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本來是一個商業大都會，以西化、十里洋場馳名中外。可是自從中共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支部，上海越來越政治化，並在中國政治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共建政以後，上海成為直轄市，政治地位日益顯著。上海市委領導人可以直接進入中央當頭頭腦腦，號令全國，從毛澤東時代的張春橋、姚文元，到鄧小平時代的江澤民、朱熔基、黃菊等，再到今天的王滬寧等人，莫不如此。

上海整體的政治傾向是左的，保守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上海總是慢半拍。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十一年後，上海才在1990年開始開發浦東；而浦東新區之於上海的作用與深圳特區之於深圳的作用無法相比。上海的政治改革總是遠遠落後於全國。

今天，上海人政治觀念的保守可以以“三代帝師”、紅牆“第一智囊”王滬寧為代表。

王滬寧被稱為中南海御用化妝師, 從“三個代表”思想, 到“科學發展觀”, 再到“新時期習近平理論”，王滬寧貢獻頗多, 因此被外界稱為紅牆“第一智囊”。

王滬寧著作等身，包括《比較政治分析》、《反腐敗:中國的試驗》、《美國反對美國》、《國家主權》、《行政生態分析》、《當代中國家庭村落文化》、《腐敗與反腐敗》等。學以致用，他做學問是為政治服務的，具體說，是為當政者服務的。

王滬寧信奉新權威主義。早在改革之初的1986年, 他就發表文章, 提出在改革中必須有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 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推進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該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 上海知識界開始討論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政府集權的作用;開始介紹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開始介紹因“文明衝突”觀點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 其有關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理論等。這被認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 在學術界、思想界風靡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的理論萌芽。這種新權威主義思想貫穿了王滬寧的一生。

1988年, 王滬寧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在此期間, 他訪問過大大小小三十幾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學, 在數十個政府和私人部門做過調查, 與許多人討論問題, 並將每天討論、訪問和觀察到的記錄下來, 寫成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雖然我們不能說他是戴着有色眼鏡看美國，但是他的既定政治觀點並沒有因為訪問美國而有絲毫改變，反而更加強了。

在本書中，他斷言，“美國社會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發現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發現否定性力量。”為此,作者試圖揭示美國社會中什麼因素分別構成這兩種相對的力量。但是,經過作者多角度的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的結論竟然是:我們很難用一句話來說美國是什麼, 如果一定要給它一個明確的話語,那只能是:美國反對美國。

作者考察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觀看了美國的選舉，認為: “任何政治體制, 最為根本的問題之一是如何進行權力交替。這個問題不解決, 社會就難以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傳統之所以有作用, 在於它們能保護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 關於美國民主，他說，“美國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機制,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均是這個社會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產物,只有在這個環境中它們才存在,不能簡單地將它們套用到其他社會中去。在這方面,不同國家之間不可能簡單模仿。” 簡單地說，他對美國考察的結論是，國情不同，中國不能搞民主。因此，1989年，當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爆發後，他不支持學生。當上海一些大學的學生舉行遊行和絕食，參加抗議的年輕教職工找王滬寧在請願信上簽名，被他拒絕。相反，他卻在一份反對抗議的文件上簽了名。當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集上海學者開會，討論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整肅。大多數與會者發聲反對打壓導報，但是王滬寧卻選擇公開支持。這引起了曾慶紅的注意。據說會後曾慶紅把王滬寧留下，並把他介紹給江澤民。

1994年底王滬寧出版了《政治的人生》書, 從中可以窺見他對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的看法。

王滬寧對馬克思主義深信不疑，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還是覺得馬克思作為哲學家提出的理想是崇高的，沒有人能夠超越。馬克思最早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的同時，也產生了越來越脫離人的異己的力量，把人越來越置於這種力量的統治之下。實際上，民主政治從現代以來的異變，與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的物質力量有密切的關係。今天許多西方思想家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強大的科學技術交織而導致的民主的困境，與馬克思在將近一百五十年前看到的歷史發展趨勢還是非常逼近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導致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懷疑，隨後這些問題逐漸地發展到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型態——民主政治本身產生了懷疑，因為它已經不能應付這個社會日益溢生出來的強大力量。對於經濟力量和政治統治方式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馬克思看問題的真正邏輯。”

對待歷史人物，他寫道：“凌晨讀《斯大林時代的謎案》，從反面來批判斯大林，幾乎把斯大林說得一無是處，這就是一個偉人身後最容易發生的事情。一是繼續維護他的威信，用來達到某種目的，另一種傾向就是否定他的功績，來達到另一種目的。社會或者說歷史往往就是在這兩者之間選擇。但是無論如何選擇，總是擺脫不了偉大人物。沒有了偉大人物也就沒有了歷史。”在他眼中，毛澤東當然也是這樣的“偉人”。

他也記錄了對尼采和斯大林的看法：“尼采的學說很值得研究，因為他是在一個世界秩序需要變化的時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新的秩序，最後寄託於”超人“。大凡在歷史發生這樣的需要的時候，即需要建立新的秩序的時候，總會有這樣的思想出現，主張用強力和通過強人來確立新的秩序。”如今，王滬寧正在輔佐這樣的“強人”，但他們確立什麼樣的新的秩序？要把中國引向何方呢？

最近，據說在王滬寧推動下，中國官方媒體接連發文批"文牘主義"，指出不能靠"筆桿子"出政績，"空心筆桿子"問題應當引起警惕。萬維博主阿妞不牛發文說《王滬寧腦子進水了》。其實不然，這很符合王滬寧的性格，喜歡簡約, 討厭繁瑣。他曾因為厭煩表格複雜而放棄去日本做訪問學者。在1994年1月12日的日記中, 王滬寧稱, 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反對表格主義”。他在日記還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戶大學做訪問教授, 一定要問我初中是哪天畢業, 高中是什麼時候畢業, 哪一個月?哪一天?真是荒唐, 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和我做一名訪問學者有什麼關係?最後下決心不去, 受不了這個。”

中國政治註定要打上新權威主義御用學者王滬寧的烙印了，是福是禍，天知道。中南海水深流急，希望王滬寧好自為之，嗆兩口水恐怕難免，但要小心，腦子不要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