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100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兴盛和衰落不同阶段，在世界三个大国中表现各异。除苏共从政权顶端沦为在野小党之外，中共夺取政权后至今未显衰落痕迹，倒是美国共产党从1919年成立后，从来没有弄出什么动静，这后面的原因值得玩味。

中共通过组织军队，武装暴动，成功地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如今是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而美共自成立以来其党魁曾经参与总统竞选不果，二战时期最壮大的时候，党员才不过8万人左右。

49年后的大陆中国，不管是怀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批评该党某一领导人，也不管这种怀疑和批评是以什么形式，统统都被禁止，违者入罪，现在发展到连讨论宪政都被看作是要推翻政权而受到刑罚。而就在中共军队向民国政府发起全面进攻的前夜，美国联邦司法当局于1948年6月把12个美共中央领导人送上了法庭，起诉罪名是该党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策违反了《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该法案以发起人史密斯（Howard Smith，1883-1976）命名，1939年7月众议院、1940年6月参议院通过后生效。法案禁止任何意图推翻美国政府的言行。

一个怪异的现象是，在共产党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年人过去一般都听说过美国有过一个叫麦卡锡的参议员（Joseph McCarthy，1908-1957），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同时代美国还有过这个叫史密斯的众议员。麦卡锡是以反共而出名的，但在中国人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他反共，而是因为他反共的手段和方法有问题被冠以麦卡锡主义，而麦卡锡主义是中共拿来作为靶子丑化美国反共运动的。同样，史密斯众议员也反共，但他走立法渠道反共，这让中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

中美两地之间反共的结局更是有天壤之别。大陆那里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一切反共的个人和团体，而在美国这边，美共大大小小成员被审查、被审判的很多，他们都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集社自由为自己辩护，却没有一个因为是加入共产党而定罪。那12个美共领导人的官司打了8年，最后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没有具体行动，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见维基：Smith Act）。

就这样，这100年来，当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大起大落的同时，美共却在社会舆情排斥和抵制下撑到今天，而麦卡锡只是这个国家持续的反共浪潮中一个代表人物。换一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反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麦卡锡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了解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麦卡锡主义形成的背景。在中文世界里，则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49年后的大陆中国，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之间的同异是怎样被扭曲的，大陆教育、学术、思想界是怎样在麦卡锡使用了错误手段反共这个环节上做文章的，从而达到他们诋毁美国反共运动的真正目的。比如围绕50年代钱学森回国的原因和过程那个事件。

2

进入1949年后，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已成定局，钱学森从德国回到加州后立即着手入籍申请。但他在表格“是否加入过纳粹或者共产党组织”栏目内没有声明、解释自己1936年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参加过一个主要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同学组织的共产主义外围活动小组的情况。他不知道的是，那个组织内有洛杉矶警察局专门针对当时政治社团而打入的便衣警察。（见维基“Red Squad”条目。）所以那时钱学森已经上了当地警察局监控的共产党名单了。这是导致后来钱学森被遣送回国的直接原因。而间接的原因很多，那些和反共大背景有关。（详细见洛杉矶时报文章链接）

http://www.latimes.com/nation/la-me-qian-xuesen1-2009nov01-story.html

1939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哈奇法案》（Hatch Act），其中有禁止联邦雇员加入以颠覆美国政府为目的政党，这针对的其实就是共产党。次年《哈奇法》的对象延伸到州及以下政府部门使用联邦基金的那些雇员。到了杜鲁门政府时，由于政府雇员中不断有美共党员自首或者被揭发出来，46年11月杜鲁门以9806号总统行政命令设立了一个“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the President's Temporary Commission on Employee Loyalty ）来执行该法律。47年3月在听取了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杜鲁门发出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地检查联邦政府官员的忠诚度（通共的另一种表述）。杜鲁门在该行政命令里强调，虽然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工作中出现任何不忠诚或者颠覆分子对于我们民主程序就构成了威胁。（《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350页）

为执行该项行政命令，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专门设立了“忠诚调查委员会”（Loyalty Review Board），按照司法部长提供的标以“极权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和破坏团体”的名单调查每一个雇员，如果发现有合理的根据怀疑雇员的忠诚度，他/她将立即被开除。虽然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在40年代初已经掌握钱学森疑是共产党的线索，但是并未展开实际的调查。而49年审批入籍申请正好成了审查他的契机。审查结果认为钱学森不仅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嫌疑，而且故意隐瞒这个事实。1950年6月6日联邦调查局上门通知钱学森，告诉他，他接触机密文件的资格被取消，不能再从事军方有关的项目。

