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2  水煮百年  来源：共识网

从网上读到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回忆其父的一篇文章。舒女士的回忆有扬善而少溢美，深情而低调，在此类作品中当属比较得体。舒同一生最显赫的职务是山东省委书记。对于这位家乡当年的封疆大吏，我原来知之甚少，只知道当年三年饥荒“人相食”时的山东主政，正是此人。从舒女士的回忆文章中，又了解了此人的一些经历。以史为鉴，掩卷长叹。说舒同，意踌躇，伤心山东为政处，百万黎民都化作土。荣，人民苦。衰，人民苦！

舒女士回忆，中央曾经内定父亲做台湾省委的第一书记。由于进军台湾的事情一直拖下来，这台湾省委书记的差事也就渐渐泡了汤。台湾迟迟未能解放，让很多人遗憾不已，其中也包括赫赫有名的粟裕大将。可是在我看来，至少台湾人民应该庆幸不已，让我这个山东人也羡慕不已。原因就一个：看看舒同书记治下的山东人民悲惨命运就行了。

舒同在山东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在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本来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的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在农业上，1958年后，在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含现在的菏泽地区）地区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的3月18日一天竟达5.7万余人，造成周边省、区紧张，纷纷上报中央，要求山东采取措施，不要祸及他们。同年4月，省委发出紧急指示：自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相继发生营养性水肿病，在某些地区还有急剧上升的趋势，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舒同鼓吹的浮夸风、共产风，最后造成山东省几百万人饿死的惨剧。我的祖母，就是当年罹难者之一。已经饿得不会走的小叔叔随后被迫送人。 山东与河南、安徽、四川和甘肃诸省并列为重灾区，不是天时气候使然，主要是这些以能干著称的当权者更唯上，更左，更缺乏良心。老天保佑台湾，却苦了山东。

对于舒同治下何以发生这般人间惨剧，舒女士的解释是“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做女儿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只是不好解释到底是什么蒙蔽了这位当年华东军区明察秋毫的老情报。毛泽东的孝子贤孙们也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或“苏修逼债”。但这些人睁眼说瞎话，缺乏舒女士的好人品。舒女士介绍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本来想开始纠左的父亲又紧跟中央指示，参与到了反右斗争中去。这一年，山东省按“浮夸风”的高标准征调粮食，农民根本交不出，即便把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有的人家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全家上吊自杀了。这件事震动了中央，经过调查，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代表中央宣布撤销父亲的职务。——对比某些红二代动辄将父辈的失势归咎为“四人帮”迫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弥足珍贵。

舒女士回忆，　父亲被撤职后不久便恢复了工作，当了一段县委书记，后来组织上也觉得对他的处理过重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样父亲便又回到了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这一次，父亲被调到陕西，分管文化、宣传。在陕西时，父亲曾对我说：“我被人骗了，上上下下都在说假话，我对不起山东人民。”谁要以为舒同从此良心发现痛改前非那他就错了。舒同自知对不起山东人民，没做任何有价值的弥补工作，反而又去对不起陕西人民——

“胡耀邦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父亲在陕西是省委副书记，两个老战友又走到了一起。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就和胡耀邦关系很好。1940年，父亲率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开会，由于七大延期，他便留下来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则是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整风运动中，他俩都是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两个人住的窑洞很近，又都是江西老表，于是经常走动，见面亲热得很，称兄道弟，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时候，胡耀邦来找父亲，母亲一定会从院子里摘两个自己种的西红柿，拌酱油辣子当菜，再来点花生米，两个人吃着喝着聊一个晚上。

胡耀邦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陕西省的人说：“舒同是老同志，不要把他当一般的副书记看，我是什么待遇他就应是什么待遇。”在胡耀邦心里，父亲的资历比他老，又是由于执行中央的命令而犯错误，很同情父亲，也很照顾他。胡耀邦刚到陕西的时候，家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常常星期天到我家来吃饭。

西北局在“四清运动”中比较“左”。在陕西主政的胡耀邦发现了“左”的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并向西北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西北局的领导和新来的胡耀邦就有了点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支持了西北局的观点，这是胡耀邦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感到痛心疾首，说出了“你不够朋友”的话。在运动的压力下，胡耀邦身心疲惫，突发脑炎病倒了。现在看来当然是父亲不对，但父亲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都说“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父亲深受这句话的影响，宁左勿右。

毛泽东支持了西北局的意见说：“胡耀邦要是不革命，就叫他走嘛！”恰好叶剑英来陕西视察工作，看到胡耀邦很受气，就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工作了。父亲紧跟西北局，得罪了胡耀邦。临走时父亲去送胡耀邦，主动与他握手，被胡耀邦拒绝了。”

在陕西的一段经历，是胡耀邦“九死一生”中的“一死”，差点送了命。考虑到胡对中国后来的价值，舒同的落井下石背信弃义那已经是对不起全国了——当然这话算是开玩笑。 

“1967年夏天，山东的造反派拿着革委会的介绍信，点名要父亲去山东挨斗，接受山东人民的斗争。父亲主政山东期间，在“反右运动”中也犯了“左”的毛病，许多人被错打成右派，还有人被开除党籍；大跃进的时候父亲在山东也整过一批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有的成了造反派，他们心里有气，便翻旧账，把父亲从陕西揪回山东，批斗了好几个月。当得知父亲被山东的造反派带走后，弟弟舒安马上跟去保护、送去衣服，并向中央文革递了材料。当时，纪登奎说了一句“舒同还是到陕西接受批斗吧，你们山东就不用管了”。父亲才得以回到陕西。

回来后父亲心情很沉重，不是因为有人打他，而是他知道，在他当权时确实整错了人，“反右”斗争把人家搞得很惨。大跃进之后，对自己“左”的问题曾有过反思，可在“文革”遭批斗时，那些群众跟他对质，他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有的人一生的前途就毁了；有的人因为错划成右派而自杀。说到激烈处，一个红卫兵一拳把父亲打倒在地。”

看来，冤有头，债有主。舒同也知道这一拳没打错人。当然，那饿死的近百万人是没有机会再来质问他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在1979年9月得以恢复名誉。这时父亲又去找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他希望能回到部队。胡耀邦先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并主持撤销了父亲在山东受的处分。晚年的父亲安享家庭生活，从一个政治人物回归为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也逐渐走到了行书艺术的最高峰。今天定型在电脑中的“舒体”圆润、内敛，与他早年的作品已大不相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使父亲的性格变化很大，反应在书法作品上就是“藏锋”二字。

采访结束时，舒均均说，我仔细回想，建国后舒同任山东省省委书记，又在陕西省和军事科学院任职，可大家还记得他是一位书法家。他被誉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被毛泽东戏称他为“马背上的书法家”，被何香凝女士称为：“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父亲所有的职务，但不会忘记他的书法。因为他的书法称为“舒体”，这种字体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所有电脑的中文字库，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工具，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迹。”

舒同后以书法家知名，谥曰“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和开拓者，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书法大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大概在朝廷和家属看来，其主政山东的一段不提也罢。我于书法一窍不通，但感觉舒之字体，肥腴谗佞柔弱无骨，与毛之肆虐挥洒刀锋外露，恰成对比。“有人戏称，中国的报纸是两分天下，一半是毛泽东，一半是舒同”云云或可揭示，有君如毛，则必有臣如舒。毛之能容者，皆舒类也。

“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父亲所有的职务，但不会忘记他的书法。”——这话恐怕不能成立。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舒同所有的书法，但不会忘记他的“政绩”。

毕竟，那可是上百万条人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