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文化就是消滅知識和知“道”分子的“愚民”文化

長春在《觀猴有感》中說：每一次進食，都是猴王大搖大擺地下山先吃。如果發現哪只猴子不懂“規矩”，猴王就會對它進行嚴厲懲罰。人類在遠古時期只能靠強力來解決食物分配問題。這種“暴力元規則”叢林文化必然消滅那些企圖挑戰猴王的知“道”分子。

猴王要樹立自己絕對權威，必須消滅質疑自己的人。能夠質疑猴王的人當然都是有文化的知“道”分子，他們的質疑使統治者威信下降。所以，知“道”分子成了統治者首要打擊目標。消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老子說成是“絕聖棄智”。其實，“絕聖”是假，“棄智”是真。老子在《道德經》第70章自吹自己是聖人：“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指責那些敢言者是“言者無知”，而唯有他是“被褐懷玉”的姜子牙似的救世主。對於那些標新立異的“為奇者”，老子要當統治者的殺手——“吾得執而殺之”（ 第74章）！孔子拜訪老子後，學到了這一絕招，在魯國執政7天就殺了標新立異的少正卯。

同時，老子極力主張愚民。這是因為：原始思維的陰陽辯證法，一旦遭遇反駁，就很難自圓其說，連“兩小兒辯日”都難住了聖人孔子。為了避免黔驢技窮的醜態，中國的聖人都提倡愚民，老子要求老百姓過無知無欲無文字（結繩而治）的原始生活。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以聖人之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孔聖人也持這樣的政見，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老子看來，人民難以管理，就在於他們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讓人民變得愚蠢起來。如果人民都變成了沒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穩定了。

老子的理論是西周政治實踐的總結。在老子之前，西周的國君們就知道搞“愚民政策”了。周厲王“弭謗”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當時，周厲王為了防止臣民議論朝政，大搞特務政治，人民一有不滿言論就遭逮捕關押，引出人民在路上相見連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人們都不敢說話了，周厲王便認為天下穩定，還得意洋洋地向大臣炫耀。豈料不久便發生了“國人暴動”，周厲王被流放。

中國曆朝歷代都將“愚民政策”視為傳家寶。實行“愚民政策”的辦法主要有三個：

一是壓制輿論，封鎖信息，濫興文禍，禁毀書籍。秦始皇、李斯們“焚書坑儒”，就是要封鎖信息，鉗制思想，讓人們變成瞎子、聾子和啞巴；他們還大搞恐怖統治，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讓人們都變成啞巴。人民眼不得見、耳不能聞、口不敢說，成了瞎子、聾子、啞巴，這樣，獨裁者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作威作福了。中國歷史上愈演愈烈的血腥文字獄，以及清朝的大規模查禁違礙書籍運動，即是“愚民政策”的登峰造極。

二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禁錮思想，輿論一律。除了暴力恐嚇，統治者還找出一種對專制統治有益無害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藉以馴化人民。出這一餿主意的是董仲舒。他主張將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思想，以此“教化”人民。他在給漢武帝的上疏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此導致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將思想定於一尊的惡政，使中國人在科學、文化諸方面喪失了獨立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此後中國社會完全陷入停滯。

三是自我神化，欺世盜名；編造謊言，粉飾太平。獨裁者們為了證明自己“受命於天”、“唯我獨尊”、“天縱英明”、“天賦異秉”，總喜歡編造些神話、鬼話，什麼太后懷孕時“蛟龍附體”、“夢日入懷”；什麼皇帝出生時“赤光照室”、“紫氣充庭”……總之皇帝不同於凡人，是“天之子”，超凡入聖，君權神授，官權君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是皇帝說出的話，都是金口玉言，一句頂一萬句；凡是皇帝做的事情，都是偉大英明正確。同時，統治者們還要不停地製造些假典型、偽經驗供全民學習，以謊話治國，粉飾太平，自欺欺人。

