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雄先生“中国被讨厌的七点理由”真是一篇妙文，读后无法不评，评后无法不叹。

一叹黄先生把他深恶痛绝的“黄七点”，也就是中国人的恶劣国民性，除了第一点外，皆习学精通至骨髓，这一点黄先生自己也承认，论证如下：

笔者“是在台湾生长的，小中学所受的教育”。黄先生第六点中称大陆是土匪国家，是否姑且不论。又言“在台的四十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代之有二百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的国家”，直斥台湾是土匪之岛。众所周知，台湾人除少数原住民外，皆是大陆移民，秉承中国人的血性，该是土匪后代；而据“居住在台湾的中国文坛最长老柏杨氏”称，与百余年前的A．H．斯密斯之观察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国民性几乎没有改变”，所以黄先生，柏杨先生等，十有八九是强盗子孙，且死性不改。最好的假设是黄柏等先祖是百年前入岛，有机会接受日本殖民的五十年“教化”，不过同期的大陆亦处在半殖民状态，接受西洋熏陶，且收效甚微（柏先生言），所以很怀疑“日式教化”的功效；黄先生等恋恋不舍地送走殖民诸大人之后，台湾人又跟大陆来的“新盗匪”很是混居了几十年，因此故态复萌，是极有可能的事。结论很明显，黄先生，柏先生，所有台湾人（土著除外），都还是劣根性深重的劣等人种。

第二点都合主义或善变，黄先生论说中国人模糊原则。俺看黄先生于身分认证的总纲问题上，变化之快之猛，少有人及。从台湾人变到自认的日本人，马上反戈一击，绝情决断，可以收入“厚黑学”一书。这也是黄先生没有学到劣根性第一点缘由之所在。实际上，俺很怀疑黄先生对日本国日式文明的忠诚程度－－猫狗之所以为人类的好友，并不是因为常换主人。

据说黄先生是独派，那么独派里应分“东洋独”，“本省独”和“外省独”三类。从黄文来看，“东洋独”（以黄先生为代表）很是瞧不上后两类，一如持文明棍的革命党看不上手持钢鞭的阿Q 。李大总统登辉激怒地非难中国为“土匪国家”，而黄先生直斥李治下的台湾本质上为土匪之岛，则李氏欲从“本土独”升格为“东洋独”的热望，恐怕要竹篮打水。

二叹黄先生治史，把日人埋碑造假，断章取义，篡改事实的方法论学了个十足。据说黄先生著作等身，不知道其中的误导，谬论，又能等几身？与其占用社会资源，挑拨族群矛盾，浪费读者时间，不如停止制造垃圾。关于黄先生之劣根性论证中的硬伤，“黄七点”文中俯拾皆是，稍作罗列。

第三点固执己见，明显是要中国人顺从日本美国的意愿，这世界上那个民族国家都可以固执，唯独中国不可以－－指责别人的时候，用的是被指责的手法。

第四点推卸责任，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将全部责任推给国民党政府，无可厚非。大陆政府虽然有很多不妥当的做法，并未无耻到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日本美国台湾罢？“中国人将其不幸与落後全部归罪於西欧”大约是黄先生的独家发现，民族反省甚至否定的思潮自五四起，矫枉不惜过正，旗手都换了好几个，从鲁迅到柏杨－－黄先生大概忘了自己还流着劣等血液，这也就罢了，何以连刚刚请教过的柏先生也忘在了脑后？

第五点不信任人，黄先生说林彪“并非被政敌而是被儿子所密告”，俺是头一次听说，黄先生是治史的，能否严密一点，少让门外汉挢舌？中国的谚语“不可一个人进入庙里，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能否说明出处及例证，这种或许出自典籍而甚少实例的说法，拿来作国民性的论据，黄先生要么辞穷，要么就是惯作惊人之言。

第六点土匪国家。论及偷渡西伯利亚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首先不相信这个数据，中国人去西伯利亚做什么，滑雪还是刻冰灯？再做一个简单算术：偷渡美国两万五，偷渡西伯利亚以一人一万美元计，也只不过五十亿美元，蛇头一年间的总收入怎么超过世界贩卖麻药所得？就算黄先生计算正确，何以世界上的黑帮分子还在拼死拼活种植贩卖毒品(麻药)，不到天高皇帝远的西伯利亚贩卖人口？黄先生旅日多年，信口开河的本事长进不少，数学倒是忘了个精光－－拜托不要把数学好也当作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

第七点危险的“友好”，意指中国人反复无常。治史的黄先生，居然说出“中苏、中印、中越发生战争时，都是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蜜月顶峰时期”的话，真令人汗颜。少有中国人相信真有中日友好这么个东西。历史上谁亏负谁，大家门儿清，总不成由罪犯来解释法律罢。日本人如果觉得“友好”是个负担，不如干脆抛弃，大家轻装前进。

黄先生的七个理由，大约是欲仿满清对明宣战的祭天文之“七大恨”。不过错讹既多，逻辑也很不严密，推究起来，发觉黄先生竟足以凭此愤世－－不仅憎恨中国人，兼且必须憎恨日本人美国人台湾人，因为同样能找出憎恨的理由，逐条列举如下。

