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第二十五章　法庭斗争（一）

【公孙明按：作者苦多的描述里，江青似乎没有体会出周恩来在破坏文革上所扮演的角色，这在当前政治形势之下，对周恩来网开一面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看出周恩来于文革过程中上所表现出的两面三刀做法，更了解到周恩来从头到尾对文革中坚人物的抵制，并且利用文革消灭了两个政治对手 – 刘少奇和林彪；而且毛主席不可能没有跟江青讨论这些要事。周恩来是个王莽般的人物，但要比王莽阴狠多了！】

　　围绕着如何处理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明争暗斗。

　　华国锋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机分子，浑身上下有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时时成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攥在手中的小辫子。华国锋对邓小平他们是又怕又恨又需要依靠。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文革派，再没有邓小平一伙的支持，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可是自己的能力、资历、势力都无法和邓小平相比，眼看着大权旁落，整天扮演着傀儡的角色，对于又蠢又贪的他，能不恨在心里、笑在脸上、怕在行动中？！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气势汹汹地再次提出要审判所谓江青“反党集团”时，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对待过，现在单单对江青用这种手段（当然还有林彪），历史上能站得住脚吗？所以要慎重考虑。再说，江青集团的事情大量地要牵涉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暗暗地内部进行吧。”说这些话的时候，华国锋简直有点哀求邓小平的味道了。因为审判江青他们也会涉及他和汪东兴不少问题，甚至文革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他俩要负主要责任，有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做法，他俩就是罪魁祸首。公开审判，他华国锋的形象扫地，所谓毛主席接班人的谎言被戳穿，就再也保不住自己的官位了。

　　邓小平看着华国锋的样子感到可笑。自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相继恢复了邓小平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位老谋深算的顽固不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控制了中央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权术的“太极拳”已经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西南北，眼睁睁地看着他钻进自己设计好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赢得知识界一片欢腾，占领了舆论阵地；接着把翻案明星胡耀邦安插在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把翻案元老陈云推到中央副主席的宝座，在中华大地刮起了一场昏天盖地的“十二级翻案台风”，把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统统解放出来，扶植上台，使邓小平的统治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策划修改宪法，删除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民主自由的有关条款，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把全国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实行对马列主义者的白色恐怖。时至今日，华国锋还竟敢提出自己对处理江青的意见，真是可笑不自量。邓小平是什么人？是独夫民贼！他才不管什么中国共产党内历来有什么规定，他才不问共产党内的斗争应该遵守什么原则，他才不怕全国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他才不会顾及历史责任。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有奶便是娘”、“摸着石头过河”、集封资修大乘的实用主义者，是死不要脸的资产阶级政客！

　　邓小平象教训小孩一样，对华国锋说：“现在要实行法制，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什么是法制？就是一些人制定法律，另一些人去执行。过去搞人治，人人参与国家大事，那还不乱了套！文革就是样子。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完成由人治到法制的历史性转变。可以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制定出审判江青他们的具体程序，由专案人员去进行。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新当选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审判江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立即附和邓小平，并趾高气扬地说：“我提议成立审判指导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由江青的老对头、文革开始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真同志任指导委员会的主任。”

　　随后，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王鹤寿、伍修权等人开会，遵照邓小平的旨意，研究了审判江青等人的措施。彭真不愧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手，他说：“既然是审判，那么江青等人就是罪犯，要按照对待罪犯的方法去进行立案侦察，搜集、取证他们的罪行材料。同时，要一口咬定江青他们是有计划地进行犯罪活动，这与毛主席的缺点、错误不一样，还要把周恩来总理划入受迫害的行列，这样就避免了有些人因为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而不敢、不愿写江青等人的证明材料。”胡耀邦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彭真同志有办法！”彭真越发高兴起来：“我还有一个想法，把江青和林彪一块审判，这样能增加人们对江青的仇恨，达到审判的效果。”有人提出：“江青和林彪是有矛盾的啊！”彭真说：“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一致，分赃有矛盾。”胡耀邦拍手叫好：“这个说法好！以后就这样向大家解释。”

