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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之子程光| 我的一九七一年
送交者: 樂山水 2017年08月12日20:00: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2011-09-15  愛思想網  
● 程光  

  

  程光,退休高工。原名邱承光,邱會作之二子。“九一三”事件發生時25歲,在解放軍廣州部隊服役。

  

  施工“老虎洞”

  

  1971年元旦剛過,部隊裡幹部請假探親的就多了,都想回家過春節,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為我們一二四師是甲種戰備值班師,休假幹部不得超過百分之三。我沒有想這事,我到部隊時父親要求,要把春節和其他節日休假的機會讓給他人。那時我是三七〇團三營八連指導員,連長離職在外學習,我不好離開崗位。我在部隊那麼多年,春節沒有回去過一次。

  我們師從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國防施工的任務。我們團參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廣州白雲山腳下,那裡是軍區戰時指揮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陳舊,現在要擴建。這項工程屬於絕密,雖然任務很急很重,但只許部隊參加施工,干起活來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軍區的首長常來督促檢查。

  春節剛過,我的連隊接到命令,到距離“七〇五工程”不遠的一處名叫“老虎洞”的地方執行任務,為一處剛建好的獨立房子的外圍架設鐵絲網。那是座平房,約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築面積,房子背靠白雲山,房後幾米遠就是八十度的山體陡坡,房前有個小院,房子的牆體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難發現。

  架設鐵絲網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們步兵連承擔,不僅專業工具少,而且沒有經驗和技能。好在總長度不太長,只有四百多米,大家邊干邊學。

  任務完成後,團里又讓連隊在這裡繼續作防空隱蔽工程,並擔任警衛。“防空隱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裡種樹種草,使之從遠處或是後面的山上看,與周邊叢林草木環境近似,不易被發現。

  我組織施工,還要警衛,就圍着房子用心察看,覺得有點眼熟。房子只有一層,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許多,它寬大的雙層玻璃窗,長長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門,和廣東當地的房子不一樣。我想來想去,覺得像北京西山軍隊領導住的房子,再細細地看,發現和北京毛家灣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團都為“七〇五工程”緊張施工,而我們連在這兒搞綠化、作警衛,太輕閒,我有點不願意。團政委似乎看出來了,找我談了話,說這是軍委主要領導到廣州時居住的房子,要忠誠可靠的人來完成任務,團里考慮再三,才決定是你。

  3月初,在室外綠化的同時,室內也開始了布置。軍區一個管理科長帶着一批人進駐到院子裡的偏房,有炊事員、服務員、內勤和花匠。那幾個女服務員,一看着裝就知道她們是軍區接待部門為首長服務的。他們凡是要搬重點的東西,一律叫我派戰士去,幫幫忙不算難,可是戰士回來常訴苦,說他們擺放東西常變來變去,指手劃腳吆喝,戰士們累了不算,常常被訓斥。戰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爛泥,可是院子裡有自來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廚房外的一個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圍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們就罵戰士,時常發生口角。戰士怕那個科長,我卻不然,不許他訓斥戰士。他很惱怒,說你一個小小連指導員敢影響我們的工作?我不客氣地說,你敢把我的戰士不當人,就不再讓他們為你幫忙。他連聲說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們師,處分你!

  和那個科長吵架後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師部一個電話,說軍區辦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點前準時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絕對保密。我感到好笑,因為通知的地點就是我們連警衛的地方。下午,我按時到了門口,正要進去,看到科長坐在傳達室,還帶着兩個內勤。他擋住了我,傲慢地說,軍區領導要在這裡接待北京來的首長,不許閒雜人員靠近。我說我也接到這個通知,才加派了雙崗和幾組游動哨。我本想徑直進去,因為站崗的是我的戰士,但我怕引起麻煩,畢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門口,得意地說,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點走吧,別妨礙我們工作!這時,一長串車隊開了進去,是軍區首長們的車子。

  過了一會兒,裡面出來一個幹部到傳達室看了看,問首長叫的一位客人來了沒有?科長說沒有。那個人反覆出來幾次看看,急了,說就等這個人了,你們到底看到了沒有?正在這時,吳法憲的女兒吳仲秋出來了,她是廣州空軍醫院的醫生,見到我就說:“就是他!”