第一点自我中心。这是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了，少有中国人以为，现在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柏杨以为自A．H．斯密斯以来国民性无变，矛盾。文明至上主义，是西方的命题。美国人认为世界是他们的，日本人认为亚洲是他们的，甚至发明了“雁行结构”一词。西洋人对亚洲人的感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感觉，大约类似强盛的中国对夷狄的感觉。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对愿意顺同的夷狄优抚有加，而日本迄今还有形同贱民的种族，西方殖民者为了争夺资源，动辄对土著民族赶尽杀绝。

“叁跪九叩”之礼只对皇帝而言，是特定文明的礼仪标志，如同英人瑾见女王吻手为礼，日人晋见天皇鞠躬(叩拜否？)，何以是屈辱？

对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命题，是文明和文化的复兴。大约只有被邻国文化的庄严博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岛国，才时时觉出“至上”的阴影。何不把外来的文明影响尽除，自辟蹊径？中国人很乐意看到长不大的孩子长大，成人的身架和年龄，顽劣儿童的心理，确实讨厌。

第二点都合主义或善变。自我中心更可能是强大的外现，强大则有力量推动变化，而不是顺应变化。“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从事行动。因此都合主义自然就普遍化了”只对个人而不对国家生效。中国的外交策略，随局势而变，是自然不过的事，日本对中国，不是从礼貌变成不礼貌了吗？美国对中国，不是由封锁变成贸易夥伴了吗？如果不能追随世界潮流，只能怪自己不明白，不能怪世界变化快。

黄先生说“自己中心的中国人与善於顺从对方意愿的日本人相处在一起，绝对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一对。”能不能解释一下，战后是什么打破了日人“中国人是重视原则的民族”的神话，使日本人心怀怨愤，行为乖戾？

另外，日本商人在生意场上，以含糊其辞和口是心非出名，据黄先生的逻辑，是典型的都合主义了。西人称日人对力量的感觉敏锐，这就是都合主义的传统了。

第三点固执己见。美国人最固执，世人公认。日本人也“悄悄”地固执了。

按黄先生的逻辑，外交上似乎是不存在问题，俺在太阳旗上画只乌龟，写个马鹿野狼，在靖国神社门口泼漆，日人应视而不见，可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对日本的内政干涉不止於靖国神社问题，对历史教科书、政府高官的发言、南京事件的评价、属於日本生存问题的日美安保条约、宪法修改的议论，达赖喇嘛与李登辉前台湾总统的访日、航空公司的机场使用，大饭店设置国旗等无不加以干涉，意图当做外交问题处理。”

这些无一不是与中国有关的外交问题，不是“意图当作”外交问题处理，而是外交问题应该当作外交问题处理（写到这里觉得很累，再次拜托黄先生不要老把基本常识当作高深问题来讨论，骗取稿费和著作“高度”，不是体面的做法）。中国没有干涉日本的黑帮问题，不良少年问题，奥姆真理教问题罢？另外，美国日本“在国内被认定邪教者则彻底加以弹压”，有奥姆真理教和德克萨斯庄园攻打案为证。

第四点推卸责任。教科书和否定南京大屠杀是不是推卸责任？“文化大革命终结，「动乱的十年」的责任推给四人帮，绝不触及毛泽东的过错”，倒是符合日人“死者皆成佛”的观念，不知黄先生为何还要抱怨？

前文讲过，中国人自我否定，自五四起，矫枉不惜过正，莫非黄先生以为，不给东西方殖民主义唱赞歌，就不算面对现实？听起来更象自虐。

美国人也喜欢推卸责任，共和党上台，说自己接下的是民主党的烂摊子；公司业绩不好，总裁拿普通员工开刀；越战韩战，败了才知道反省－－谅黄先生没有勇气，指责美国人推卸责任。

黄先生说“无秩序是中国原来的真面目，只不过是百年不变的国民性格的复活而已。”并称“要追随资本主义的模型已没馀力”，“岂有创造新文明的能力”。治史的黄先生好象忘记了，具备这种种恶劣国民性的中国人，史上曾创造辉煌的文明，日人老老实实学过好一阵－－不过日人的嘴脸，一旦觉得自己可以与老师比肩，就要站起来扇老师的耳光了。

第五点不信任人。算读过听说过不少古事，哪里来的“可恶的庙公”，拜托不要把日本小儿漫画书里的内容，贴到中国人的祖宗身上。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社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兵法自然发达了。”虽然黄先生知道“兵为诡道”，却不明白战争是“国诈”，跟“人诈”是两码事，所以市井小人无法成为决胜千里的统帅。

日本的战国年代，也是诡道盛行，至今日人还津津乐道；日本商人，在生意场上亦以狡诈出名。美国人里头，光比尔盖茨一人，就够黄先生叹尽古风了。“中国人是「诈之民」”，开放以来却被“不诈”的日本人和西洋人坑蒙拐骗过不少回，这还是在骗术盛行的文革刚刚过去的年代。

