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主流学者当面交锋，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主义价值观被彻底摧毁

　　2017年6月19到22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邀请，中国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一行六人，访问了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主流美国智库，进行了密集的对话与交流。

　　中方学者包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等。

　　6月19日上午访问团拜会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John H. Coatsworth，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Merit E. Janow，副院长Terry Culver，美国前财政部长Jacob J. Lew，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发展经济学和政策中心主任Eric Verhoogen，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Benjamin Liebman，经济政策管理项目主任Guillermo Calvo，以及Andrew Nathan， David Sandalow， Madeleine H. Zelin等教授座谈，商议未来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事宜。

　　6月20-21日两天在华府和美国智库的对话，包括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智库。

　　美方出席的主要学者有：传统基金会总裁Edwin Feulner（富尔纳）博士，亚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 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Jim Dorn 博士，马里兰大学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国军事研究专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军分析中心(CNA)付总裁兼中国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博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日本与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长C. Fred Bergsten, 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 Jeromin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员会中国部高级研究员 Ely Ratner,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Bonnie Glaser, 中国研究付所长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亚洲经济高级顾问 Matthew Goodman, 中国研究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Johnson 等，以及其他美国研究亚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应邀出席的还有美国前驻华大使，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 J. Stapleton Roy （芮效俭）终身大使，琼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 David Lampton（兰普顿）教授。

　　传统基金会在20日上午举行了公开的对话会。主题是：《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其中包括两场专题对话。第一场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场是“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传统基金会会长富尔纳博士亲自主持开幕式并全程参与讨论。

　　林毅夫指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下，中国过去30多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并取得快速增长，而按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却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表明现有主流理论并未揭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应进行反思，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帮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美联储圣路易分行的文一教授，从新工业革命史发现的历史真相出发，当着美国主流学者的面彻底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的基本假设。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是美欧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被中国学者彻底颠覆，就意味着美欧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彻底破产。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本之本，所有美国人都引以为豪。如果美国学界不能应对文一教授的挑战，那么今后美国主流社会只能用谎言来维持美国社会的共识了，但是这样一样，美国还能维持多久？

　　文一教授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没有导致工业革命，中国早就有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乡镇企业的繁荣，促使英国政府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保证纺织业的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到19世纪中，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建立，黑手党的私法而非政府的公共服务统治城市和市场。

　　文一教授进一步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基础建设，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文一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政府规划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美国从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修了20条铁路，如果政府规划，只要两条铁路就够了，看不见的手造成的结果是18条铁路破产。这就是历史著名的美国铁路泡沫。美国的金融泡沫频繁，危害更大。同样加入WTO, 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超过俄国和拉美，因为“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产权决定论是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根基；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一起构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美欧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是美欧现行政治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现在中国的文一教授以美欧自已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证明产权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美欧主流社会长期宣传的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次，意味美欧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不过是个乌托邦式的神话，美欧的现行政治制度是以谎言为基础建立的，完全没有任何合理性！美欧的现实正在证明，美欧现行的以谎言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已是民怨沸腾，难以为继了。美欧谎言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还能挺得了多久？

　　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陈平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

　　他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斯密强调的“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我们发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 。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

　　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规模生产，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才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

　　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面对中国学者对美欧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的批判，美方学者完全没有能力正面批驳中方学者的新理论，他们只是用具体问题质疑中方学者的主要观点。例如，有人强调，基础建设应当包括制度建设，尤其是产权和法制，自由是自发秩序产生的前提，排他性的产权保护是市场定价的基础，央行的利率政策会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政府干预和市场波动一样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有趣的是，在中国学者全新理论的攻击下，美方学者内部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这意味着美欧主流学者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识也出现裂痕了。有的仔细比较了中美不同的市场行为，例如美国的低储蓄率和中国的高储蓄率，吸引外资和移民的不同结果，社会思潮和文化的不同趋势，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不同方向，并讨论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可能场景。

　　美方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成功开放是搭了西方的便车。中方学者质疑问：为什么东欧、土耳其、拉美、印度没有搭上同样的便车？中国在开放贸易中获得的财富用于中国的基础建设和改善民生，美国却用于发动战争和制造金融泡沫。

　　双方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非正式对话，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美方关注的热点问题。

　　过剩产能问题

　　6月19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美对话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争论，就是中国近年推行的“过剩产能”政策在西方引发意想不到的争议。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雅格·卢谈到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尤其是中国钢铁和铝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认为美国和发达国家已经生产和为全球提供足够的钢铁和铝合金，中国（尤其是国企）在这方面的生产造成全球产能过剩。

　　文一教受用西方的历史经验做了回答。他指出，美国整个十九的崛起恰好是建立在汉密尔顿的“美国制造业计划”之上的，依靠大量产业政策和高关税来鼓励和保护国内制造业（比如纺织业）。当时的大英帝国不断告诫美国，英国和欧洲已经有足够的制造业（纺织品生产）产能，美国只需要集中农产品生产就好，通过全球分工与英国交换纺织品，不需要自己搞制造业，大建纺织业，造成全球产能过剩。

　　但是美国没有采纳英国的建议，而是通过成为制造业大国和强国实现工业化。历史事实证明，这不仅为美国，也为英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产能过剩问题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与企业性质（国企和私企）无关。

