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遊行,喊口號,寫血書的學生,當然大多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遊行的學生中,雖然不是人人都看過《新青年》雜誌,但受其影響的料想不少。新文化運動,引進新文化,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倫理,但落到青年學生頭上,最誘人的無非兩個字:自由。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寫一個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婦,離家出走。英國人王爾德的劇作《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被改編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這兩部劇作,在當時特別受歡迎。一代五四青年,對於反抗家庭包辦婚姻,反抗家長專制,瘋了似的嚮往。胡適先生這期間創作的唯一的一個劇本《終身大事》,反應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自主婚姻的困惑。當然,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也的確有不少人開始動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來讀書,本身就有反抗包辦婚姻的意蘊,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反對舊倫理,甚至打到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就青年而言,無非是自由兩個字的魅力。沒有人希望被人束縛,哪怕這種束縛來自供應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憤怒的學生上街以後,情形大變。一次大戰,中國也是戰勝國,但在和會上,卻什麼也拿不到。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的青島和山東,依舊還要歸日本人控制。這口氣,如何吞得下?反制日本,學生們能想起的辦法,就是抵制日貨。當時學生們的認識,第一,日本需要中國的大米,只要中國不賣給他們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餓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的是中國的市場,只要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衰落,甚至亡國。
所以,在遊行完了,燒了他們眼中的賣國賊曹汝霖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之後,他們就開始抵制日貨了。這個運動,持續時間差不多有一年多,全國各大城市,甚至一些鄉村都有波及。抵制日貨,學生們先從自己做起,這沒問題。他們把自己擁有的日本產的搪瓷臉盆、牙粉、仁丹、草帽砸掉燒毀。幾乎每所學校,都開過這樣的聚會,大家在一起,將各自所有的日貨拿出來集中毀掉。有的窮學生,這些東西毀掉之後,就沒有臉盆洗臉,沒有牙粉刷牙,但卻也毅然決然,毫不顧惜。有的小學生,在學校聽完大學生的演講,回家將家裡的日貨也一併砸掉,大人不讓,就又哭又鬧。自我革命完了,他們就上街了。
上街以後,麻煩就大了。當年的日貨,跟今天的中國貨類似,都是便宜貨的代名詞,很受中國一般民眾的歡迎。顯然,不是所有的民眾,都像學生那樣具有愛國熱情。大量買賣日貨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小商戶,對於抵制日貨,很不理解。依舊購買和使用日貨的市民,如果碰上上街宣傳抵貨的學生,多少都會遭殃,乖巧一點的,趕緊表態,馬上回去扔掉,也許東西還能保住,如果態度不好,說不定頭上的日本帽子,馬上就沒了。有的人穿的褂子被認為是日本布料做的,沒準就會立馬遭遇一剪子,穿着破衣服回家。碼頭上,也經常有來宣傳的學生,號召人們別搭乘日本船,如果執意要坐。就有人會在你的背上畫一個大圈,上書一個大字:奴。意思你是賣國奴。
當然,那些不肯將自己店裡的日貨拿出來毀掉的商戶,遭際就更慘。對於這些人,學生會毫不客氣,捆起來押走,帶高帽子遊街。這期間,挨幾下揍,是當然的了。在濟南,被學生視為反對他們的報紙,也會有類似的遭遇,報館被砸,報人被抓,帶高帽子遊街。
到了這種時候,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幾乎沒有人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在非法損壞他人的財產,限制和破壞他人的自由,正好走向了當初在新文化運動時候所主張的反面。他們都覺得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越鬧越大。被傷害和波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和警察的衝突,基本上都發生在抵制日貨過程中。被捕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因為抵貨,非法扣押和拘禁市民。那時的輿論,卻一邊倒地向着學生,為學生的正義行動歡呼。
當然,這些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不會不知道限制人家的自由是件不那麼光彩的事情。但是,在愛國主義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質,似乎起了變化。限制人的自由不對,但如果對方有賣國嫌疑,這樣的不對,也就對了,不僅對了,而且正當性十足。
買賣和使用日貨,就一定是賣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