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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陷阱
送交者: 瑞典茉莉 2017年11月14日04:18:4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陷阱

 

                           (瑞典)茉莉

 

“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名词。12月17日,北京的一个民间书友会——政右经左工作室评选出“2009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准备在北京清华园宾馆举办发布会,遭到国安人员干扰,发布会被迫取消。在那个令当局神经过敏的入选名单中,大部分是国内知识分子,也有郭罗基、胡平和茉莉等少数海外流亡者。 

 

这种评选并不是中国人所独创,早在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会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评选出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为中共当局所不容?和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境遇有何不同?他们关注社会的独特角度是什么?他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陷阱?

 

   ◎ 文章天下公器,不是体制私器

 

所谓“公共”,即天下公器共有之。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言论和写作。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写作必须是面向公众,从公共立场和利益出发涉及公共问题,从而维系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

 

而这种“公共”性,正是搞家天下的专制体制所忌讳的。专制者为维护其私利,总是滥用权力进行新闻检查,扼杀不同观点,搞舆论导向。因此,立足于公共立场、言说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就成了必须防范和打压的对象。前不久,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被暂停教职,校方的理由就是“介入公共事务太深”。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就有“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一直没有出现成型的公民社会,因此,具有自由独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寥若晨星,直到当代才开始成群涌现。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生活在思想的光亮之处”的人。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最早的先驱,他在雅典的广场上与人辩论,最后成为一只“殉道的牛虻”。而在当代西方,阿伦特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是一位与日常公共生活保持接触的社会批评家,主张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抗政治。在公众领域中坚持人的自由、尊严和普世价值,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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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日益活跃的原因

 

前些年,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他认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及贡献日渐衰落,原因在于现代大学的学科制度高度专门化,使学者的知识逐渐走向狭窄和极端,因此脱离社会生活。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公众利益表达的途径畅通,作为民众代言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不是那么特别被人需要。

 

而中国目前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相当活跃的时期。政右经左工作室评选“xxxx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年,评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为什么当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日益活跃,层出不穷?

 

首先,中国具备了产生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土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公共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兴盛时期,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度万马齐喑,不少人黯然退回书斋。今天,虽然中国仍然是政治专制的国家,但经济上的开放和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市场经济和新闻媒体的发达,给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言的空间,网络给各种观点提供了论坛。尽管中共没有改变其控制舆论、垄断大众传媒的做法,但关注公共事物的知识分子仍能冲破种种限制,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健全的民主国家里,有各党派的职业政治家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但在专制国家里,如果知识分子都沉默不说话,就只有执政党一家之言,社会舆论就只能任由当局操控。因此,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和专制权力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针对广大公众关注的问题,对重大事件发表意见,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并为公众争取公共的政治空间。

  

   ◎ 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独特角度

 

关注社会可以有各种角度,但知识分子的角度有其独特之处,即不能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在介入公共议题时,以开放和平等的态度展开说理,从而使社会关注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和普通公民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只不过他们的承担更有主动性,他们的言说更富于知识性和批判性。


现居美国的著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便是优秀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余英时在研究历史文化时,也承担参与政治的职责。当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余英时就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直言。对台湾和中国的民主化、价值及文化取向、两岸动向等问题,余英时都撰文评论。由于专业背景的缘故,他的社会关注里充满了历史认知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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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时,凭借的是深厚的哲学功底。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哈贝马斯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他的文章《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不是从经验材料或感性情绪的层面去支持战争,而是把科索沃战争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

 

对于我辈缺乏专业背景的人,要努力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就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求学求知,重视自身的素质和精神建设,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去传播常识,对公共事物进行鞭辟近里的判断和分析。

 

   ◎ 现实局限和自身面临的陷阱

 

当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道义、法理、生活常识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对其缺陷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他们自己也面对着现实的局限以及种种陷阱。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必和政府保持一致,他们和政府唱反调而不须付出代价,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受到来自政权的压力,如果他们在言说时不自我设限,就有被打破饭碗、被监禁或被逼流亡的可能。

 

现实的严峻使不少人屈从于政权,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商业化大潮也考验知识分子,当他们落入受邀出席、出名拿钱的陷阱时,其公共性就很值得忧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隐藏着商业动机和市场逻辑,这就令他们的知识产品很快失去信用。

 

台湾的李敖是一个值得知识分子警惕的例子。在威权时代,李敖曾是一个勇敢的反抗型公共知识分子,但到了台湾民主时期,他却变成了媚俗政治的一个象征。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某些特定的人对民主制度颇具危害性。”他列举的就是李敖这种文人的特点:“嘴如泉涌,傲慢,厚颜无耻,虚张声势”。这些年,李敖堕落到为中共镇压六四辩护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陷入了丑陋的大中国民族主义陷阱。

 

如前所述,中国需要更多有社会良知的正直的公共知识分子。鲍勃·肯尼迪曾说:“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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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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