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个初步处理意见还算是非常客气的，只是不能继续接触机密而已，但这对钱来说不啻于捆了他的手脚，还严重伤害了自尊心。两个星期后他决定返回大陆中国。不过在离境时，海关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一些具有保密性质的文字、数据和材料等，钱随即被捕。移民局决定以他在入籍申请中故意隐瞒曾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为由将他递解出境。由于钱曾经从事大量机密性质的研发项目，军方决定将其留置5年后放行。因为钱自1947年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所以在等待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可以工作，也没有被拘禁，只是不能接触机密罢了。（详细请看：http://fas.org/irp/news/2000/11/irp-001107-whl.htm）

这就是50年代初钱学森离开美国的过程。但是大陆几十年来根据中共宣传的需要，钱回国被说成既是他热爱中共政权的表现，又是麦卡锡主义迫害正直、清白科学家的证据。可是严格说来，麦卡锡出名是1950年2月，麦卡锡主义形成是1953年初他赢得第二任期后出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就算是当时钱学森受到了迫害，那恐怕也只是个案，同麦卡锡主义没有关系。因为在他出事那时，麦卡锡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影响力的新科议员。

49年后由于政治宣传，大陆民众意识里和认知上存在很多误区，其中包括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这个历史现象。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也有一份贡献。据中共官方网站介绍，这位侯教授开创了系统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且在该项研究中居国内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一篇研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学术生平文章里这样说：“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同一文章里他还说：“特别是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遏制和孤立中国）这种敌对关系，......。”

可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侯文中涉及麦卡锡的结论中包含有很多错误。简而言之：40、50年代麦卡锡的崛起和麦卡锡主义的形成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仅仅从“反共”层面上去看，麦卡锡主义被后世诟病的是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对象，不能把这两者简单地混同起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他对美国政治了解不深不全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历来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随意剪接、编排历史。长久地浸淫在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学术界亦不能避免。这也是在中文世界里澄清麦卡锡身后谬误的意义所在。（见中文网站“费正清网”文章。

http://219.238.142.20/index.php?optionid=798

http://f.ttwang.net/RoomFile/RoomMemberBlogShow.aspx?RoomId=2994&BlogId=7191）

3

1858年，麦卡锡的祖父带着一家从爱尔兰移民美国，他们在威斯康辛州东部爱尔兰人聚居区落脚，然后开了一块农田就安顿了下来。那地方在芝加哥北面大约200英里，当时四周仍然是荒芜的平原。到了麦卡锡父亲的时候，老麦卡锡慢慢地开拓了一个140多英亩农场，靠种地和奶业的收入养活了一家。1908年11月，排行第五的约瑟夫·麦卡锡出生了。

不像历史上美国主要政治人物如总统、联邦部长、议员等大多都有一些显赫的家庭背景，麦卡锡是在其父亲用原木搭建的小屋（log cabin）中长大的。才十几岁他就是家里的全劳力开始在地里干活，还要照料家禽牲畜。这样一直到21岁时麦卡锡才在镇上高中注册，和14、15岁的孩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不过他成功地说服校长让他上比别的同学多一倍以上的课程。结果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高中，1930年6月拿到了毕业文凭。事实上，他是他们家大人小孩中唯一读完高中的。（《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以下简称《R》P.23。）

但是在申请大学时他遇到的麻烦，招生办老师怀疑他是否真的只用了9个月就读完了高中课程。这时他那校长又给了他足够的支持。终于，在别人到这个年龄已经毕业的时候麦卡锡才开始读大学。他先选了电气工程科目，结果发现数学太难而改学法律。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他白天是拳击队、辩论队成员，晚上则在加油站打工。1935年他从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反过来证明麦卡锡具有较强的记忆能力，能够应付考试。

早期的爱尔兰移民和后期的亚裔一样，大多数倾向于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麦卡锡一家也是这样。1932年大选，罗斯福在威斯康辛州获得了67% 的选票，全国一共赢得了42个州的选举人票。到了1938年麦卡锡第一次竞选公职，他也是以民主党的背景，成为地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

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虽然法官的身份可以让麦卡锡免于兵役，但是他仍然选择留职从军，加入海军陆战队。因为有朋友告诉他，服兵役，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严酷的条件对任何有志从政的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R》P. 30）

麦卡锡是以少尉军衔接受情报官训练，1943年随部队开往南亚所罗门群岛地区。就在船上为第一次跨越赤道的水手举行的传统仪式中，麦卡锡不慎摔断了腿骨，但是他在给威斯康辛报纸发送的新闻稿中却说自己在战役中受了伤。那时通讯条件、手段都非常落后，当事人自己说什么，旁人很难去核实，所以给喜欢撒谎的人创造了机会。事实上，陆战队经历让麦卡锡后来在竞选参议员时夸大、编造自己从军故事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他虽然有一个俯冲轰炸机后座的炮手，但是在战场7个月中他只随机上天了12架次。但这不妨碍他在后来竞选时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雅号叫“尾炮手乔”（Tail Gunner Joe）。为了有资格获跨军种“飞行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最低标准，麦卡锡战后声称自己一共参加了32场战役。52年麦卡锡气势如虹时陆战队未加审核就授予了他。他印制了750，000明信片，上面有他穿着陆战队制服的照片。夸大事实和撒谎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切应该是他决定从军的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