　　在正式审判之前，江青还忍受了多次予审的折磨。王鹤寿就是予审的主角。王鹤寿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叛徒，刚刚被邓小平、陈云他们“平反”，就积极参与为刘少奇翻案，现在想在审判江青中再出出风头。王鹤寿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狐假虎威地说：“江青，中央让我来审理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本想用“罪行”二字，不知怎么临时改成“问题”。江青瞪了王鹤寿一眼：“你们审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笑话！你们有这个资格吗？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具体发动和执行的，你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能知道什么能审理什么？连邓小平都自称是‘桃花源里人’，不知世上事，他让你们来审理文化大革命的事不是出你们的洋相吗？”说实在话，王鹤寿他们是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动的，具体进程也知道不多，可是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受了迫害，这口气一定要出，这个仇一定要报。就是凭着这种报复心理，他气势汹汹地对江青说：“从现在起，你的案子就由我们来负责，你要和我们好好配合，把文化大革命中你的问题讲清楚。”“算了吧，”江青不屑一顾地说：“我的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华国锋就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视问题的本来面目吗？文化大革命中我处理的许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我执行毛主席指示，你们要查只能是公开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鹤寿只得“图穷匕首现”，兜出老底：“我们要把你的问题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分开。”江青气愤了：“你们竟敢诬蔑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好哇，这样你们就成了一贯正确的了！真是卑鄙致极！”她喘了一口气：“至于你们想把我与毛主席分开，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我早就知道你们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经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给你们交个底，我从跟定毛主席那天起，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一切。现在，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死在革命的叛徒手中，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我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吗？江某人倒是想领教一下。我也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对你们并不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而已。你们用这种方法对待我，本身就违背了你们制定的法律，无非是为了发泄丑化毛主席的罪恶目的。”王鹤寿赶紧掩饰说：“你的罪行，怎么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呢？”江青义正词严地反驳道：“错了。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过什么我自己要干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都是执行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的。你想听听吗？你敢忠实地纪录并向世人公布吗？”老奸巨滑的王鹤寿出了一身冷汗，这可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得赶紧向主子汇报。邓小平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江青太嚣张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得赶快审。她要讲什么尽管让她讲，不理她就是了，也决不能向外界透露一点消息。你们好好准备材料，让她蒙在鼓里，最后给她致命一击。”

　　彭真是审判委员会的主任，又出任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江青了解他的个性，一定会在予审中让人来询问批判他搞的《二月提纲》的前后情况。果然，几个穿着公安服装的予审人员提问《二月提纲》的事情。江青早有准备，滔滔不绝地讲解了毛主席亲自领导批判《二月提纲》的全过程，令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回来后，他们核对历史档案，竟然没有什么差错。这下难住了予审人员：谈《二月提纲》问题，那不是批毛主席了？他们没敢直接向彭真汇报，向总书记胡耀邦谈了他们的看法。胡耀邦回到家里，调来彭真当年搞的那个《二月提纲》，认真看了起来。看完之后，他与一位自己信任的学术专家交换看法。这位学术专家说：“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的《二月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我们这些无党派的人来说，毛主席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那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他作为保全自己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说，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被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他认为这位学术专家说得有理，让予审人员不要再向江青问《二月提纲》的问题了。

　　从1980年10月，审判江青的丑恶行为开始改头换面，由所谓检察院起诉、特别法庭审理。与检察官交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周恩来。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周恩来的的计划和原因，立即意思到这是邓小平等坏蛋设下的又一个陷阱。江青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检察官洋洋自得地以为抛出了手中的王牌。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1974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得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尽管检察官十分佩服江青的记忆力和有条不紊的分析，但他们接受的指令不允许他们同意江青的观点，由于听得入了神，他们整了整衣服，回过神来，让江青继续讲下去：“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江青苦口婆心说明当时的情况，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只是为了争取群众的了解，认清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真面目。她知道，华国锋、邓小平他们是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她和他们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的。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华国锋、邓小平已经并继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制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冤假错案，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江青看着尚且年轻的检察官，还想耐心地说明当年的实际情况。她讲了两件自己参与保护周恩来的大事，她说：“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吴传启等人把当时的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是第三司令部，他们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里，她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认为这是混淆革命阵线，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总理，是决不能允许的。所以马上对吴传启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悲剧发生。第二件，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到南方串联得到一份材料，说周恩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并有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为证。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开始怀疑周恩来，国务院还有人酝酿夺周恩来的权。江青知道后，受毛主席的委托，谨慎、细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况，。她代表党中央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周恩来的风暴，在江青等人的亲自指挥和直接领导下被镇压下去。

苦多《江青评传》：第二十五章　法庭斗争（一）

2017-11-22 23: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3| 评论: 1|原作者: 苦多|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第二十五章　法庭斗争（一） 　　围绕着如何处理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明争暗斗。 　　华国锋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机分子，浑身上下有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时时成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攥在手中的小辫子。华国锋对邓小平他们是又怕又恨又需要依靠。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文革派，再没有邓小平一伙的支持，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可是自己的能力、资历、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