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新一期的广东省纪委机关刊物《广东党风》披露了广东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原局长杜言落马细节，以及审查人员与之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故事。该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既在于杜言的贪腐金额在十八大以来广东的落马官员中位居前列，更在于这是该省“历年来查办难度最高的案件之一”。
    然而，在笔者看来，还不仅于此。此案的另一看点在于这位反腐战线的一员干将，沦落为一名老奸巨猾的贪官，也从此被贴上“内鬼”的标签。
    无论是纪委，还是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从正义的反腐者沦为腐败者的案例并不少。虽然绝对数量不多，杀伤力和破坏力却是巨大的。
    他出手最低价码500万元，“少一分都不行”
    2015 年6月19日，经广东省委批准，杜言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经认定，杜言违纪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25亿元、港币约1298万元、美元3万元。十八大以来广东的落马官员中，杜言的贪腐金额位居前列。
    在其老板朋友圈中，因为“豪爽”、“言出必行，有忙必帮”，杜言讲“诚信”、讲“义气”的名声在外。不为人知的背后，是杜言通过“杀熟”来谋取私利。凡是能插手的案件，杜言一开始都会把相关涉案人置于死地。等对方急了，上门求助了，再慢慢为当事人解套，解套的价码是最低500万元，以投资等名义支付，少一分都不行。
    随着杜言的贪腐套路被一一摸清，更多的贪腐事实浮出水面——杜言隐瞒自己“裸官”事实，隐瞒家庭的11套房产，隐瞒其实际控制的3家公司，并对抗组织调查。杜言在省检察院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及影响力，以案徇私，收受贿赂折合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追缴大半。
    审查人员指出，杜言案可谓历年来查办难度最高的案件之一：长期浸淫政法系统，杜言的腐败手段多，形式隐秘，反调查能力又高，且有些涉案人员、资金、行为涉及境外，给找人控人、追逃追赃带来了极高的难度。
    难在哪里？难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腐败“老手”。近30年政法系统工作经历，杜言的贪腐套路很多，反调查能力很高。听到被组织调查的风声，杜言竟打电话、发短信找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的相关领导打探甚至威胁，并提前通知涉案老板跑路以对抗组织调查……
    且不说纪委系统近期揪出的多只“内鬼”，检察机关也时有反贪、反渎战线的落马者。笔者不禁想起了十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出事的省级反贪局长”——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
    韩建林的成名之作，是2000年震惊全国的“马向东案” 。当地检察院一位内部人士说，可以说，正是韩的一只手，把“慕马案”主角之一马向东推向断头台。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当上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省反贪局局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办案、善办案的反腐尖兵，最终也堕落了。
    韩建林只是这串长长名单上的一个：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原反贪局长贾军英、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原反贪局副局长李勇等官员均因贪污受贿被查处，贵州省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广东新会反贪局原副局长谢建卓侵吞公款人民币1205万元、港币460万元被判处死刑，山西省繁峙县反贪局原局长穆新成贪污受贿金额高达两亿元……
    “把错了方向盘，迟早会出事”
    身为反腐者，却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远比一般人犯法更可怕、可恨，所造成的影响也更恶劣。手中的权力大了，群众的信任深了，立场不坚定者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穆新成就是典型一例，他利用职权，专门敲诈煤矿矿主，谁不就范就“双规”谁，就办谁的“案”，迫使一些“识相”的矿主乖乖进贡。杜言的受贿、索贿套路中，处处可见“高超”的手段。
    杜言一案的诸多细节，都令人触目惊心。习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从思想层面上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是防止腐败的根本之策。防治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才能规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怪圈。
    反腐者并不天然免疫。诱惑太多，目迷五色，也是一些人受到沾染失足落马的原因。必须帮助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促使领导干部做到不因位高权重而弄权，不因诱惑繁多而腐化。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肩上承载的是人民沉甸甸的信任，唯有真正做到“禁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验”，才能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人民的重托。
    即使是杜言这样所谓的“老手”，自信“我连你们几斤几两都清楚”的反腐老前辈，也不要自视甚高，看轻了后生晚辈们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