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菁菁遠山
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司馬南從此在公眾視線下消失，或者自此他的思想和行為發生某種轉向，對整個社會而言則是個極大的損失，因為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社會，他已經成為了一部功能強大的社會危機預警器。這自然是從工具層面來審視司馬南的社會價值。之所以如此，因為已經高度符號化的“司馬南”是在危機時代應運而生並想吃這碗“危機飯”的，那么正是混亂的時勢造就了司馬南，而做為機會主義者的司馬南一向也不憚將自己工具化以謀利。儘管如此，其骨頭和民意妄圖通吃，所以在平衡後形成的話語體系就顯得邏輯倒錯，胡謅八咧，儼然是一個老棺材瓤子轉世。從實用角度上看，“無心栽柳”的司馬南卻為我們觀察社會現實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只要他的“理性和情懷”一如既往，並且一直活躍在捍衛“威權”的這個戰線上，那麼證明他的這部預警器的功能是無可比擬的，也是危機社會不可或缺的觀察工具。因此，如果司馬南真的“聞鞋喪膽”，對這個社會而言無疑是一種損失，如此想來這個鞋還是不扔的好。
中國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摸石頭過河”，已經讓既得利益集團盆盈缽滿，整個社會危機四伏，戾氣的累積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不同的利益主體似乎達到攤牌的程度。一九八九年以後，當局更多地把執政的合法性寄託到了經濟增長上，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偉的“言論禁區”。事實上，“朱鎔基新政”為經濟的高速發展開啟了道路，但他帶來的問題卻往往比解決的問題還多，最大的問題是既得利益集團掌握和控制了改革的方向，壟斷了發展和改革的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推進改革已經幾無可能，官員腐敗無法得到控制，權貴勾結日益隱秘和複雜化，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和社會不公逐漸發展到空前的程度，如果不及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整個社會的發展註定難以持續。而當局則採取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措施，這難免讓各種思想沖抉激盪。事實上，伴隨中國國力的增加，內憂不斷加劇，這從群體事件日益增多，“仇官”、“仇富”心理迅速擴散的現實中就得到了印證。在維穩經費已經嚴重侵蝕居民福利和發展資本的當下，不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就證明執政合法性已經不在，而受薄熙來事件的衝擊，又讓執政合法性受到空前的質疑，可以說，中國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值些之時，各種思潮和各色人物粉墨登場也就見怪不怪了。
司馬南曾經引用一個老革命家所謂的“拿三千萬人頭來換”來恐嚇中國的自由派，儘管他指的“黨的領導”，但從其語言環境和所針對的人物和關涉的事件而言，無疑是劍指致力於推進民主的中國自由派人士。而從其一貫的立場上看，他是“毛體制”的堅定捍衛者，他甚至於認為皇權時代的權力集中度也遠達不到專制制度的要求，他的邏輯是：“皇上至尊，但權力有限，政府由士人組成，皇權相權是相互制約的，皇上行使權力的時候，一定要通過宰相。比方皇帝頒詔，首先由中書省起草，然後由門下省核實，皇上批准之後，交由尚書省執行。”可見這位跨界招搖的人物是何等的無恥和險惡。
事實上，無論左派和自由派人士，他們都發現了中國當前的問題所在，也都認為改革現有制度已經刻不容緩，但區別是他們對如何改革針鋒相對且不可調和。事實上，是回歸舊有的體制還是用改革的辦法限制和約束權力成為論爭的焦點，做為強權的捍衛者，司馬南成了一個“反民主鬥士”，他的每一次出場都能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議論和持久的反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然步入了一個危機社會，而對其言論產生的輿論強度上看，也可以度量一個社會陷入危機的程度和改革的緊迫程度。因此，司馬南出台的頻度也代表了他這個“預警器”的功能強弱，他越是“敬業”反而對這個觀察這個社會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司馬南為何愈挫愈勇，蓋因為其總是將“愛國”、“愛黨”、“民族主義”、“反美”這些馬甲穿在身上，然後披掛上陣如入無人之境，這種通過吸食老朽的無法放棄的意識形態為我所用的陰損招術，無疑是一種對歷史的綁架，這咱拿一個政黨的難言之隱來實現自我企圖的惡行，並非當局不知，只不過是投鼠忌器罷了，但司馬南卻將其利用到極致。
