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的光榮與陷阱

                           （瑞典）茉莉

“公共知識分子”似乎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名詞。12月17日，北京的一個民間書友會——政右經左工作室評選出“2009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準備在北京清華園賓館舉辦發布會，遭到國安人員干擾，發布會被迫取消。在那個令當局神經過敏的入選名單中，大部分是國內知識分子，也有郭羅基、胡平和茉莉等少數海外流亡者。 

這種評選並不是中國人所獨創，早在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會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進行了一次網絡調查，評選出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那麼，公共知識分子到底是一些什麼人，他們為什麼為中共當局所不容？和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相比，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境遇有何不同？他們關注社會的獨特角度是什麼？他們應該避免什麼樣的陷阱？

   ◎ 文章天下公器，不是體制私器

所謂“公共”，即天下公器共有之。知識分子無權無勢，擁有的只是言論和寫作。和一般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和寫作必須是面向公眾，從公共立場和利益出發涉及公共問題，從而維繫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

而這種“公共”性，正是搞家天下的專制體制所忌諱的。專制者為維護其私利，總是濫用權力進行新聞檢查，扼殺不同觀點，搞輿論導向。因此，立足於公共立場、言說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就成了必須防範和打壓的對象。前不久，北京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被暫停教職，校方的理由就是“介入公共事務太深”。

自古以來，中國士人就有“文章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被認為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但是，由於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一直沒有出現成型的公民社會，因此，具有自由獨立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歷史上寥若晨星，直到當代才開始成群湧現。

在西方，公共知識分子被認為是“生活在思想的光亮之處”的人。蘇格拉底被認為是最早的先驅，他在雅典的廣場上與人辯論，最後成為一隻“殉道的牛虻”。而在當代西方，阿倫特可以說是最優秀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她是一位與日常公共生活保持接觸的社會批評家，主張公共知識分子的反抗政治。在公眾領域中堅持人的自由、尊嚴和普世價值，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光榮所在。

◎ 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日益活躍的原因

前些年，美國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出版過一本書，題目是《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他認為，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及貢獻日漸衰落，原因在於現代大學的學科制度高度專門化，使學者的知識逐漸走向狹窄和極端，因此脫離社會生活。其他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擁有充分的自由，公眾利益表達的途徑暢通，作為民眾代言人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不是那麼特別被人需要。

而中國目前正是公共知識分子相當活躍的時期。政右經左工作室評選“xxxx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活動，已經連續進行了五年，評選的範圍越來越廣泛，獲得越來越多的肯定。為什麼當今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日益活躍，層出不窮？

首先，中國具備了產生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土壤。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是公共知識分子嶄露頭角的興盛時期，但在六四鎮壓之後一度萬馬齊喑，不少人黯然退回書齋。今天，雖然中國仍然是政治專制的國家，但經濟上的開放和全球化的趨勢，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市場經濟和新聞媒體的發達，給獨立知識分子提供了生存和發言的空間，網絡給各種觀點提供了論壇。儘管中共沒有改變其控制輿論、壟斷大眾傳媒的做法，但關注公共事物的知識分子仍能衝破種種限制，發出自己的聲音。

其次，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需要更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健全的民主國家裡，有各黨派的職業政治家表達不同的利益訴求，對執政党進行監督。但在專制國家裡，如果知識分子都沉默不說話，就只有執政黨一家之言，社會輿論就只能任由當局操控。因此，當今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說，是和專制權力抗爭的一種方式。他們針對廣大公眾關注的問題，對重大事件發表意見，對社會輿論產生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政府決策，並為公眾爭取公共的政治空間。

   ◎ 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獨特角度

關注社會可以有各種角度，但知識分子的角度有其獨特之處，即不能訴諸於任何權威，而是在介入公共議題時，以開放和平等的態度展開說理，從而使社會關注具有思想和學術價值。和普通公民一樣，公共知識分子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只不過他們的承擔更有主動性，他們的言說更富於知識性和批判性。

現居美國的著名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便是優秀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余英時在研究歷史文化時，也承擔參與政治的職責。當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余英時就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對台灣和中國的民主化、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英時都撰文評論。由於專業背景的緣故，他的社會關註裡充滿了歷史認知的深度。

哈貝馬斯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在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時，憑藉的是深厚的哲學功底。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哈貝馬斯支持北約轟炸南聯盟，他的文章《獸性與人性--處於法律與道德臨界點上的戰爭》，不是從經驗材料或感性情緒的層面去支持戰爭，而是把科索沃戰爭提高到政治哲學的高度。

對於我輩缺乏專業背景的人，要努力扮演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角色，就只有抱着謙虛的態度求學求知，重視自身的素質和精神建設，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去傳播常識，對公共事物進行鞭辟近里的判斷和分析。

   ◎ 現實局限和自身面臨的陷阱

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從道義、法理、生活常識的角度去審視社會，對其缺陷提出批評和建議時，他們自己也面對着現實的局限以及種種陷阱。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必和政府保持一致，他們和政府唱反調而不須付出代價，但中國知識分子卻受到來自政權的壓力，如果他們在言說時不自我設限，就有被打破飯碗、被監禁或被逼流亡的可能。

現實的嚴峻使不少人屈從於政權，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同時，商業化大潮也考驗知識分子，當他們落入受邀出席、出名拿錢的陷阱時，其公共性就很值得憂慮了。一些知識分子的言論中隱藏着商業動機和市場邏輯，這就令他們的知識產品很快失去信用。

台灣的李敖是一個值得知識分子警惕的例子。在威權時代，李敖曾是一個勇敢的反抗型公共知識分子，但到了台灣民主時期，他卻變成了媚俗政治的一個象徵。法國哲學家福柯指出：“某些特定的人對民主制度頗具危害性。”他列舉的就是李敖這種文人的特點：“嘴如泉涌，傲慢，厚顏無恥，虛張聲勢”。這些年，李敖墮落到為中共鎮壓六四辯護的地步，主要是因為他陷入了醜陋的大中國民族主義陷阱。

如前所述，中國需要更多有社會良知的正直的公共知識分子。鮑勃·肯尼迪曾說：“一個人每次為一個理念而挺身而出，或為改進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擊，他傳遞出的希望僅產生很小的波紋，而千百萬不同能量產生的波紋互相交叉，就能匯聚成洪流，並可衝垮阻擋我們的最堅實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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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