  我被領進了餐廳,裡面擺了兩桌酒席。吳法憲坐在主桌,丁盛司令員、劉興元政委等軍區首長圍坐在旁邊,吳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和吳仲秋趕緊坐在了次桌的空位上。

  席間,聽他們說,這是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來他住過的房子太破舊,不好用了。從吳法憲的口氣中聽得出,林彪、葉群並不知道此事,軍委辦事組之前也不了解,因為軍區領導要吳報告一下,請林總天涼時來冬休。吳答,他說一下可以,但來不來不知道。林總不許專門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軍區領導不以為然,說他們在修建另外一個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吳法憲看上去毫不知情,因為軍區首長強調,那是中央辦公廳汪主任布置的,說“那個人”國慶節之後要來住,汪主任近期要親自來查看。吳法憲說,“那個人”的事全聽汪主任的,他叫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天以後,科長對我不僅客氣,還特地打開了房子後面工作人員用的一處衛生間,勞動一天下來的戰士可以在那兒洗洗。可惜沒多久連隊就有了新任務。

  

  必須在國慶節前竣工的“保密”工程

  

  我們連奉命參加全團剛進駐的白雲山麓磨刀湖畔一項“國防”施工。那裡已經全面開工了,工程占地上千畝,很遠之外就辟成“軍事禁區”。已開工的建築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有多棟自成一體而又互相連接的別墅。在這裡施工的有一個工兵團和我們一個步兵團,還有汽車運輸部隊和一些外地來的專業施工隊伍。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個水庫,岸邊樹木繁茂,風景宜人,在白雲山的襯托之下美麗悠靜,只是開闊的湖面略顯單調。舟橋營架起一道浮橋伸向湖中,由汽車運來大石塊向湖中傾倒,要堆出一個看似“天然的”島來點綴景色。浮橋狹窄,只能一輛車子到了橋的端頭傾倒之後退出來,第二輛車才能開上,因此很費時間。為了加快進度,這裡晚上挑燈施工,團領導常站在浮橋口上指揮督戰。

  我們連的任務是架鐵絲網,這裡的地形比老虎洞那邊複雜,線路也長了幾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樁、兩百斤一捆的鐵絲蒺藜要由戰士們扛着爬上沒有路的山林里。架設路徑要精心選好,鐵絲網要緊貼着時起時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樹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鐵絲網下面留下二十公分的空隙(人不能鑽過),也不許離樹木兩公尺近(防止人攀樹跳過),這樣一來,柱樁的密度比常規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樁的基坑,有的就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點點摳出來的。為了按時完成任務,連隊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來,我和戰士們經常全身是泥,膝蓋跌得青腫,手上身上總有幾處被鐵蒺藜扎出的傷。

  好不容易架好了鐵絲網,又叫我們連負責砌曲折繞行於那幾組房子周圍的“天然小路”,為了讓散步者不走回頭路和有行走的樂趣,小路有時彎曲沿着山邊,有時逶迤傍着湖岸,路邊不斷要出現小景致。小路沿山時,山坡一邊要有擋土牆,傍水時要有防波堤,均為大石塊砌成。石塊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為了讓它們少有人工痕跡地壘起來,要精心選擇形狀,往往要反覆挑選、搬上搬下地試着對縫拼湊。戰士們的手多被劃破,手套上滲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擋土牆砌好後發現少插了一隻滲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兩個出水口即可。指導我們施工質量的檢查人員卻要求拆掉返工,戰士認為不影響質量,因為這工程標準已比常規高了很多,爭論了起來。那個人立即向上匯報,一個領導在團首長陪同下來了,他訓斥說:“這裡不許一點馬虎,如果少了一個滲水眼,擋土牆萬一倒了,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忠,會造成天大的罪行!”