依黄先生的意思，日本欧美都要从中国输入“五讲四美三热爱”，并禁毁孙子兵法，以使用欺诈手段经商的罪名逮捕盖茨等大企业家。MBA 当然不能学。凯撒，乔治华盛顿，日本战国诸名将，隆美尔，艾森豪威尔，杨威利都要重新定性为骗子。山本五十六要被扔出靖国神社－－不过他已经死而成佛。照此演义下去，黄先生怕要把袭击珍珠港的罪名或胜利硬生生派到中国人头上了。

第六点土匪国家。先不提别的，日本军是“兽军”，铁案；而对“兽军”的屠杀平民（不是战役胜利）欢欣鼓舞的日本普通国民，其国民性跟野蛮有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中国人偷渡西伯利亚的例子，前已论及真伪，埋碑造假的历史学家，日本多几个，中国人不会在乎。关于在日外国人的犯罪问题，作过一点研究，献丑如下。

截止2000年底，据日本司法部统计，在日外国人共1，686，444人，包括永久居民及配偶，日人配偶，及定居者共1，181，522人。据日本全国警署统计，1984年刑事报案1，588，693，逮捕1，002，923；2000年报案2，443，470，逮捕576，771。报案上升六成，而逮捕数下降约一半。按日本人口2000年为126，900，000，五十人中有一人牵涉刑事案；2000年牵涉外国人的刑事案总数近31，000，涉刑事案的比例，跟日人基本持平。

在日中国人的犯罪，因缺乏数据，无法作结论，可能比率较高。不过中国人到欧美都是守法良民，偏偏在日本不法，令人起橘枳之叹。日本警方为转移公众对破案率降低的视线，而委过于外国人的做法，正好对应黄先生的第四点推卸责任，和第五点不信任人。

关于罪案，美国更甚，枪支，毒品，世上无及，不知黄先生有没有勇气跟美国人探讨？

中国史上动乱多，盗贼多，日本也不肯让中国专美--日本历来盛产海盗，战国时期则盗贼四起，倭寇更祸害别国。不过土匪为害之烈，难抵“兽军”万一。

“对西藏也罢、对台湾也罢，均将这种强夺行为正当化，并与周边诸国的领土纷争不断。”到要请问，历史上各国之间的领土纷争，是不是同一个模式？是，则黄先生推崇的国家，岂不是跟土匪国家无二？

“持续增多的偷渡入境者使中国人的犯罪扩散世界各国，过去白人所恐惧的黄祸成为华祸”，前文已讨论过犯罪问题－－黄先生幸好是在日本，换了欧美任何一国，如此攻击某一族群，贩卖种族歧视的私货，轻者道歉，重者坐牢。黄旅日多年，其视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文精神的欠缺。

还有，西方殖民者相对于印第安人，谁是土匪，谁是无辜良民？

俺的建议，日本跟中国这样的土匪国家，应彻底划清界限：不与土匪贸易；把从匪国输入的文化还回去；不信匪国传过来的宗教－－因为沾染了匪气；汉字是匪字，更要革除。

第七点危险的「友好」。中国人要相信日本人“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说法，那就活该亡国灭种。回顾中日“友好”的历史，黄先生的七条，一一有应：

１）自我中心，日本人狭隘偏激，大概永远学不会宽容大度，没有成为世界的中心，诚为人类幸事。

２）前倨后恭，谄强凌弱，是日人的拿手好戏。需要外来帮助或被强势压迫的时候，日本人态度最好；一旦本事学到手，或猫变老虎，则很可能毫不犹豫地以恶酬善，以怨报德。

３）只有力量强大的时候，日人才会固执己见。

４）挡路和杀人，对日人来说没有本质区别，同是添麻烦而已。

５）天生与危机感为伍，警惕外人。

６）生性野蛮，一旦失去约束，与禽兽无异。

７）永远不会跟任何国家真心友好，一切以利益为驱动。

总结一下，黄先生有同样七点理由，可以憎恨美国；同样七点理由，可以憎恨日本。而台湾人一半是新匪，一半是旧匪，更值得憎恨。为饭碗起见，俺就不鼓励黄先生去骂日本美国人了，黄先生等人，也就是敢说说穷亲戚的坏话而已。实话讲，日人受中华文化影响甚深，如果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此之劣，曾经“全盘拿去”的日本的国民性，断好不到哪里去。

无意忽视中国的问题－－问题归问题，一旦上升到国民性，要十二万分的仔细。民族虚无主义，自五四起，已经把中国人剥得身无寸褛，这才发觉病夫的生理结构，跟东洋人西洋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全面西方化”这面旗帜，以廉价洋布缝成，上面太阳星星条条杠杠不少，饱经风吹日晒，早已残破不堪。从鲁迅扛到柏杨，大抵煽情的多，系统研究的少；误导的多，实用的少。东鳞西爪，持种族血统论的腔调，难脱攀附强势文化的嫌疑。至于黄七点，只不过是不入流的牵强附会。

细究东西方强国之道，国民性或国民素质，不是答案。就举日本的例子，曾经全盘接受中华文化，又曾不遗余力地脱亚入欧，如今日本还是日本，既不是中国，又不是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