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主流學者當面交鋒，美國的立國之本——自由主義價值觀被徹底摧毀

　　2017年6月19到22日，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傳統基金會等機構邀請，中國經濟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一行六人，訪問了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主流美國智庫，進行了密集的對話與交流。

　　中方學者包括：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首席顧問于品海博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陳平，美聯儲聖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資深訪問教授文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項目聯席主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創建人孫哲等。

　　6月19日上午訪問團拜會了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John H. Coatsworth，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院長Merit E. Janow，副院長Terry Culver，美國前財政部長Jacob J. Lew，全球經濟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發展經濟學和政策中心主任Eric Verhoogen，中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Benjamin Liebman，經濟政策管理項目主任Guillermo Calvo，以及Andrew Nathan， David Sandalow， Madeleine H. Zelin等教授座談，商議未來5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以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對話”事宜。

　　6月20-21日兩天在華府和美國智庫的對話，包括傳統基金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智庫。

　　美方出席的主要學者有：傳統基金會總裁Edwin Feulner（富爾納）博士，亞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 卡圖研究所貨幣研究副總裁Jim Dorn 博士，馬里蘭大學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國軍事研究專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軍分析中心(CNA)付總裁兼中國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馮德威）博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日本與亞洲研究的高級副總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長C. Fred Bergsten, 高級研究員 Nicholas Lardy, Jeromin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員會中國部高級研究員 Ely Ratner,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Bonnie Glaser, 中國研究付所長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亞洲經濟高級顧問 Matthew Goodman, 中國研究高級顧問 Christopher Johnson 等，以及其他美國研究亞太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安全、軍事等領域的專家和學者。

　　應邀出席的還有美國前駐華大使，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所長 J. Stapleton Roy （芮效儉）終身大使，瓊斯-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 David Lampton（蘭普頓）教授。

　　傳統基金會在20日上午舉行了公開的對話會。主題是：《中國在世界的新興地位和美中關係》，其中包括兩場專題對話。第一場是“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場是“十九大後的外交政策”。傳統基金會會長富爾納博士親自主持開幕式並全程參與討論。

　　林毅夫指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論所認為的諸多必要前提條件下，中國過去30多年平穩實現了經濟轉型並取得快速增長，而按西方主流理論進行轉型的國家卻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表明現有主流理論並未揭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維持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家應進行反思，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來幫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美聯儲聖路易分行的文一教授，從新工業革命史發現的歷史真相出發，當着美國主流學者的面徹底顛覆了新制度經濟學，包括制度決定論和產權決定論的基本假設。制度決定論和產權決定論是美歐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核心和理論基礎。新制度經濟學被中國學者徹底顛覆，就意味着美歐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徹底破產。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是美國的立本之本，所有美國人都引以為豪。如果美國學界不能應對文一教授的挑戰，那麼今後美國主流社會只能用謊言來維持美國社會的共識了，但是這樣一樣，美國還能維持多久？

　　文一教授指出，英國光榮革命並沒有導致工業革命，中國早就有的產權制度也沒有催生工業革命。是英國鄉鎮企業的繁榮，促使英國政府動用海軍開闢海外市場，保證紡織業的原料（棉花）的供應，同時消滅印度等的競爭產業，才能實現英國紡織業的規模經濟，引發工業革命。市場是昂貴的公共品，只有遠見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業不可能投資市場的基礎建設，因為周期長，代價高。遲到19世紀中，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之際，英國的產權和法制還沒有建立，黑手黨的私法而非政府的公共服務統治城市和市場。

　　文一教授進一步講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驅動力來自於中國政府的基礎建設，包括保障社會安定，建立社會信用，以及完善基礎設施。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同樣的全球化環境，中國的增長遠比印度、東歐、拉美快得多。

　　文一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政府規劃市場的重要性。十九世紀美國從聖路易斯到亞特蘭大修了20條鐵路，如果政府規劃，只要兩條鐵路就夠了，看不見的手造成的結果是18條鐵路破產。這就是歷史著名的美國鐵路泡沫。美國的金融泡沫頻繁，危害更大。同樣加入WTO, 中國的經濟增長遠超過俄國和拉美，因為“機遇永遠只屬於有準備的人。”

　　產權決定論是私有制優於公有制的理論基礎，是資本主義的根基；制度決定論和產權決定論一起構成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是美歐主流意識形態的根基，是美歐現行政治制度建立的理論依據。現在中國的文一教授以美歐自已的歷史事實為依據，從理論上證明產權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是意味着什麼？首先，這意味着美歐主流社會長期宣傳的私有制優於公有制、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這些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其次，意味美歐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不過是個烏托邦式的神話，美歐的現行政治制度是以謊言為基礎建立的，完全沒有任何合理性！美歐的現實正在證明，美歐現行的以謊言為基礎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經千瘡百孔，已是民怨沸騰，難以為繼了。美歐謊言為基礎建立的政治制度還能挺得了多久？

　　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陳平提出代謝（波浪式）增長論，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外生（收斂式）和內生（發散式）增長論，說明技術、產業和資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陳代謝，才有可能出現大國興衰。