  當時正值大搞“三忠於、四無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錯,人們常會說那是“對毛主席的不忠”,差不多都是口頭禪了。但是我感到那個領導說的是具體所指。等領導走後,我問留下來監工的技術員,為何動此大駕,讓我和戰士受這麼嚴厲的訓斥。技術員此前就認識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聽我這麼問,有點驚訝,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陽。他見我一臉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沒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東興親自來這裡查看過,我心裡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夜以繼日地進行,我們一天要干十幾小時活,天蒙蒙亮起床,天黑才回來,被汗水濕透的衣服來不及洗,只好掛在外面讓風吹乾,第二天衣服上已凝結出一層灰白色的鹽。大家誰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為領導強調,一定在國慶節前竣工,時間緊迫。

  建築群很快就展現了面貌,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氣勢,遠非老虎洞那邊可比。老虎洞那邊的房子還不如這裡工作人員的偏房。有人猜出了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說。它就是後來被命名為南湖賓館的地方,為毛澤東專門修建的新住所。

  

  父親到廣州

  

  5月初,團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廣州大沙頭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兒,是國賓館。我父親的劉秘書到門口接我,說他們陪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來訪問幾天。我向團里打電話請一天假,團長說,你就陪陪父親,等他走了再回來。

  我在賓館裡遇見了正在散步的黎筍。當我見到中聯部長耿飈時,行軍禮後說“耿伯你好”。我和他兒子耿志遠是清華大學同學。他愣了一下,說我穿了軍裝差點沒認出來。我說上次見面還是幾個清華同學到你家裡下圍棋,我們賴了棋被你抓個正着。

  有一天早飯時,秘書說:“在從化溫泉休息的滕代遠打電話來,說要到廣州看看首長。”父親打住了他的話說:“不能讓滕老來看我,那成什麼話了!應當是我去看他,還有富春同志,我都得親自上門去看,待我忙完了這邊的事就安排。”中午時,秘書又報告,從化的朱德委員長那兒打電話來,說他想見一見黎筍。父親想了一會兒,對秘書說,要個北京的長途,總理那兒。

  多年以後父親才告訴我,周恩來批評他說: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是主席的決策,主席對朱的嚴厲批評已有多次,朱想見黎筍,以什麼身份見?委員長?登不登報?不登,外賓怎麼想?我們只能聽主席的,難道你還要為此事去打擾主席?

  父親原來要到從化去看看李富春、滕代遠和陳奇涵等老同志,因為怕在那兒撞見朱老總,無言以對,索性就取消了安排。他叫軍區後勤代他準備幾份水果,送給那些老同志表示慰問,並囑咐廣州軍區領導,要把老首長們照顧好。

  離開廣州前,丁盛看過父親一次,單獨來的。他們關上門說了很久。當父親送走丁盛後,嘴裡自言自語:“這個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員”說成“司令官”,問有什麼事?父親不語。

  他們談的,父親在晚年才對我說了。父親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島去路過廣州。從她的嘴裡聽得出,她對廣州軍區很感興趣,對你這個司令官也很感興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你要吃虧。她想利用你的時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還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會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之下去還嫌不夠呢。到時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丁盛問如何“防江青”,父親說:“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單獨接近。當然,面子上的事、場面上的‘戲’還是要做。江青喜歡奉承,必要時你就吹她幾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範。”

  父親要回北京了,來接他的是三叉戟型專機,是空軍特地安排的。中國早就想從英國進口,沒有辦成,於是就叫巴基斯坦先進口,然後轉手給我們。中國領導人專機用的蘇式伊爾十八飛機,到北京要三個多小時,而三叉戟飛機兩小時就可到北京。

  要起飛前,值班空軍幹部來報告,說是晚一會兒起飛行不行,在從化休息的張雲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檢查。我父親說:“你不早說,一定要把張老安排在最舒適的艙位。”等了一會兒,父親聽說張雲逸已由擔架送上飛機了,急忙趕去。送行的劉興元叫大家不要打擾,在舷梯下等,他隨着父親一起上了飛機。片刻之後,劉興元下來,飛機立即起飛了,我居然沒有和父親說上再見。

  

  最後見到的葉群

  

  7月底,團里有件公事叫我到東北去辦,隨便可休了當年的假。這有點照顧,也免了另派專人去。

  我回到北京,聽母親說,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幾天葉群回來看病,父親和母親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隨同一起到毛家灣去。父親和葉群說了幾句寒暄話後,說他工作忙就告辭了。

  母親和葉群貼近了說着話,我聽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隊一個醫生,葉群想叫母親問一問他的學問。

