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2  新浪博客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身份的证明》和《父亲的战争》中的向局长和翟队长的角色，最后发现是叛徒和特务，令人印象深刻。在现实的革命历史中，给党和国家造成最大伤害的，倒不一定是叛徒或特务，而是一些身居负责干部地位的共产党员，典型的有四人帮，有康生，还有一些未被揭发出来的人，致死还被冠以“党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封号。

１９４９ － １９５0年中共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未能一举收复台湾，导致被美日今日培养的台独分子挟洋自重，消耗了中华民族巨大的资源。造成台海战役流产的主事者，军事上是三野十兵团司令叶飞，攻打金门全军覆没；敌后工作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领导无方，造成台湾省工委全部被捕，吴石将军被杀，极大地贻误了攻台战机，直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介入，国民党在台湾得以偏安。

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华东局在1949年8月以加强台海战役准备工作的名义另起炉灶，提出了解放台湾后台湾省政权的组成人员：由当时的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将台湾省工委置于舒同的领导之下。当时，甚至连台湾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的领导班子都已经在上海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

据有关文献介绍说，饶漱石选中舒同，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有军事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既参加过红军长征，又长期领导白区地下工作。其次，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书法自成一家，预期在台湾可以起到统战作用。选中刘格平，因为他是回族干部，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台湾能够胜任。为什么由山东根据地干部来组成台湾省委，除了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第三野战军外，山东渤海区也是唯一一个临海的中共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的成立最早的海军支队。

今天翻看舒同的历史，我们发现他先后是党内阴谋家康生和饶漱石的门徒。革命资格很老，从政劣迹斑斑。他在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延安整风时的军委整风审干领导工作期间，积极推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路线，伤害了不少人。后来，又作为康生派到山东的特使，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抢救运动”，坚持极左路线，与当时主持山东根据地工作的罗荣桓正面冲突。由于舒同根本无法与罗荣桓抗衡，便把矛盾通过康生上告到中央。毛主席在1944年5月1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验，直接制止了舒同的错误。

解放战争时期，舒同在饶漱石的领导下，历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同时继续接受康生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直接领导对台工作，是万景光的顶头上司。

在《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记载了舒同在山东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在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的惊人政绩：

反右派中：本来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的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在农业上，1958年后，在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含现在的菏泽地区）地区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的3月18日一天竟达5.7万余人，造成周边省、区紧张，纷纷上报中央，要求山东采取措施，不要祸及他们。同年4月，省委发出紧急指示：自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相继发生营养性水肿病，在某些地区还有急剧上升的趋势，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舒同鼓吹的浮夸风、共产风，最后造成山东省几百万人饿死的惨剧。

舒同是个欺上压下的专家，山东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连毛主席都对他存疑。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来到山东，舒同汇报过去几年山东绿化造林的成绩时，毛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当舒同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毛主席离开后，舒同不思悔改，却趁“庐山会议”反“彭德怀路线”之风在山东全省开始整党整社运动，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指导，在全省公社以下的三级干部中批斗11.12万人，开除党籍38，400余人。由于舒同屡教不改，民怨太甚，影响极坏，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暂时保留省委书记身份，下放到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

饶漱石当年选舒同担任台湾省委书记，筹组接管台湾的干部班子，以舒同当年的资历与背景，对拉帮结派的野心家康生和饶漱石来说，可能是个最佳任命，对党的事业来说，却是个灾难性的选择。且不说当年台湾的敌后组织是因为他领导失误而被摧毁，就看他此后在山东的从政经历，可以肯定的说，即使是共产党收复了台湾，以舒同这样的干部来治台，必然会是另一场灾难。

至于以回族理由任命刘格平台湾省委副书记，有点牵强。台湾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九成以上的人民都是汉族，当地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阿里山上的高山族，阿雅族，黎，苗族，信仰习俗与回教风牛马不相及。

倒是安排由第三野战军的发源地山东省的老区干部来接管台湾，确实反映了当年普遍依靠北方南下的干部掌管地方工作的政治生态 --- 但这必须要建立在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的。三野一天不踏上台湾岛，在上海的“中共台湾省委”就只能隔海遥控。

对台工作内部混乱的后果是致命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被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情治部门顺藤摸瓜，轻易地连锅端掉，中共高层几年来在台湾布下的情报网络也随着吴石将军的被处决而销声匿迹。1950年6月吴石将军被处决后，在台北马场町被国民党杀害的，主要是当年跟随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在岛内建立根据地的四百多个共产党员和武装群众，总数竟达四五千人，鲜血浸透了刑场的土地。