總之，“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通過隱瞞、欺騙和恐嚇，使人民變成蠢材和白痴。這樣，統治者就顯得英明而偉大，其專制統治便會得到不斷強化而千秋萬代。中國文化從此走上了一個人思考，其餘人頌揚解釋的拍馬屁時代，所以中國文人最大的特長不是創造，而是解釋、理解，為主人的觀點找到更多更好的證據和理論支持。主人的一次講話，甚至一次發昏的胡說，都會有成千上萬的精英文人、以成千上萬方式，找到成千上萬個理由，來證明主人絕對正確和英明偉大。中國文化的唯一任務就是一切為主子服務，精神太監們一方面吹捧主子，另一方面充當紅衛兵圍攻標新立異者，所有的離經叛道的知“道”分子都被殺無赦！於是，獨裁者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逐漸失去正確的判斷力和思維能力，變得越來越蠢。正如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所講的，皇帝明明在街上裸奔，卻在大臣們的奉承下自以為穿着世界上最美的服裝。

二，消滅知“道”分子的源於叢林螞蟻

有人說：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挨整被批鬥是因為傅斯年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打了圖書館管理員M一耳光，所以，M一氣之下，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挨整。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

首先，北大學生都是修養很高的人，怎麼會輕易打人？傅斯年是個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人，怎會與貓起衝突？若真有“一記耳光”之事，1945年貓怎會邀請傅斯年訪問延安？傅斯年也不會前去！這就像那個給了韓信胯下之辱的人，聽說韓信衣錦還鄉了，嚇得趕緊躲起來！

其次，即使貓被北大學生譏諷過，被知識分子的語言輕蔑過，貓有必要把其怒氣發泄到所有知識分子身上嗎？把他們都打成右派？貓文革讓全國人民相互鬥爭，難道是全國人民未尊敬他？當時全國人民都向其畫像跪禱表忠心，對他的尊敬是巍峨無比，無以復加了。

第三，張國燾是北大學生中的佼佼者，人們都很尊敬他，沒有知識分子用語言輕蔑過他。按理說，他不會整知識分子。恰恰相反，張國燾1930年代在鄂豫皖、川北的紅軍中肅反，首先打擊的就是知識分子。凡是戴眼鏡的、會寫字的，都被打成特務、反革命，殺無赦。

可見，統治者要樹立自己絕對權威，必須消滅質疑自己的的知識分子。“消滅知識分子”是毛的一貫思想，大約在1925年就定下了。毛在那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革命》12月、《中國農民》2月、《中國青年》3月）就斷言：“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引者注）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份東西洋留學生，一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份東西洋留學生，大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為“中產階級”：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作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但他後來在《MXX選集》第一卷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下稱“修改稿”）中卻把關於“高等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的種種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毛對“小資產階級”的定義是：“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並按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們分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歡迎（革命）。”

毛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確是由來以久。在井岡山時期，毛就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以“特務”“內奸”“AB團”的名義把他們殺掉。延安整風時期，知識分子絕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很多人被批鬥得自殺，實際上是一場小文革。

毛說知識分子是沒有獨立人格的“毛”，是依附在資產階級“皮”上的。這顯然侮辱人格的言論。毛敵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源於馬克思。

《共黨宣言》說：“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西斯蒙第就是這個學派的首領，對法國來說是這樣，對英國來說也是這樣。”

馬的這段話就是把捍衛人權的著作家等知識分子視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資產階級被馬克思定為敵人。所以，知識分子就是馬的敵人。馬克思為何要打擊知識分子？是因為這些人經常批評馬克思的觀點，使馬克思的權威急速下降，即使恩格斯出版《論權威》強調服從馬克思，也無濟於事。所以極權主義對獨立的知識分子有刻骨的仇恨。

馬克思不承認知識分子是勞動者。馬徒們在“知識分子”之前冠以限定詞“資產階級”，把他們視為資產階級的同夥、幫凶。恩格斯在《僱傭勞動與資本》的導言中說：“工人階級是生產全部價值的唯一階級。”馬克思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麼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這樣，地主、資本家與店員、知識分子就成了寄生蟲，屬於被消滅被打擊之列，就難逃被整死的厄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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