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在我们国家是高危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跟走私毒品一样危险。”被解聘的谭松副教授如是说：“我在讲台上一天，我就要说真话。要么我说真话，要么我下台，在这个问题上我绝不妥协。我们应当有一点骨气，应当有一点血性。”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日前证实已被校方“开除”。谭松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透露，被开除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在课堂上说了真话，和当局的调子不一样，另一个就是坚持进行历史真相调查。

谭松说：“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讲真话触红线 被解聘是迟早的事

在大学任教22年的谭松透露，现在当局对教师在讲台上的讲话有很多限制和规定。尤其教师说的话和当局定的调子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违规”或者被扣上“不合格老师”的帽子，甚至会受到训责或者被开除。四年前，学校在每个教室都安了两个摄像头，就像交警监控交通一样监控上课的情况，自从安了摄像头，不少教师说话更加小心了。在这种监控下，学生能听到多少真话？

谭松表示，在给学生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时候，要涉及到很多历史真相。他基于自己在调查采访中获得的历史事实给学生讲课，和官方的说法不一定吻合，和教科书不一样，所以就“出问题”。

谭松曾从事记者调查工作十多年，因其对川东长寿湖右派调查、川东土改调查、大邑刘文彩庄园收租院泥塑真相调查而知名。并著有《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录》等书。

谭松表示，中国目前的现状就是对言论的要求越来越严，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收紧，而说真话就如同贩毒一样的危险，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真话在我们这个国家，是高危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跟走私毒品一样危险。几十年前，我父亲就是因为说真话，当了右派。” 谭松说：“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辈们，因为说真话，结局惨不忍睹。”

被学校解聘并不令谭松感到意外。他表示，这是迟早的问题，“现在这个环境是容不下我这种老师在讲台上的。”

七次离职 破碎的心体会不到苦闷

谭松在网上的文章提到，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已经前后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先后七次离职已经让谭松体会不到失业的苦闷了，“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因写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经七次离职，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而这七次离职有的是被解职，有的是被迫无奈自动离职的。谭松举例说，自己曾担任过《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他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中，全面肯定了重庆作为抗战中心的作用，而没有提到延安。就因为这个，有关部门就追究上门来。这种情况下他不辞职也得辞职。

“说真话”的原则不放弃

谭松认为，“说真话”是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人的本性。“明明知道是黑色的，非要把它说成白色的，或者红色的，这对我来说很痛苦。”

谭松表示，一个中国人如果完全没有了血性，全部都是谎言，那既是个人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他说，自己就是在谎言当中长大的。调查后才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原来几乎全是谎言。

“这让我对谎言深恶痛绝，我就感觉到，我在讲台上一天，我就要说真话，要么我说真话，要么我下台，我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妥协，我们应当有一点骨气，应当有一点血性。”

谭松还说，当初他在教了一学期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后他不再教了，后来系上领导一再要他再教，因为他是采访过五百多名各类人士、有十多年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谭松提出，要他教这门课一定要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要容忍他说真话。他说，新闻的第一生命是真实，第二生命还是真实。领导答应后他才重返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讲台。

谭松认为，秉承“说真话”这一原则非常重要。只是它要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六十年前（1957年）如此，现在也如此。＃

常春、张婷/张宪义/daji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