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9月13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常春、張婷報導）“說真話在我們國家是高危的東西，在某種情況下，跟走私毒品一樣危險。”被解聘的譚松副教授如是說：“我在講台上一天，我就要說真話。要麼我說真話，要麼我下台，在這個問題上我絕不妥協。我們應當有一點骨氣，應當有一點血性。”

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日前證實已被校方“開除”。譚松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透露，被開除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在課堂上說了真話，和當局的調子不一樣，另一個就是堅持進行歷史真相調查。

譚松說：“領導專門開會強調過，意識形態出了問題，一票否決！”

講真話觸紅線 被解聘是遲早的事

在大學任教22年的譚松透露，現在當局對教師在講台上的講話有很多限制和規定。尤其教師說的話和當局定的調子不一樣，就會被認為是“違規”或者被扣上“不合格老師”的帽子，甚至會受到訓責或者被開除。四年前，學校在每個教室都安了兩個攝像頭，就像交警監控交通一樣監控上課的情況，自從安了攝像頭，不少教師說話更加小心了。在這種監控下，學生能聽到多少真話？

譚松表示，在給學生上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的時候，要涉及到很多歷史真相。他基於自己在調查採訪中獲得的歷史事實給學生講課，和官方的說法不一定吻合，和教科書不一樣，所以就“出問題”。

譚松曾從事記者調查工作十多年，因其對川東長壽湖右派調查、川東土改調查、大邑劉文彩莊園收租院泥塑真相調查而知名。並著有《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血火與堡壘：重慶大轟炸採訪錄》等書。

譚松表示，中國目前的現狀就是對言論的要求越來越嚴，在意識形態這個問題上越來越收緊，而說真話就如同販毒一樣的危險，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說真話在我們這個國家，是高危的東西，是非常危險的東西，在某種情況下，跟走私毒品一樣危險。幾十年前，我父親就是因為說真話，當了右派。” 譚松說：“我們的前輩，我們的父輩們，因為說真話，結局慘不忍睹。”

被學校解聘並不令譚松感到意外。他表示，這是遲早的問題，“現在這個環境是容不下我這種老師在講台上的。”

七次離職 破碎的心體會不到苦悶

譚松在網上的文章提到，從23歲登上大學講台，已經前後在講台上站了22個春秋，“是我這輩子幹得最長的職業。這一次，是最後一次下崗了！”

先後七次離職已經讓譚松體會不到失業的苦悶了，“記得當年北京大學焦國標副教授因寫了《討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職。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悶，鬱郁地圍着北大未名湖遊走。我們學校沒有湖，只有一個荷花池，但我不想圍着它遊走，因為我這輩子曾經歷經七次離職，一顆破碎的心已經體會不到苦悶了。”

而這七次離職有的是被解職，有的是被迫無奈自動離職的。譚松舉例說，自己曾擔任過《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他在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專輯中，全面肯定了重慶作為抗戰中心的作用，而沒有提到延安。就因為這個，有關部門就追究上門來。這種情況下他不辭職也得辭職。

“說真話”的原則不放棄

譚松認為，“說真話”是一個人的良知，一個人的本性。“明明知道是黑色的，非要把它說成白色的，或者紅色的，這對我來說很痛苦。”

譚松表示，一個中國人如果完全沒有了血性，全部都是謊言，那既是個人的悲哀，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哀。他說，自己就是在謊言當中長大的。調查後才發現，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原來幾乎全是謊言。

“這讓我對謊言深惡痛絕，我就感覺到，我在講台上一天，我就要說真話，要麼我說真話，要麼我下台，我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妥協，我們應當有一點骨氣，應當有一點血性。”

譚松還說，當初他在教了一學期新聞採訪與寫作課後他不再教了，後來系上領導一再要他再教，因為他是採訪過五百多名各類人士、有十多年豐富實踐經驗的教師。譚松提出，要他教這門課一定要答應他一個條件，就是要容忍他說真話。他說，新聞的第一生命是真實，第二生命還是真實。領導答應後他才重返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的講台。

譚松認為，秉承“說真話”這一原則非常重要。只是它要讓你付出巨大的代價，六十年前（1957年）如此，現在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