　　国企的效率问题

　　美方在会谈中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国企问题。一是质疑中国改革的方向，为何不把国企私有化，反而要做大做强，是否标志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文一教授的回答是：第一，没有理论和经验证据证明私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可能比国企的问题更多。中国的国企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和天然垄断的产业，如航天、铁路、电力、石油，原因是这些产业投资大、周期长，民营企业难以规避投资风险。国企还要承担私企没有的社会责任。中国的竞争性产业就以民营企业为主。

　　第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大大提高国企效率。如电讯业的竞争。 西方垄断企业也有官僚体制，造成效率降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面临同样问题。解决办法是当年的斯隆改革，把通用汽车公司拆分成几个独立子公司互相竞争。

　　邓小平思想比马克思开放。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企业效率关键在战略、团队、和技术，所有制的影响不一定是决定性的。第三，海外投资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国企比私企更能抵御政治风险。

　　第四，历史上英国一度有竞争力的国企就是海军和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他们开拓国际市场，英国工业革命和规模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反之，英国铁路的私有化并不成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美方的另一关注是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走向。他们质疑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在逆转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方向。

　　中方学者的回答是西方媒体片面解读中国的政策，中国从来是两条腿走路，一面强调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也强调要加强政府作用。2015年中国股市发生大幅震荡，中国政府干预半年内就稳定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金融危机过去8年了，至今没有加强监管，留下世界经济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美方质疑中国的过剩产能，造成西方经济的复苏困难。我们回答：西方的规模经济就是用过剩产能打开世界市场。当年英国规模生产的过剩纺织品产能打破了印度、中国自给自足的纺织品市场，美国战后的马歇尔援助，用美国的过剩产能占领了战后的欧洲市场，但是避免了战后欧美的大萧条。显然过剩产能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结构调整的重点在淘汰落后的污染产业，加速发展绿色经济，和美国保护污染产能方向不同。

　　至于中国政府在经济放缓时加强政府作用，是凯恩斯经济学在全世界复兴的典型现象。市场经济有周期性的波动。繁荣期市场发挥主要作用，萧条期政府发挥主要作用。俄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都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弥补市场在危机中的缺失。倒是中方很理解美国近期政治变化的经济原因。

　　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民间强强对话的方式虽然尖锐，却把问题揭示的更为深刻，不但有助于加深中美高层智库之间的了解和互动，更有助于提高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水平。这里讲几条个人的观察和体会。

　　政治问题讲经济，是非问题讲利益马克思讲经济是基础，是普遍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讨论国际问题时，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变为经济问题的争论，把国际问题的是非，变为经济利益的调整，就不难找到强强对话的余地和共识。

　　地区问题国际化，历史问题多元化

　　中国学者发现，西方地区问题专家的知识面相当窄，如果就事论事讨论东北亚问题、南海问题，很难找到出路。如果跳出地区问题看世界大局，就可以改变思路。

　　讨论中美关系，不如先讨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认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再讨论多元文明的发展，批评美国例外论，普世价值论。这就可以在更大的知识框架下，面对历史遗留问题。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活用西方历史和西方经典

　　美国主流教育排斥异端理论，所以不熟悉马克思的语言。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方法之一，是用西方历史的还原来颠覆西方媒体的价值观。

　　方法之二，是重新解读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如亚当-斯密的理论自相矛盾，“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直接限制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奥地利的经济学也和新古典经济学矛盾。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物理学“自组织”和“复杂系统”的联系，否定了西方的普适价值和制度趋同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换代的结局是走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更能说清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比西方政治学家更具理论规范的优势，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给美方解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民众更有影响力。

　　南海集团董事长于品海讲个人的经历，他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银行资本的分析，对他创业成功有重大影响。刺激同行经济学家回头补课资本论。他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观察建议，也极具说服力。

　　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在5月21日播出对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的采访。马云对中美商业模式的对比，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解释得比经济学家还清楚。令人信服的反驳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

　　中国开放之初，西方跨国公司就纷纷占领中国大城市的主流市场。但是中国后起的民族企业却不断攻城略地，这是为什么？

　　马云指出，阿里巴巴成功的经验有三。

　　第一，阿里巴巴创始的方向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远见，创业目标不只是为了赚钱，才能建立团队的信任，长期打拼。

　　第二，经营的方针是顾客第一、员工第二、投资人第三，美国许多投资人不能理解。马云批评说，美国公司化许多时间讨好老板，却不讨好顾客，即使他们有技术、有品牌，但是也会失去市场份额。

　　第三，马云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靠西方的法制，而是靠企业的文化。

　　第四，阿里巴巴的战略不是建立亚马逊那样的商业帝国，而是建立和中小企业共同生长的生态平台。阿里巴巴创造了几百万人的就业，但是只有几万员工。阿里巴巴并不像西方跨国公司那样去直接雇用几百万人，或拥有上下游的公司，垄断定价权，而是和中小企业分享成长的过程与成果。

　　美国商业模式就是鼓励大型企业垄断，获得垄断利润，消除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模式恰恰相反。要大中小企业共存。所以，马云讲清楚的是，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包容共生而非垄断排他的模式。华为的模式更是员工与企业家共同创业的模式，是新型的合作资本，而非西方的垄断资本。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向民营和国有的企业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