後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宣傳和思想工作的影響力非但沒有削弱，而且成為更為重要的黨的生命線，一個共產黨確保其合法性和執政權的重要手段。」

1990年代以來，網際網路技術日新月異，極大地改變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人類的生活方式。在一派樂觀的氛圍中，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相信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的論斷，認為網際網路的普及將大大加快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拓展，結束僅存的幾個獨裁政權，而中國政府不可能繼續營造「動物莊園」的假象。克林頓用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形容互聯網的勝利和中共的失敗：「試圖在中國控制網際網路就如同在牆上釘果凍。」他說得似乎沒錯，網路的首要特徵就是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哪一個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比得上一夜之間就能讓政權更迭的維基解密網站呢？

然而，20多年後的事實卻證明，福山和克林頓都高興得太早了。網際網路不僅沒有成為中共的喪鐘，反倒成為其控制和鎮壓民眾、瓦解和摧殘公民社會的最佳工具。此前，誰能想像中共能夠構築一道遠比昔日長城更加牢固的「網上長城」呢？對於大多數牆內的中國人來說，「動物莊園」虛幻的自由跟外面真實的自由一模一樣：淘寶比亞馬遜（Amazon）更方便，微信取代了臉書和推特，很少有人警覺到淘寶和微信的背後隱藏著從不眨眼睛的「老大哥」。個人越來越原子化，老大哥則越來越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當人們喪失翻牆的慾望時，牆就成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共果然將果凍釘在了牆上，中共用的是哪一門威武神勇的中國功夫？安瑪麗・布蕾迪為此做了長期的研究，寫出了《推銷中共——中宣部咦鳎鹤岦h繼續掌權》這一力作。她引用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理論，「宣傳是控制現代社會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現代工業社會，作為社會控制最基本的手段，對宣傳的需要會更多，而不是更少。「1980年代後期以來，拉斯韋爾的理論在中國的宣傳理論家中找到了知音。」

人民是怎樣被洗腦的？

中共的宣傳術比納粹德國和蘇聯都要高明，更讓伊朗、北韓、古巴等獨裁政權望塵莫及。伊朗、北韓、古巴在國際社會臭名昭著，中國當局卻能將自己打扮成「不咬人的老虎」，在國內大量僱傭「五毛黨」和「小粉紅」，在海外也擁有不少好朋友和辯護士。那麽，中共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

本書首先討論了宣傳系統在當代中國的地位——在黨的系統中，它僅次於組織部，而高於統戰部、外聯部等；然後，作者對比了毛時代與改革開放時代中共宣傳工作的變異，梳理了1989年之後中共如何吸取新的方法和技巧，在宣傳手段上推陳出新；最後，書中也比較了中國與其他專制國家以及與西方民主國家在文宣上的不同。由此，作者提出中國已經具備了新的政治模式，即「大眾威權主義」，這種模式將一黨制與密切關注輿論相結合，其結果是「中國統治合法性得到極大改善，人民接受中共繼續領導政治制度——這是1989年6月時誰也沒有料到的」。

書中相對吃重的章節是研究中共如何哂镁W路對民眾洗腦。網路固然是新資訊與觀念的傳播平臺，但中共當局也用此平臺來灌輸現代民族主義思想。中共當然知道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民眾早已不具任何吸引力，「流氓手中最後的一張牌」乃是民族主義。作者指出：「中國所有的報紙現在都有免費網絡版，而且很多還開設了網上論壇，這已經成為中國公共輿論的重要管道。……大部分網路用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他們正是1989年以來中共一直在試圖接近的群體。」令人吃驚的是，中共當局的宣傳機構在爭取青年一代的人心方面居然勝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影響力日漸式微且名聲不佳的海外民主邉痈�不是中共的對手。

通過精心而持久的宣傳，中共成功地讓大部分民眾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實現「大國崛起」，實現「中國夢」。安瑪麗・布蕾迪寫道：「當前強調愛國主義和維護中國利益，是中國宣傳工作者在中國人中間引發罪惡感的一種方法。中共已經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建造了一座真正的思想監獄，中共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因此，以任何形式批評或攻擊國家，就是漢奸和賣國佟！咕瓦B北韓問題也被「內政化」——中國是北韓的宗主國，無論北韓統治當局多麽殘暴，中國都不能放棄它。放棄北韓就意味著中國在與美日帝國主義的競爭中失敗了。爲了維護中國的大國顔面，美化北韓也是中共宣傳機器的重要任務。所以，中國媒體上禁止刊登任何批評北韓的文章，一份半官方、半民間的雜誌《戰略與管理》因此被宣傳部門停刊。長此以往，中國民眾就像捍衛自己的領土主權那樣捍衛北韓野蠻政權，反而對南韓安裝薩德防禦性導彈系統感到怒火中燒，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爲薩德導彈提供土地的韓國樂天集團。