　　他指出亞當-斯密的基本貢獻，不是“看不見的手”，因為國際貿易不會自動平衡，而是斯密強調的“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我們發現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生態資源，和環境漲落的三重限制 。地理環境的資源限制導致中國和西方存在兩種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國是節省資源、消耗勞力，西方是節省勞力、消耗資源，這種經濟文化差異在兩千幾百年前就開始了，羅馬時代每個家庭擁有的土地規模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上百倍。

　　工業革命的基礎就是規模生產，才會在十五世紀人少地多的西歐對外擴張殖民，西方工業革命只是延續了西歐規模農業的發展。發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臨重大挑戰，規模經濟引發生態危機、氣候暖化，難以持續。科學革命和信息革命引發的非線性作用產生新的複雜經濟，創新競爭從比規模、比成本、變成比創新、比多樣，例如中國餐館的菜餚種類比西餐多好幾倍，中國的日用商品種類也比西方豐富得多，才能創造大量中小企業，解決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問題。中國的雙軌制也比東歐休克療法更好地兼顧創新和穩定。

　　中國的分區試驗也比西方的議會制度更有效地解決技術換代過程中，廢除舊規建立新規的社會轉型。這就改變了經濟學的思維範式，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組織”，我們提出的“經濟複雜性”，都從方法論上看到人類社會的本質是“演化的多樣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趨同論”和西方中心論的“普世價值”。如果我們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觀，就不難理解當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決中美與世界面臨的問題。

　　面對中國學者對美歐主流意識形態的顛覆的批判，美方學者完全沒有能力正面批駁中方學者的新理論，他們只是用具體問題質疑中方學者的主要觀點。例如，有人強調，基礎建設應當包括制度建設，尤其是產權和法制，自由是自發秩序產生的前提，排他性的產權保護是市場定價的基礎，央行的利率政策會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動，政府干預和市場波動一樣都有巨大的不確定性。

　　有趣的是，在中國學者全新理論的攻擊下，美方學者內部在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上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這意味着美歐主流學者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共識也出現裂痕了。有的仔細比較了中美不同的市場行為，例如美國的低儲蓄率和中國的高儲蓄率，吸引外資和移民的不同結果，社會思潮和文化的不同趨勢，以及社會流動性的不同方向，並討論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戰的可能場景。

　　美方有學者批評中國的成功開放是搭了西方的便車。中方學者質疑問：為什麼東歐、土耳其、拉美、印度沒有搭上同樣的便車？中國在開放貿易中獲得的財富用於中國的基礎建設和改善民生，美國卻用於發動戰爭和製造金融泡沫。

　　雙方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外交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非正式對話，進一步深入討論了美方關注的熱點問題。

　　過剩產能問題

　　6月19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美對話中，有一個問題引起爭論，就是中國近年推行的“過剩產能”政策在西方引發意想不到的爭議。美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雅格·盧談到中美經濟和貿易關係問題，尤其是中國鋼鐵和鋁的產能過剩問題。他認為美國和發達國家已經生產和為全球提供足夠的鋼鐵和鋁合金，中國（尤其是國企）在這方面的生產造成全球產能過剩。

　　文一教受用西方的歷史經驗做了回答。他指出，美國整個十九的崛起恰好是建立在漢密爾頓的“美國製造業計劃”之上的，依靠大量產業政策和高關稅來鼓勵和保護國內製造業（比如紡織業）。當時的大英帝國不斷告誡美國，英國和歐洲已經有足夠的製造業（紡織品生產）產能，美國只需要集中農產品生產就好，通過全球分工與英國交換紡織品，不需要自己搞製造業，大建紡織業，造成全球產能過剩。

　　但是美國沒有採納英國的建議，而是通過成為製造業大國和強國實現工業化。歷史事實證明，這不僅為美國，也為英國和全球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產能過剩問題是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與企業性質（國企和私企）無關。

　　國企的效率問題

　　美方在會談中最關心的是中國的國企問題。一是質疑中國改革的方向，為何不把國企私有化，反而要做大做強，是否標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倒退？

　　文一教授的回答是：第一，沒有理論和經驗證據證明私有企業效率高於國有企業。家族企業可能比國企的問題更多。中國的國企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和天然壟斷的產業，如航天、鐵路、電力、石油，原因是這些產業投資大、周期長，民營企業難以規避投資風險。國企還要承擔私企沒有的社會責任。中國的競爭性產業就以民營企業為主。

　　第二，國有企業之間存在激烈競爭，大大提高國企效率。如電訊業的競爭。 西方壟斷企業也有官僚體制，造成效率降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也面臨同樣問題。解決辦法是當年的斯隆改革，把通用汽車公司拆分成幾個獨立子公司互相競爭。

　　鄧小平思想比馬克思開放。歷史證明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企業效率關鍵在戰略、團隊、和技術，所有制的影響不一定是決定性的。第三，海外投資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國企比私企更能抵禦政治風險。