1943年还在服役时，麦卡锡就告诉他的教官明年他要竞选联邦参议员。1944年3月，他寄出了候选人申请表，不过这次他是以共和党身份。一般来说，有意竞选公职的人临时转换党团关系并不少见。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增加获胜的机会，但这同时也说明候选人本身并不具有强烈的党派政治立场和理念。不过那时麦卡锡从民主党转换成共和党还有威斯康辛州自己的特点。

自1897年第55届国会到麦卡锡准备参选的1944年那将近半个世纪里，威斯康辛州一共举行了20次参议员竞选，民主党只赢了其中两次。也就是说，在联邦议员竞选时，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机会远大于民主党。这样的趋势让麦卡锡感到，如果以民主党人资格挑战共和党参议员席位，他胜算的机会是百分之十。不过，如果以二战“英雄”的背景先参与共和党党内初选，赢得机率是50对50。但如果党内初选赢了，最后同民主党对决时赢得概率就相当于百分之九十。这跟“田忌赛马”是同样道理。不过这样做暴露了麦卡锡对民主、共和两党的理念都没有强烈的认同。

由于一直到初选投票前几个星期才从军队退役，44年党内初选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宣传造势，所以没有出线，不过倒也赚了不少名声。45年他的法官任期满了，不过地区里没有人挑战他，所以自动连任。到46年，麦卡锡真的在党内初选时把对手挤出竞选、获得提名，并在年底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

1946年中期选举是共和党在少数派席位上坐了14年后同时赢得了参、众两院多数党资格。在那届新科议员中有两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肯尼迪和共和党尼克松。肯尼迪虽然也是爱尔兰后裔，但是他家庭背景雄厚，而麦卡锡的父亲是连高中都没有读完的农场主。不过麦卡锡是从中西部偏远乡镇里长大，到了21岁才读高中，靠半工半读才拿了法学文凭。所以当他38岁成为参议员时仍然为人赞道，他的那种经历能够成为参议员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轻易相信。

4

还在麦卡锡成为参议员之前的1945年，纽约和华盛顿分别发生了《美亚》（Amerasia）杂志案和本特莉（Elizabeth Bentley，1908-1963，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投诚案。“美亚案”在短期内带来的后果是暴露了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亲共立场，而本特莉陆续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总共87人的名单，那是些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公民和在美国的苏联人，其中24名美国政府雇员立即遭到解雇。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事件和其中涉及的人既是后来麦卡锡反共的具体目标，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实质内容。

《美亚》是由费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1905-2000。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后裔）出资在1937年开始发行的一份杂志。费当时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资助者，也是该学会执行主席卡特（Edward Carter）的助手。关于他的政治身份，50年代初费尔德在国会调查时否认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但晚年他在自传里宣称他是美共“无党籍的党员，"member at large"。 菲而德在美亚杂志的搭档是乌克兰出生的美国人贾菲（Philip Jaffe，1895-1980）。贾菲在1937年6月以美亚杂志编辑身份到中国访问，还到过延安，因此成为第一批“突破封锁线的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时由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担任翻译。（见谢伟思传记《为中国蒙难》P. 130。）

1945年1月号《美亚》杂志刊登了一份同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关于泰国局势的秘密报告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3月11日，OSS调查人员秘密进入《美亚》办公大楼搜查，发现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几百份国务院、海军等政府机构的秘密文件，甚至有绝密文件。调查工作随即被交给联邦调查局。FBI接手后一共调派了75名特工和技术人员参与侦办美亚案件，最后形成多达17000页的案卷。在窃听和跟踪贾菲的过程中，发现国务院雇员、海军情报人员以及前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等多人涉案。6月，谢、贾6人同时被捕。

谢伟思（John Service，1909-1999）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传教士家庭，青年时代回美国读了大学，1933年考取了外交官资格后被派遣到重庆大使馆。二战期间，升至二等秘书。1944年7月，谢伟思以文职人员身份随美军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

提议美军在延安设立观察组是中共的高明手段。它既可以打破蒋介石对延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封锁，同时又增加了他们在斯大林面前的筹码，此外还可以借美国人之口，替他们做宣传。驻华外交官不识毛、周之奸诈，借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之力促成了这桩“好事”。而时年35岁的谢伟思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热情正好为毛泽东所用。那段时间他从延安传送回重庆的报告完全从中共的立场、利益出发。他一方面歌颂延安所谓的开明政治，另一方面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谢伟思听信毛泽东关于中共是代表中国之未来的花言巧语，所以希望美国对华政策向支持中共方面倾斜。