資訊的匱乏和單一必然導致愚蠢。在中國，中國人只能看到當局希望他們看到的資訊，他們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世界觀由此被形塑而成。很多到中國旅行出差的「牆外人」，一入中國國境便會吃驚地發現，臉書、推特、Google等此前他們每天必用的網站全都無法登陸，而以「強國人」自居的中國人對此渾然不覺。

中共的大外宣已經滲透西方的肺腑

本書作者以專門的章節討論中共的外宣策略。1989年之後，為了改變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形象，中共仿效西方政府設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並投入巨資在央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等中央級媒體開設各種語種的頻道和節目。雖然中國官媒的外語新聞的影響力尚不能與美國之音、BBC等老牌西方媒體競爭，但其主動出擊的戰術讓中共受益匪湣Ｗ髡咴u論說：「中國的宣傳體系有意識地吸取西方民主社會中廣泛採用的政治公共關係、大眾傳播學、政治傳播學以及其他現代公眾說服手段之方法論，將它們改造成適合中國的情況和需要。」這就是獨裁者的「進化術」。

不過，本書只涉及到中國境內的宣傳機構如何對外宣傳，未能探討中國的大外宣計劃如何深入西方的肺腑。西方自由市場下的媒體環境，給中共的滲透提供了表面上合法的管道。美國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盡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誌地搶占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誌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畫的一部分。」中國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長期以來致力於研究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滲透，僅僅是對西方的中文媒體，中共的招安策略就極具成效。其方式之一是，針對海外傳媒的總編輯和主要領導者，定期舉辦世界華文傳媒論壇與各種研修班。這種「有吃有喝有玩樂有鼓掌有照相有發言有總結有資料有禮物有歡迎有道別，一種典型的中國廟會式的『大會』」，對於移民海外者確實有吸引力。舉辦者意在「招安」，而參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現好，在眾多受招安者當中備受中共當局重視與關注，從而獲得更多的資源。不少海外媒體為了讓中共當局知道它的作用，會強調自己的優勢，「非官方、看起來獨立，能夠更好的贏得當地華人的信任」，請領導多多支持。新澤西一家《彼岸》雜誌就說：「要充分哂煤Ｍ饷襟w的作用，影響美國主流社會，我們就是國內媒體在海外的延伸，一定要忠實履行海外媒體的責任，國內媒體的宗旨就是海外媒體辦報的宗旨。」

中國旅澳學者馮崇義因為回中國調查維權律師案件而被中國國安部門扣押10天之久。在國際壓力下獲釋回到澳洲後，馮崇義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談及中共對澳洲的統戰滲透，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共在此地深耕多年，欲把澳大利亞打造成中國的一個戰略後院，特別是分化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所以，紅色中國對經營澳大利亞是全方位的、多層面的，從僑界到澳洲商界、從澳洲學界到政界。從一些報導中我們知道，其統戰手段是花樣繁多：用金錢開道、利益直接間接輸送、贊助親共人士參選競選等等，不一而足。我們當年離開中國，就是為了擺脫專制統治，在自由的土地上無憂無慮地生活。但如今，中共專制勢力伸向澳洲的各個角落，我們又不得不生活在它的陰影下，澳洲的中文媒體充斥黨國專制意識形態的宣傳，這是極其嚴峻的問題。」

其實，這種情形已遍佈所有西方大國，有研究者列出了一份中共控制的數百家海外中文媒體名單，可以說讓人瞠目結舌、歎為觀止。以我生活的大華府地區為例，在亞洲超市免費派送的十家左右中文報紙，全部淪喪爲《人民日報》之海外版。這是納粹德國和蘇俄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心臟所達致的目標。可惜，受左派「多元主義」主導的西方社會，對此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殘酷的歷史經驗一再驗證：如果不捍衛自由，自由就會被專制吞噬。

員警已經取代宣傳幹部

宣傳部究竟有多大的權力？在本書中，安瑪麗・布蕾迪指出：「宣傳部負責監督與其平級的媒體、出版和文化機構的內容，但它沒有懲治違規者的法律權力。」這一論點失之於片面。宣傳部當然有權力處罰媒體、封殺作者。比如，2004年11月，中宣部向全國媒體發出指令，將焦國標、余杰、李銳、茅于軾、王怡及姚立法等6人列入禁止報導名單。消息人士指出，焦國標要求中國領導人民選、主張廢除中宣部；資深共產黨員李銳要求政治改革；作家王怡、余杰的文章具高度敏感性；經濟學家茅於軾主持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對時政多有批評；姚立法長期在湖北潛江從事農民維權邉印＿@些人來自不同領域，其共同點就是觸及到了中共的「紅線」。此類黑名單層出不窮，越來越長——因為一旦上了黑名單，便永遠在其中，不可能被取下來。

