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据相关报道，大陆现有艾滋病患者70余万人、还有隐形患者数十万人。相对于十数亿的人口基数，不算太大，但是面对还正在不断上升、增加的趋势现实，实在是不可掉以轻心。以免一不小心，再次形成如当年鲁迅已经讽刺过的、如“杨梅大疮”般“国粹”，直接有损于“礼仪之邦”的大国形象，是对“文明”亵渎或倒退。这不是无限上纲上线式的夸大其词，而是基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新理论》的一种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判断。

《新理论》认为『人类是生活在天地之间，地球上唯一的一种特殊生物，处在“天”之下，一切其它生物之上的一个特殊层次中，肩负着“替天行道”的统治权力和责任』所以人类除了具有包括自私、贪婪和性欲望在内、不能被消灭的“天性”这个一切生物都具有的“逻辑普遍性特征”外。还具有能理性控制、约束“天性”能力的“人性”这个“逻辑特殊性特征”。正是凭借这个特征，人类才得以走出丛林，接受道德或法制“规矩”的约束，客观放弃了畜生般可以无拘无束的行为自由的权利，进入自己人造的“紫禁城”--一个可以、而且必须“不执行丛林法则”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在地球上开始了替“广义有神论”概念中的“造物主”（上帝、真主或释迦摩尼等），行使治理地球、统治万物的权力，以及拥有在相互之间保持尊严、平等和精神自由的“人权”。在可以享受万物提供的一切供奉（包括它们自己身体甚至生命）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善待它们，并承担决策不当、执行错误的后果责任，从原始野蛮的起点，开始向“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目标前进的文明进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好比行使在这条“文明大道”上所不可或缺的、精神上的交通规则、道路指示牌和在危险处防止出界的围挡。以保证自己的正确方向，不误入歧途、不坠落深渊。这样的“（精神）交通规则”，合起来就是所谓的“礼”，也就是成人类文明方圆的“规矩”是也。比如“非礼勿（言、动）”“礼尚往来”“发乎情、止乎礼”等、保证文明有序行进的“行为准则”。如果不是“会读书而不会用，只会胡乱解压缩”的中国读书人（如鲁迅、胡适或某些政治领袖之类），出于无知或天性自私的欲望，而故意误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典型，就是利用传统文化的压缩特点，把“食色性也”解释为『贪吃和好色都是不可避免的“人性”（试问：公猪好色、臭虫贪吃。它们也都有“人性”吗？！）』言外之意，就是要容忍或默许大吃大喝以及性开放的现象和行为，以便为“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中，同样会出现的种种不端或不当甚至“违法”的行为，以人权或（性）自由为借口开脱，使之合理合法化。这种故意混淆天性和人性区别的论调，恰恰迎合了天性“（自由落体运动般）堕落”的胃口，必然地形成一股促使“世风日下”的逆流。而那些没有社会经验，又生性好动、精力充沛、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年青人，就正好首当其冲，成了历朝历代（包括文革）错误思潮下的急先锋、炮灰和牺牲品。替社会承受了性病或艾滋病的“惩罚”。

所以，合乎逻辑而正确的判断，应该是『年轻人不教，社会之过；而社会之不教，则读书人之过也』因为一味只知道胡乱解压缩的他们，竟然至今都不知道科学《新理论》关于『贪吃和好色（还有自私），都是一切生物都具有，且不可被消灭，只能靠“人性”来限制、约束的“天性”。而能不能用“人性”来限制或约束“天性”？则是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或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兽文化”之间的原则区别』的阐述。呜呼！（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