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5日，作家楊絳以104歲高齡與世長辭。她的散文《幹校六記》再度成為公眾議論的話題。五七幹校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頁傷心史。1980年中共通過了否定文革的決議，次年楊絳的《幹校六記》面世。此書不同於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採取“哀而不怨”的筆調，回顧幹校生活的六個片段。這樣述說，是代表了更高的美學境界，還是一種聰明的文化選擇？爭議從楊絳生前一直持續到生後。

有意思的是，就在楊絳駕鶴西去之前，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名字相近的書：《幹校札記》，講述的是同一所幹校的故事。作者徐方和楊絳不是一代人，今年62歲，當時隨母親張純音來到這所幹校，是一個15歲的小女孩。這本書與《幹校六記》互為補充，可以讓人感受到幹校生活的更多側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本是“藏龍臥虎”之地。人們用“學部一條蟲，社會一條龍”形容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文學所的錢鍾書、何其芳，語言所的呂叔湘、丁聲樹、陸志韋，經濟所的駱耕漠、巫寶三、顧准。然而，文革中他們從北京下放到位於河南息縣農村的五七幹校後，不但由龍變成了蟲，甚至還不如泥淖里的一條蟲。在徐方筆下，語言所賣飯票的呂叔湘，文學所斜挎大帆布包天天取郵件的錢鍾書，餵豬餵出了境界的何其芳，搓麻繩的俞平伯，僅僅點到為止，重點是她熟悉的幾位名賢：

陸志韋，司徒雷登之後的燕京大學校長。他曾說：“是美國人出錢辦的燕京大學，但燕京大學不是為美國人辦的。”他嚴詞拒絕去台灣。願把燕京大學——這座具有國際聲望的學校，交給新政府。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北京，他是與李濟深、黃炎培、馬敘倫同到機場迎接的著名人士。他沒想到的是，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他到了學部語言所後，一事無成。下幹校時已經76歲，昏倒在養豬場，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才被送回北京，不久便黯然辭世。

關淑莊，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著名語言學家丁聲樹夫人。她畢業後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原來學計量經濟學，熟知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回國後在計劃經濟體系中用不上了。關淑莊在哈佛讀書時，因為學習成績特別優秀，打破哈佛經濟系多年紀錄，被授予金鑰匙獎。20世紀8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霍利斯.錢納里到經濟所訪問，見到關淑莊。翻譯過來幫忙，錢納里笑說：“我跟她之間還需要翻譯嗎？”原來，他和關淑莊是同班同學。

孫世錚，與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就認識，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同住一室。楊振寧因與岳父杜聿銘的關係不能回國。孫世錚回國到了經濟所，領導認為他學的計量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讓他徹底忘掉，從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此他業務荒廢。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後，有美國人問他：“中國得過多少年才能出一個你這樣的奇才？”楊振寧說:“你錯了，中國人聰明得很，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個吧！” 這讓我想到李政道的老師束星北。一個留學英美天才的物理學家，肅反時打成“歷史反革命”，反右時又打成大右派。晚年改正後一張紙計算出洲際導彈頭回倉的時間數據。錢學森說，束星北計算出來的，那就沒有問題，不用做實驗了。束星北離世前曾囑託將他的遺體留給青島醫學院解剖。他說自己70多歲的頭腦如同二三十歲一樣靈敏，可提供醫學研究。他病故時，遺體被醫院遺忘在一邊，沒人理喻他的鞠躬盡瘁，半年之後，屍體已經腐爛，被草率埋於醫學院操場之下。

學部的那些碩學鴻儒，被徐方還原為活活生生的人。他們不僅有帶光環的一面，也有常人的側面。作者不受濃烈的政治概念趨使，也不受精英文化標籤束縛。我們看到，陳瑞銘義不容辭幫張純音割麥子；張純音不避嫌疑對顧准等人幫助和關照；所謂“五一六分子”，被迫咬起別人，睜眼瞎說，當面對質，滔滔不絕；有人真誠懺悔，聲淚俱下；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拼盡一年多血汗蓋起的土坯房，一個遷移令下來，全部丟棄，被當地農民哄搶而光。

顧準的思想家地位已得到舉世公認。顧准最佩服的巫寶三知道的人卻不多。巫寶三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柏拉克、熊彼德等，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差點當了右派，從此不談經濟思想。顧准知道他一直跟蹤世界經濟學的演變，並從他這裡了解到西方前沿的經濟學著作。

顧准被打成右派以後，兒女們將他視為惡人，拒絕來往。張純音和顧準是經濟所同事，她對顧准說：“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為我從來不對孩子講假話。自從咪咪（徐方乳名）懂事後，我把自己對各種事物的真實看法講給她聽。從鎮壓反革命到公私合營，從‘反右’到‘大躍進’、‘人民公社’、直至‘文化革命’。我不僅把她當孩子，還當作好朋友；而你過去只跟夫人講真心話。在兒女面前，兩人卻統一口徑，一律正面教育。讓他們聽黨的話，堅定不移地跟黨走。他們看到你多年來為黨所不容，視為異已，怎能接受這個現實？又怎能不背離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幾個孩子的關係發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負一部分責任”。顧准聽了，陷入沉思，竟無言以對。

顧准病重時想和子女見面而不得，是徐方給他寫來一信：“剛剛收到媽媽的信，獲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此時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你教給我怎樣做一個高尚的人，純潔的人，一個對人類有所貢獻的人.....聽說你的孩子還是不肯來看你，我想你也不必過於為此傷心。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儘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還不能代替他們嗎？”讓顧准臨終前獲得莫大的寬慰。

張純音有如此高的識見並非偶然。其父張耀翔早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1920年回國創辦了心理學學科，是最早將西方現代心理學介紹到中國的先驅。其母程俊英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廬隱並稱“五四四公子”，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學教授。張純音身上流淌着他們的血，文化涵養的積澱，決定了她對世事倫理的觀察與判斷。

某些時候，深厚的學養也未必讓人明智。孫家琇的故事就是一例。我父母50年代初，在中央文學講習所就聽過孫家琇講莎士比亞戲劇。聽說她講課非常精彩，呼聲很高。然而張純音讓徐方向她討教文學，她推薦的作品竟然是《艷陽天》。

對於徐方的書，不論是吳敬璉的序，還是趙人偉的跋，都強調是從一個小女孩的視角回憶幹校生活，因而肯定此書的獨特價值。這當然不錯。但並非所有少年視角觀察成人世界的回憶文章都能讓讀者產生興趣。而徐方的書之所以產生獨特的味道，恐怕與她少年時代和顧準的交往，顧准觀察褒貶人間世象百態的犀利風格對她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有關。她對筆下人物的選擇和捕捉，眼光可稱犀利，甚至可以說有點“毒”。平庸的講述，廉價的讚美，她是看不上眼的。這樣全書就有了入木三分的味道。

徐方的直言不諱，和楊絳的溫柔恬淡形成強烈反差，從《幹校六記》到《幹校札記》，可謂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