　　第四，歷史上英國一度有競爭力的國企就是海軍和東印度公司。如果沒有他們開拓國際市場，英國工業革命和規模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反之，英國鐵路的私有化並不成功。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

　　美方的另一關注是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走向。他們質疑中國的改革方向是否在逆轉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方向。

　　中方學者的回答是西方媒體片面解讀中國的政策，中國從來是兩條腿走路，一面強調要發揮市場作用，同時也強調要加強政府作用。2015年中國股市發生大幅震盪，中國政府干預半年內就穩定了。美國虛擬經濟的規模是美國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金融危機過去8年了，至今沒有加強監管，留下世界經濟最危險的定時炸彈。

　　美方質疑中國的過剩產能，造成西方經濟的復甦困難。我們回答：西方的規模經濟就是用過剩產能打開世界市場。當年英國規模生產的過剩紡織品產能打破了印度、中國自給自足的紡織品市場，美國戰後的馬歇爾援助，用美國的過剩產能占領了戰後的歐洲市場，但是避免了戰後歐美的大蕭條。顯然過剩產能不能一概而論。中國結構調整的重點在淘汰落後的污染產業，加速發展綠色經濟，和美國保護污染產能方向不同。

　　至於中國政府在經濟放緩時加強政府作用，是凱恩斯經濟學在全世界復興的典型現象。市場經濟有周期性的波動。繁榮期市場發揮主要作用，蕭條期政府發揮主要作用。俄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國都在加強國家的作用，彌補市場在危機中的缺失。倒是中方很理解美國近期政治變化的經濟原因。

　　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辦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民間強強對話的方式雖然尖銳，卻把問題揭示的更為深刻，不但有助於加深中美高層智庫之間的了解和互動，更有助於提高國內經濟理論界的水平。這裡講幾條個人的觀察和體會。

　　政治問題講經濟，是非問題講利益馬克思講經濟是基礎，是普遍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討論國際問題時，把意識形態的爭論，變為經濟問題的爭論，把國際問題的是非，變為經濟利益的調整，就不難找到強強對話的餘地和共識。

　　地區問題國際化，歷史問題多元化

　　中國學者發現，西方地區問題專家的知識面相當窄，如果就事論事討論東北亞問題、南海問題，很難找到出路。如果跳出地區問題看世界大局，就可以改變思路。

　　討論中美關係，不如先討論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關係，認識西方中心論的局限。再討論多元文明的發展，批評美國例外論，普世價值論。這就可以在更大的知識框架下，面對歷史遺留問題。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活用西方歷史和西方經典

　　美國主流教育排斥異端理論，所以不熟悉馬克思的語言。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辦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方法之一，是用西方歷史的還原來顛覆西方媒體的價值觀。

　　方法之二，是重新解讀西方自由主義的經典，如亞當-斯密的理論自相矛盾，“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直接限制了“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奧地利的經濟學也和新古典經濟學矛盾。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和物理學“自組織”和“複雜系統”的聯繫，否定了西方的普適價值和制度趨同論。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明確指出技術創新換代的結局是走向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更能說清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如果說中國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比西方政治學家更具理論規範的優勢，則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給美方解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對民眾更有影響力。

　　南海集團董事長于品海講個人的經歷，他讀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對銀行資本的分析，對他創業成功有重大影響。刺激同行經濟學家回頭補課資本論。他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觀察建議，也極具說服力。

　　美國公共電視台 (PBS)在5月21日播出對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馬雲的採訪。馬雲對中美商業模式的對比，把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解釋得比經濟學家還清楚。令人信服的反駁了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

　　中國開放之初，西方跨國公司就紛紛占領中國大城市的主流市場。但是中國後起的民族企業卻不斷攻城略地，這是為什麼？

　　馬雲指出，阿里巴巴成功的經驗有三。

　　第一，阿里巴巴創始的方向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遠見，創業目標不只是為了賺錢，才能建立團隊的信任，長期打拼。

　　第二，經營的方針是顧客第一、員工第二、投資人第三，美國許多投資人不能理解。馬雲批評說，美國公司化許多時間討好老闆，卻不討好顧客，即使他們有技術、有品牌，但是也會失去市場份額。

　　第三，馬雲留住人才的辦法，不是靠西方的法制，而是靠企業的文化。

　　第四，阿里巴巴的戰略不是建立亞馬遜那樣的商業帝國，而是建立和中小企業共同生長的生態平台。阿里巴巴創造了幾百萬人的就業，但是只有幾萬員工。阿里巴巴並不像西方跨國公司那樣去直接雇用幾百萬人，或擁有上下游的公司，壟斷定價權，而是和中小企業分享成長的過程與成果。

　　美國商業模式就是鼓勵大型企業壟斷，獲得壟斷利潤，消除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國模式恰恰相反。要大中小企業共存。所以，馬雲講清楚的是，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是包容共生而非壟斷排他的模式。華為的模式更是員工與企業家共同創業的模式，是新型的合作資本，而非西方的壟斷資本。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要向民營和國有的企業家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