  一會兒,林豆豆和一個男青年來了,葉群作了介紹。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軍一二四師師部醫院醫務所所長。後來外邊傳說“招駙馬”、“選美”如何如何,其實他並非“美男子”,只是個給人以信賴感的敦厚人。作為醫生,母親非常重視實際經驗,問他一些醫學上的事,他的回答讓葉群和我母親很滿意。

  豆豆他們走了之後,母親說已經托人從湖南買了兩床湘繡被面,還想為兩位新人做幾套衣服。當葉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緞子被面要貴,說一定要照市價付錢,還說結婚時豆豆他們就穿軍裝吧,最多做兩件襯衣,婚事一定要節儉。

  我8月初到東北辦事,然後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

  返回部隊路過廣州時住了兩天,9月10日歸隊。

  臨回部隊前,我把母親托我帶給軍區首長的一些北方水果分別送去。軍區政委任思忠和我談了一會兒,說部隊反映你鍛煉得不錯,想讓你向政治工作幹部上發展,你自己有什麼想法?我說最好不離開連隊,如果調到機關,最好還在基層做幹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說幹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羨慕。但你父親要求你學真本事,你們師決定你調到三七二團政治處當宣傳股副股長。你當連隊指導員前當過宣傳幹事,寫的文章有的在《戰士報》、《解放軍報》上發表了,有些基礎。三七二團是四十二軍的團一級政治處里很優秀的,他們編寫的連隊思想工作《六十個怎麼辦?》,受到林總的高度評價,你到了那裡,要從這些基層思想工作中學習。

  我到了廣東博羅縣三七二團駐地報到,團政委和政治處主任說到我們軍的老政委(任思忠)對這個團政治處一直非常關心。我說他在我臨來前還交代,要團里發揚政治工作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

  我捎來的這個話,被師團當成了軍區首長“指示”,立即布置貫徹執行。我剛到新的單位人們就知道了我的背景,這令我很不安,甚至感到害臊,心想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晴天霹靂

  

  1971年國慶節假日剛過,團政委突然叫我去,不是通常那樣讓通訊員來喊,而是保衛股長“隨便”來叫。政委嚴肅地說,上級決定送你到廣州學習。我說回去準備一下,他說不必了,這就走。我發現,保衛股長帶着兩名連里抽上來的幹部已站在我身後,保衛股長用眼神示意我不許再問,帶我上了門口停的一輛吉普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一個人夾着我。車到廣州,我們在軍區附近的中山二路一個小院子的樓里住下,大門口站着雙崗,樓門口有內崗,這是特別加強的警戒。陸續還有人押進來,有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還有幾個穿空軍衣服的年輕人。

  一會兒,一名幹部來向我們宣讀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國發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內容只有一句話:

  “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同志參加林、陳反黨集團宗派話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停職反省,徹底交待。”

  聽到這兒,我的頭轟的一下,感到全身發熱……我難以置信,我9月7日離開家,才幾天呀……

  我這住處,是一間教室那麼大的房子,里而擺放了三張床,其中兩張緊挨着,另一張和這兩張之間有個能讓人下床的二十公分的縫,我睡在中間一張上,兩邊睡的是保衛人員,這比對獄中的犯人還看得緊。

  從此,每天開始了“學習”。說是對“林陳反黨集團”揭發批判,不知為何成了對我們的批鬥,要交待所知道的“政變”陰謀。我剛好8、9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重點,辦案人員窮追不捨地逼我揭發交代。我把我所能記得的都說了,但他們不滿意,不時說出一些兇惡的話,似乎我是“同黨”,將要受到嚴懲。

  我實在是沒有可交代的事,巨大的精神壓力使我整夜難以入睡。我想,與其這樣無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半生,還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在我的要求下,醫生每晚給幾粒安眠藥。他對管學習班的人說,這樣不睡覺,幾天后他身體就垮了,不能“學習”了,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給我了兩粒,我說不夠,又加了兩粒。我假裝服下,暗中積攢下來,幾天之後終於積到二十多粒了,我在準備吞藥之前的一瞬,回顧留在世上還有什麼憾事,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文件不是說“停職反省”嗎,萬一爸媽活着出來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該多麼難過!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說是中央首長要找我們談話。上路時我看到走廊宣傳欄里報紙上的標題:周恩來總理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訪問廣州。我們被解送到珠江賓館的大餐廳,是最先到的。一會兒,軍區一些首長的夫人和機關師以上幹部入場了,夫人們多與我很熟悉,現在要麼裝作不認識,面無表情;要麼怒視,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樣。只有父親的老戰友楊梅生副司令員的夫人劉健走過我身邊時小聲說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愛護自己!”這位紅軍出身的老阿姨的話令我眼睛發濕,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淚,怕別人看到。