另一方面，或許因為本書作者自我設限，僅就宣傳部體系為研究對象，而未能覺察到從胡鍧�統治末期到習近平統治時期中國文宣政策的一大變化：在許多言論和新聞事件中，公安、國安、檢察院和法院等強力部門已取代傳統的宣傳幹部，成為「奉天承撸�皇帝詔曰」的主導力量。在維穩成爲首要「基本國策」的時代氛圍之下，如何將危害中共統治的新聞事件及相關評論扼殺、遮罩，員警往往比宣傳幹部更爲快捷和有效。南都報系的程益中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何林夏案，都是用經濟罪名掩蓋的言論罪。

就我的經驗而論，作為一名追求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作家，我在中國的時候從未跟宣傳系統的官員直接交涉過，長期跟我打交道的是國安和國保的員警。我曾毫不客氣地對這些員警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我跟你們面對面，這本身就說明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那些宣傳系統的官員為什麼永遠躲藏在你們背後呢？」

中國正在加速演變成員警國家。不僅重要媒體、重要異議人士受到員警監控，就連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被員警小題大做。一名在香港唸書的中國學生Jade Li，近日在臉書上貼出她的一段離奇遭遇，這個小故事可以成為這個荒誕時代的小小註釋：

「馬泮艷，巫山童養媳當事人。12歲被大伯以4千元賣到23歲的陳學生家，13歲被強姦，14歲生女。
自2016年5月，以京華時報為首的多家媒體對此事進行報導，截至目前，《京華時報》、《南方週末》、《重慶晨報》、《環球時報》、《南華早報》、《中國婦女》報都有關於此事的報導。
4月初，我聯繫上馬泮艷本人，希望能對她進行採訪，並完成我本學期的期末報告，她正在積極尋求媒體曝光，於是欣然接受。幾經周折，我訂下今晚飛往重慶的機票，希望可以在她給她女兒看病的間隙完成採訪。

我沒有想到的是，飛機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誤。我正在機場百無聊賴地候機，突然收到了我父母的多條資訊，聲稱中國國家公安部已經與他們通話，如果我不立即中止採訪，便將我列進黑名單，並限制出境。

在中文網路混跡多年，我早已對中國和中共的無恥手段爛熟於心，只是當這一切——維穩——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我還是震驚和錯愕的。

馬泮艷的各類聯繫方式已經被監控，我早有預料，但我難以置信，中國國家公安部竟然對一個20歲女學生的期末作業（並不會發表）如此懼怕，懼怕到在我入境不到1小時內就迅速聯絡到我的家人並給予威脅。

原來，我作為一個學生，寫一個期末作業，也是可以顛覆國家政權的。

身為一介平民，我無力與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抗，考慮到個人安全，我只能就此返程。非常遺憾，不能見到馬泮艷本人並完成約好的採訪。今天將此事公諸於眾，是希望首頁能看到的各位，不要再對這國抱有任何幻想。這國不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中國或許曾為我的故土，但它從很久之前，久遠到我目睹溫州動車事故開始，就早已經不是我的歸屬。他的國，他的盛世，如你們所願。」

然而，「他的國」、「他的盛世」總有一天要變成「我的國」、「我的盛世」。這需要每一個熱愛自由、良知未泯的中國公民攜手努力，同時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援和幫助。

中共修築看上去牢不可破的「防火牆」，得到過若干西方跨國科技公司及人員的協助，這無疑是助紂為虐。曾經參加中國「網絡長城」建設的西方工程師Greg Walton，回到美國後良心發現，撰寫了一份題為〈金盾工程：中國龐大的電訊科技監控系統〉的長篇報告。而另一位作者乾脆在文章裡警告說，美國有責任幫助中國人民奪回網際網路這一促使資訊自由流通的工具，「我們可以鋪下革命的聯絡網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中國未來的世世代代將不會原諒我們。」

推牆是一項眾人協力的事業。牆內牆外的中國人，以及所有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人士，應當竭盡全力推倒這道比柏林牆更醜陋、更邪惡的高牆。高牆倒下的那一天，也就是共產黨壽終正寢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