眾所周知，他是曾經的“重慶模式”的擁躉，2011年9月，他在 “世界危機背景下的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說：“前兩天在接受重慶日報記者採訪時我講了，重慶的做法是恢復了社會主義的道統，馬克思主義重慶化和恢復社會主義道統，兩個說法加起來要恢復默認值，我們的默認值就是社會主義。”這種赤裸裸的吹捧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並籍此做為建設人間天堂的手段，而在歷史實踐的過程中，這種手段無一不導向了領袖和少部分人的專制與獨裁，最後讓所謂的“自由人聯合體”成為空中樓閣，其統治下的社會儼然成為人間“活地獄”。西方句俗語說：“你第一次欺騙我是你的恥辱，你第二次欺騙我是我的恥辱。”毛的政治實驗所造成的災難至今創痛猶存，司馬南今天又故伎重演，這是否在污辱國人的智力？
從為那個惡貫滿盈的“蟻力神”代言到為“重慶模式”代言，司馬南無力不起早的投機心態和貪得無厭的嘴臉暴露無疑。倘若前者追逐的是經濟利益的話，而後者則是試圖搶奪政治話語權，用此來做為在危機社會中火中取栗的本錢和“投名狀”。當重慶“唱紅打黑”風生水起之時，司馬南仿佛窺到了機遇，他對《南方周末》的異議大加撻伐，認為其“陰陽怪氣為黑惡勢力開罪背景深厚”，並做歪詩《重慶心歌》向重慶領導拋出“投名狀”，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民心焦慮，民怨沸騰，此時此刻，此情此景，義薄雲天，熙市澄平，來而勇為，蒼天見證。書記卓然，爺們作風。果敢堅決，手段強硬。奉淚父老，撫恤孤寡，尚方寶劍，斬殺高擎。”而殊不知他所謂的爺們居然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土皇帝，一個將尚方寶劍據為已有的狂徒。當 “心中的太陽”倒掉後，他在重慶鳳鳴山槍案發生後，又選擇性地失明，將事件嫁禍於現在的重慶領導層領導不利，並陰陽怪氣地賣弄說： “如今山城，劫匪從容。光天化日，正氣匿蹤。”如此罔顧三年多前在這裡發生的“槍殺哨兵案”，其為誰招魂已經昭然若揭。其實，精明的司馬南一點也不“爺們”，他不不會為一個日薄西山的人物站台，他誓死捍衛的不過是專制主義。
事實上，薄熙來的左傾完全是“機會主義”，根本不是他的個人理念。左派根植於底層，在社會分化嚴重的社會中有着廣泛的市場，而中國已經步入了這個社會，左派人物也就集體出場，但權高位重的人物往往是想利用左派來實現個人企圖的。而做為機會主義者的司馬南似乎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但儘管中國有根深蒂固的民粹傳統，可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相對開放和包容的社會，這種人表演的空間已經相當的狹窄了。居心叵測的野心家們總是試圖聲稱自己代表了最下層人民的聲音和利益，他們利用民粹主義與權貴和西方霸權主義作鬥爭，當權力成功轉換以後，這些精英和幫閒們會狂傲地踞於權力的頂端頤指氣使，歷史又開始了一個簡單的重複。
周瑞金曾經在《福布斯中文網》上撰文指出，特殊利益集團陷入末世瘋狂，他說：“今天最大的問題，並非貧富間、官民間的財產和收入差距，而是這種階級的、階層的分野正在大規模世襲。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並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階層由於高房價等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則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官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則陷入撈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瘋狂。”
可以說，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改革的最大障礙，這就勢必造成“革命如脫兔，改良似龜行”的危險狀態，在這個危機社會，司馬南們的存在確實為執政者找到了一個觀察社會的窗口，其表演的後續效應應該成為我們思考政治體制改革緊迫性的一個難得的參考指標，但願司馬南們一如既往地發揮其強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