1944年8月，赫尔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以罗斯福个人特使的身份到达中国，旋即接任大使一职。当时日本尚未投降，二战仍在进行，国共政治、军事未来格局和走向还不清楚。不过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明确的，而中共想要提升政治地位和扩大生存空间最终推翻国家政权的目标也是明确的。但是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公开地建议中共、除非得到控制权，否则不要同政府军队合作”。（见赫尔利辞职信，《白皮书》582页，）赫尔利感到谢伟思不宜继续在中国担任外交工作，遂要求国务院将之召回。

45年4月12日谢伟思回到华盛顿。由于已经失去了可以影响对华政策的官方渠道，一个星期后，他约贾菲见面。在酒店房间里，谢伟思把他从中国带回的8份报告、其中有中国提交给美国政府属于机密性质的材料交给了贾菲。这一切都被在隔壁房间的联邦特工秘密监视着，贾菲当时不知道自3月份开始FBI已经24小时跟踪他了。（5年后胡佛把那个秘密录音对麦卡锡开放。）另外，就在4月12日同谢见面前后，贾菲去过苏联大使馆，还见了美共总书记和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把这一系列行为联系起来在当时显得非常可疑，6月份谢、贾同时被捕。但是司法部最后决定不以间谍罪起诉，代之以“非法占有、传送政府文件”把同案6人提交给大陪审团。45年8月份，陪审团决定谢伟思那些报告不属于机密文件，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同传媒之间交换信息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遂决定不予起诉。而贾菲则以认罪、罚款而了结。

司法部没有起诉谢伟思，这让他本人及他的支持者后来一直坚持谢的清白无辜。可是未触犯法律的行为并不等于是正当的。由于美亚杂志自开办以来就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在曼哈顿的同一大楼里办公，两个机构的人员更是重叠交叉任职 ，谢伟思本人又是太平洋关系学会会员，这样就显露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政治立场问题了。

5

192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夏威夷成立。它的成员国最初由太平洋沿岸的9个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组成，1935年总部迁到纽约后，英国和苏联也加了进来。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学术组织。学会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两个基金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还形成一种共识，就是美国应该负起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责任。肩负那样的使命，学会会员中以关心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自由派人士为主也就不奇怪了。中国分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具有独立、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张伯苓等。不过这些自由派人士49年前、后同毛共却格格不入，互不看好。但是美国这里的情况正好相反。像斯诺、史沫特莱、费正清等这些在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倾、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也都聚集在太平洋关系学会里面，但是他们却被毛泽东称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在中国大陆奉为座上客。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为什么在同一个学术团体里，来自中、美两国的成员都以信奉自由主义立场而著名，或者说他们在各自国家政治文化中都被视作自由派，可是其政治属性在用共产主义作为坐标时却被分割到左右两端？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自由派不等于左派；2，在中、美政治背景下，尤其不能把“左”或者“右”、“自由”还是“保守”来回混用。

另外，美国分会还囊括了四十年国务院内那批制定和执行对华外交政策的官员以及外交人员，如杰赛普,（Philip Jessup， 1897-1986），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1900-1989）等。而这部分美国人同时又交叉构成另外一个反蒋亲共、被叫作“中国通”的松散群体，49年后他们因为“丢失中国”而遭受责难。此外，中共秘密党员冀朝鼎也是美国分会非常活跃的会员。

基于学会的亲共立场，它的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1934-1942 拉铁摩尔担任主编，）通过编辑、刊发文章而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活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50年9月，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Interal Security）由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Pat McCarran，1876-1954）领衔。这个委员会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国会希望通过听证调查来解决该学会是否被国际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控制，并误导了美国民众，进而影响美国政府东亚政策。

经过一年时间，（1951年7月-1952年6月）麦卡伦委员会查阅了20000份文件，传唤了66位证人，其中28人和学会有直接联系。最后形成了5000页的报告。其结论是：自1941至4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部分成员试图改变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以此适应共产主义目标，为苏联利益搭建平台。（详细可查阅网络档案库《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P. 178）

1955年，国税局以太平洋关系学会参与了党派宣传和其他有争议的活动、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或意见为由取消了学会原先以教育机构享受的免税资格。不过4年后法院推翻了该项决定。196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最终还是停止了活动，但是决定它命运的最直接原因是《美亚》杂志案。

1945年美亚案件向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警觉政府部门内间谍和通共问题。这距离出现麦卡锡主义还有整整7年的时间。而这7年里，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起调查共产主义渗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