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怒放的山楂树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题记

　　我的故乡甘肃，自古民风淳朴，百姓善良，无奈上天不曾眷顾，自然环境恶劣，当年左宗棠率大军平定新疆叛乱途经甘肃，曾向好友胡雪岩致函称，“陇省苦瘠甲于天下”。解放后，站起来的甘肃人民盼望着能吃饱穿暖，跟着党奔向共产主义明天，谁料，短短几年修养生息之后，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却遇到了一场千古未有的大灾难，这场持续三年的大饥荒，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绝对的人祸。

　　为这场人祸歇斯底里摇旗呐喊、死心塌地推波助澜的，就是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

　　1954年，47岁的陕西耀县人张仲良从青海来到甘肃走马上任，这个1932年就曾带领当地农民抗捐抗税的汉子，颇有传奇色彩。多年的地下党工作，注入了他服从勇猛的秉性，被铺入狱的经历，强化了他冷酷坚韧的特质，而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队生活，又形成了雷厉风行的果敢和蛮横。反右运动中，就将3000多名“右派”押送发配到甘肃河西“夹边沟”劳动改造，最后生还回来的尚不足300人，成为全国反右运动中最悲惨极端的血泪史。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澜在全国卷起，张仲良不但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且大搞特搞还多有发明创造，类似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红极一时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兰州市区十大建筑，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项目；粮食产量全省放卫星，大炼钢铁县县搞浮夸。诸如陇西文峰一根60斤的黄瓜，文县碧口一条70斤的豌豆，兰州雁滩一个4.5斤的辣椒，武山洛门白杨树嫁接后长出了千斤苹果（朝鲜闻讯提出要来参观）等等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田间除四害，成千上万劳动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

　　为了大炼钢铁，一些地方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喊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紧接着又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仅仅到了年底，局部地区已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但张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肃省委还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庐山会议后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向中央汇报甘肃实际缺粮情况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1959年，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在甘肃各地蔓延。但是，为了完成省上确定的粮食统购任务，很多地方对群众采取各种酷刑（事后调查组统计达128种）进行催粮搜粮，如定西地区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上级给下级就像在战场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一些公社召开万人催粮搜粮动员会，会场上民兵架设机枪，手提马刀对社员群众威慑恐吓。一时间悲声四起，怨声载道，阴森恐怖，犹如人间地狱来临。

　　当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现状、农民生活问题时，张仲良这个之前在彭总手下毕恭毕敬的部下，当摇身为毛“大跃进“五虎上将之一后，已目中无人，为虎作伥，他当场驳斥彭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真像他说得那样吗？这样信口开河的弥天大慌在贵为封疆大员的嘴里，竟然如此信誓旦旦、斩钉截铁。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曾在其获奖作品《西部在移民》中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依稀大地湾》的作者沙青写到：甘肃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

　　自然条件还算好的武山县，一九五八年还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据发配这里劳动的右派学生何之明回忆，该县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时任县委副书记今年已九十高龄的桐树苞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载：下乡路上，老远看到有人摇摇晃晃的走着，等到跟前，已经躺在地上没气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年，他回了一次家。「看到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1965年中共通渭县委就此事件写出的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实际上，该县死亡人数接近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惊动中央的“通渭事件”由此而来。

　　出则前呼后拥、唯我独尊，住则兰州饭店、宁卧宾馆，吃则专车运送、食物特供的张仲良是典型土皇帝、山大王式的材料，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眼里哪有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心中更无丝毫点滴同情怜悯之心。当听闻甘肃饿死群众的消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打电话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大言不惭、恬不知耻的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如此毫无良知、泯灭人性的“活阎王”，安排给老实巴交的甘肃人当“父母官，实在是苍天瞎了眼，倒了八辈子大霉。

　　事实上甘肃通渭、陇西、渭源、武山、甘谷、华亭等县冲过重重关卡、死里逃生外流跨省跑到陕西等地的妇女，就达5万多人，以至于发生了很多在甘肃陕西两地都有丈夫、两边都生了孩子但却骨肉分离、天各一方、难以团圆的家庭悲剧。直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时，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还这样回话：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

　　呜呼哀哉！就这样，贫瘠脆弱的甘肃在以张仲良为首的一帮极左派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的主政下，成为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多的五个省之一。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发表副省长贠小苏《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当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仅就来自官方的途径，甘肃全省饿死人数在１００万以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据可靠资料统计，应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终于，饿死上百万人（有史以来从未记载过）的事件震惊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实地查看灾情。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仅据派到临夏州的工作组报告，该地1959年、1960年两年就死亡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全州死绝388户，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有的村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哭喊着吃奶。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泯灭了人性。个别地方竟至于发生了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的凄惨恐怖一幕，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甘肃农村多睡土炕，添炕就是冬天将土炕烧热）

　　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火速调集粮食，“抢救人命”。解散夹边沟农场，将奄奄一息尚活着的“右派”遣送回家。

　　绝望中的甘肃老百姓，终于盼到了将“张阎王”弃置一边的一天，让无数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社员群众获得了生存的希望。五十多年过去了，提起铁英，很多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至今都眼露崇敬之情，感激当年救命之恩。

　　文革开始后，甘肃红卫兵组织曾想将已到江苏任职的张仲良揪回来批斗，理由是“欠甘肃百万人民血债”，不过总算侥幸躲过，联想到文革中李井泉在四川被疯狂批斗，家人被逼自杀的遭遇境地，真算姓张的命大。后来有人又提出要为张在甘肃被处理的事翻案，时任甘肃最高领导的冼恒汉将军说：“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怎么对的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

　　1983年，76岁的张仲良在连云港“寿终正寝”，据说死前已苟延残喘，痛不欲生。古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对再没敢踏进过甘肃地界，也未有只言片语回忆的张仲良，我想，当垂垂老矣，行将就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时，耳边脑海里定然会回响浮现出成百上千家破人亡饥民的影子和夹边沟无数饿鬼索命的诅咒，阴曹地府里那些饿死屈死的冤魂还能饶恕他吗？

　　无独有偶，我的一位文友前不久告诉我，因为一篇考证甘肃天水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资料文章，仰仗红色背景、正养尊处优在江苏一海滨城市的张仲良儿子打电话质问他，说严重污蔑歪曲了其父一生光辉战斗的形象，要到法院去告。看来这位红二代真还把其混蛋老子当成了为民请命、体恤疾苦的彭德怀式的人物了，或许他错误的认为甘肃人民已经遗忘了那段刻骨铭心的苦难悲剧。其实对这种冥顽不化的榆木脑袋，只用一句古老的民谚回复：父债子还，我们对大鬼小鬼一并清算。

　　写于2014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改于农历端午节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