总结金门战役失败及解放第二大岛海南战役成功的模式和经验，1950年５月１７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后又增加到16个军，65万人。即使如此，面对因缺乏可靠情报来源和没有岛上根据地等接应力量而变得陌生的对岸，粟裕还是提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机会稍纵即逝。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两岸形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台海战役流产，中共就此失去了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个机会。
与金门战役失利一样，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当时的华东局内部。

中央先于1946年成立了主要由台籍共产党员组成的台湾省工委赴台开展工作，后又因1949年华东局分工范围的扩大，由华东局另行成立由舒同领导，以山东干部为主的台湾省委。身兼华东局社会部和国军工作部部长的舒同在当时仓促的组织和委派了一些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人员到敌后去工作，整个组织从纪律到活动都显得松散，内部争议不断，难以形成合力。舒同在上海组织了各级接收台湾的“影子政府”，当然会被1945年即接受中央安排，亲手在台湾组建经营省工委多年的蔡孝乾等人解读为华东局领导不信任台籍干部，要占据今后胜利的果实。台湾省工委领导在被捕后大部分人迅速变节，投靠国民党，不能说没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从现在可引作证据的解密文件发现，当年中共中央穷多年努力策反过来的台湾国民党参谋本部次长吴石将军，就是因为舒同派出经验不足的交通员朱谌之，同时与吴石跟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络，致使朱谌之因形迹过于明显而暴露，吴石受牵连被捕，蔡孝乾随后被捕叛变，出卖整个台湾地下组织。

事后，有人放出风声，将导致吴石将军牺牲，朱谌之被捕的责任全部推给蔡孝乾。而实际上，蔡孝乾的被捕叛变，是在吴石被捕之后。

台湾省工委覆灭后，我们没有看到华东局的有关负责人为此作出的检讨，当事人全部被指令封口。而金门战役的失利，则被列为军事机密，几十年来不予公开。

今天翻看已解密的史料，似乎当年饶漱石和舒同领导的参与对台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干部都迷信毛主席用兵如神，期望着人民解放军能以泰山压卵之势，在一夜之间就能把大势已去的蒋家那点不值一提的残兵败将打个稀巴烂，全面接掌江山也个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普遍轻敌的氛围中，二十八军攻打金门失利，而在上海的那些以为台湾即将到手的“接收大员们”，则没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台湾省工委在当地已经建立的基础，在地下斗争战线上取得任何成绩。最后，由于台海战役流产，原班人马被转去舒同主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继续等待机会。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舒同主管台湾工作时见端倪。翻阅五十年代初的《解放日报》，可多处见到有关台共创办人谢雪红到上海，与舒同一起出席活动的消息。显然，当时应为台湾地下工作失误负责任的一些人还在继续掌权。四年后，在华东局一手遮天的饶漱石于1954年上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舒同则被饶漱石推荐，到山东省主政。

1955年，舒同的上司饶漱石因高饶事件被开除党籍，同年又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入狱。1965年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同年假释，文化革大革命中重新收监，于1975年死于狱中。康生亦于同年死掉，被四人帮风光大葬。文革后康生即被揭发为四人帮后台，罪大恶极，骨灰被踢出八宝山。

官声不佳的舒同本人既有才又有后台，而且官运不错，在宦海载浮载沉。文革后将被山东造反派的批判说成是被四人帮迫害，搭上了平反的顺风车，被贬十几年后重出政坛。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对地方工作心有余悸，还是不甘人后，他拒绝了排在习仲勋，杨尚昆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三书记的职位，主动到军科院去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编辑工作。这样也好，至少可以继续修饰有关自己的历史。

舒同离休后后不甘寂寞，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自任主席，自创著名的“舒体字”，连华国锋都非常欣赏和模仿，搏得不少人的吹捧，还成了方正电子字库推荐的标准电脑字体，去世后还引起了其后人向方正讨要巨额专利费的一场官司。舒同活到93岁。据说他晚年一不写回忆录，二不让出传记。这位当年被毛泽东夸为“党内一支笔”，“马背书法家”，在战争时写了大量的文章文稿的舒同，建国后连一篇回忆文章都找不到，想必是因其从政经历话题敏感，所参与的几件大事党中央都有文件定论，乏善足陈，问心有愧。1998年去世后，在江西老家还建有“舒同博物馆”，显然是个人事业比革命事业有成。

对比那些犯了严重错误，应该对第一次台海战役流产负责任而竟然在事后还文过饰非，官运亨通的主事者来说，已经牺牲了的烈士和在事后被某些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压制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后人敬仰的英雄。而他们，也是无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