  軍區首長陪着李先念來到了會場,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理原來要來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來談談。”他傳達了周恩來關於對我們“不許歧視,要一視同仁”的指示後,講了一通話,好像對“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說到:“邱會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車後備廂里放了衝鋒鎗,想謀害……”一剎那,認識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這個刺激讓我長久難忘。

  十年後我見到父親問了。他並不介意,說:會有那個事兒嗎?先念和我工作和個人關係密切,他要劃清界限,不得不說些“官話”。“二月逆流”,他是從中最早解脫的,也是對別人說了狠話。

  那天會後,學習班宣布:“堅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本次學習結束。你們都回原單位原來的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隊。團政委說,他們已經學習了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說罷,他把兩封已拆開看得破舊的信交給了我,是9月24日我母親和哥哥寫給我的信,過去我的家信家信最多五天就可收到。他們這次扣了一個月才給我。哥哥的信中用暗語寫了“樹林起火,禍及他人……”母親叫我“想得開,千萬不要走絕路”。信是他們被羈押前寫的,我至今還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處,同事們沒有明顯歧視,但我走到哪兒,都有人指指點點。我向團里提出到農場去工作,哪怕是勞動也行。幾天后政治處主任對我說,意見已反映上去了,上級不同意,說如果那樣就違反了周總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有困難,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願意參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說想參加宣傳教育,因為這樣我可以閱讀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們偷偷地抄下來,以後一定有用。

  很快,轟轟烈烈的批判“林陳反黨集團”開始了。廣州軍區揭發的一個重點是“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地點是南湖。我們部隊是那裡的建設者,發言時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卻在議論,說那裡不是給偉大領袖用的嗎?一個幹部正在說着,政委目光射過去,大喝道,誰敢這麼說?管好你的臭嘴!

  與我一同到廣州受審查的還有我們團里一個二十多歲姓孫的炮連副連長。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級檢查實彈射擊,他用82無後坐力炮打出優秀成績後,一位首長指着四百米遠的一棵獨立樹說,打掉敵人的“火力點”。他一炮射出,隨着爆炸火光樹幹攔腰斷掉。他即被提升為排長、副連長。我實在想不出他會和“九一三”有什麼牽連。我們在受批鬥時,在一片“劃清界限,徹底交待”的吼聲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隊,恢復了原來的工作後,我和那個副連長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這才知道,他受此“待遇”是因和葉群沾親。

  “九一三”後林彪、葉群的親屬幾乎都被審查,這種按血統進行的搜捕非常細緻。他到“學習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狀”在於身世。原來,葉群的弟弟1936年參加革命,1949年擔任解放軍師級指揮員,在戰鬥中犧牲了。其妻已經懷有身孕,遺腹子出生後,母親改嫁給一個姓孫的幹部。母親從來沒對孩子提起過這事,外面也沒有什麼人知道這個“隱秘”,孩子一直認為繼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後中央專案組卻迅速查出了鮮為人知的葉家這支血脈,將他“歸案”。因為找不到他什麼把柄,就以“政治歷史”問題將他處理復員,在離開部隊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說現在很苦悶尷尬,養父是個軍級幹部,卻幫不上兒子什麼忙,想找個好點的單位,別人都婉拒,最後托老戰友幫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區一個城市當工人。我說他已是萬幸了,至少比我強,還有個家,還有愛他的父親母親,而我,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

  1971年年底到了,天氣涼了,廣東的冬天並不嚴寒,可是我突然感到身體很怕冷。我沒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許外出,只是工作還“正常”,但我知道,今後一定有艱苦的日子難熬。我開始天天洗冷水澡,經常跑步鍛煉,對寒冷逐漸適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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