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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成立了共產黨組織。這100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興盛和衰落不同階段，在世界三個大國中表現各異。除蘇共從政權頂端淪為在野小黨之外，中共奪取政權後至今未顯衰落痕跡，倒是美國共產黨從1919年成立後，從來沒有弄出什麼動靜，這後面的原因值得玩味。

中共通過組織軍隊，武裝暴動，成功地推翻了中華民國政府，如今是擁有近九千萬黨員的執政黨。而美共自成立以來其黨魁曾經參與總統競選不果，二戰時期最壯大的時候，黨員才不過8萬人左右。

49年後的大陸中國，不管是懷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是批評該黨某一領導人，也不管這種懷疑和批評是以什麼形式，統統都被禁止，違者入罪，現在發展到連討論憲政都被看作是要推翻政權而受到刑罰。而就在中共軍隊向民國政府發起全面進攻的前夜，美國聯邦司法當局於1948年6月把12個美共中央領導人送上了法庭，起訴罪名是該黨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策違反了《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該法案以發起人史密斯（Howard Smith，1883-1976）命名，1939年7月眾議院、1940年6月參議院通過後生效。法案禁止任何意圖推翻美國政府的言行。

一個怪異的現象是，在共產黨中國出生長大的中年人過去一般都聽說過美國有過一個叫麥卡錫的參議員（Joseph McCarthy，1908-1957），但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同時代美國還有過這個叫史密斯的眾議員。麥卡錫是以反共而出名的，但在中國人們知道他不是因為他反共，而是因為他反共的手段和方法有問題被冠以麥卡錫主義，而麥卡錫主義是中共拿來作為靶子醜化美國反共運動的。同樣，史密斯眾議員也反共，但他走立法渠道反共，這讓中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所以我們就不知道他。

中美兩地之間反共的結局更是有天壤之別。大陸那裡中共以“無產階級”專政鎮壓了一切反共的個人和團體，而在美國這邊，美共大大小小成員被審查、被審判的很多，他們都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和集社自由為自己辯護，卻沒有一個因為是加入共產黨而定罪。那12個美共領導人的官司打了8年，最後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沒有具體行動，信仰本身不構成犯罪”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見維基：Smith Act）。

就這樣，這100年來，當共產黨在其他國家大起大落的同時，美共卻在社會輿情排斥和抵制下撐到今天，而麥卡錫只是這個國家持續的反共浪潮中一個代表人物。換一句話說，美國社會的反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麥卡錫主義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因此，了解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麥卡錫主義形成的背景。在中文世界裡，則還有必要了解一下在49年後的大陸中國，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之間的同異是怎樣被扭曲的，大陸教育、學術、思想界是怎樣在麥卡錫使用了錯誤手段反共這個環節上做文章的，從而達到他們詆毀美國反共運動的真正目的。比如圍繞50年代錢學森回國的原因和過程那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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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49年後，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已成定局，錢學森從德國回到加州後立即着手入籍申請。但他在表格“是否加入過納粹或者共產黨組織”欄目內沒有聲明、解釋自己1936年前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參加過一個主要是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同學組織的共產主義外圍活動小組的情況。他不知道的是，那個組織內有洛杉磯警察局專門針對當時政治社團而打入的便衣警察。（見維基“Red Squad”條目。）所以那時錢學森已經上了當地警察局監控的共產黨名單了。這是導致後來錢學森被遣送回國的直接原因。而間接的原因很多，那些和反共大背景有關。（詳細見洛杉磯時報文章鏈接）

http://www.latimes.com/nation/la-me-qian-xuesen1-2009nov01-story.html

1939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哈奇法案》（Hatch Act），其中有禁止聯邦雇員加入以顛覆美國政府為目的政黨，這針對的其實就是共產黨。次年《哈奇法》的對象延伸到州及以下政府部門使用聯邦基金的那些雇員。到了杜魯門政府時，由於政府雇員中不斷有美共黨員自首或者被揭發出來，46年11月杜魯門以9806號總統行政命令設立了一個“總統臨時雇員忠誠委員會”（the President's Temporary Commission on Employee Loyalty ）來執行該法律。47年3月在聽取了該委員會的報告之後，杜魯門發出了第9835號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地檢查聯邦政府官員的忠誠度（通共的另一種表述）。杜魯門在該行政命令里強調，雖然絕大多數政府雇員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政府工作中出現任何不忠誠或者顛覆分子對於我們民主程序就構成了威脅。（《杜魯門回憶錄》下卷，第350頁）

為執行該項行政命令，聯邦政府的每一個部門都專門設立了“忠誠調查委員會”（Loyalty Review Board），按照司法部長提供的標以“極權主義者、法西斯分子、共產黨和破壞團體”的名單調查每一個雇員，如果發現有合理的根據懷疑雇員的忠誠度，他/她將立即被開除。雖然美國軍方情報部門在40年代初已經掌握錢學森疑是共產黨的線索，但是並未展開實際的調查。而49年審批入籍申請正好成了審查他的契機。審查結果認為錢學森不僅有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嫌疑，而且故意隱瞞這個事實。1950年6月6日聯邦調查局上門通知錢學森，告訴他，他接觸機密文件的資格被取消，不能再從事軍方有關的項目。

現在看起來，當時那個初步處理意見還算是非常客氣的，只是不能繼續接觸機密而已，但這對錢來說不啻於捆了他的手腳，還嚴重傷害了自尊心。兩個星期後他決定返回大陸中國。不過在離境時，海關在他的行李中發現一些具有保密性質的文字、數據和材料等，錢隨即被捕。移民局決定以他在入籍申請中故意隱瞞曾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為由將他遞解出境。由於錢曾經從事大量機密性質的研發項目，軍方決定將其留置5年後放行。因為錢自1947年已經獲得永久居民身份，所以在等待回國的那段時間裡他仍然可以工作，也沒有被拘禁，只是不能接觸機密罷了。（詳細請看：http://fas.org/irp/news/2000/11/irp-001107-whl.htm）

這就是50年代初錢學森離開美國的過程。但是大陸幾十年來根據中共宣傳的需要，錢回國被說成既是他熱愛中共政權的表現，又是麥卡錫主義迫害正直、清白科學家的證據。可是嚴格說來，麥卡錫出名是1950年2月，麥卡錫主義形成是1953年初他贏得第二任期後出任調查委員會主席一職。就算是當時錢學森受到了迫害，那恐怕也只是個案，同麥卡錫主義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出事那時，麥卡錫還只是一個沒有多少影響力的新科議員。

49年後由於政治宣傳，大陸民眾意識里和認知上存在很多誤區，其中包括5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這個歷史現象。對此，北京師範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市黨校侯且岸教授也有一份貢獻。據中共官方網站介紹，這位侯教授開創了系統的、跨學科與跨文化的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且在該項研究中居國內領先地位。然而他在一篇研究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學術生平文章里這樣說：“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冷戰的加劇，美國極右勢力製造反共輿論，導致麥卡錫掀起反共狂潮”。在同一文章里他還說：“特別是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猖獗一時，更加劇了（遏制和孤立中國）這種敵對關係，......。”

可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侯文中涉及麥卡錫的結論中包含有很多錯誤。簡而言之：40、50年代麥卡錫的崛起和麥卡錫主義的形成兩者之間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如果僅僅從“反共”層面上去看，麥卡錫主義被後世詬病的是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對象，不能把這兩者簡單地混同起來。出現這種現象，除了他對美國政治了解不深不全外，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共歷來根據意識形態的需要隨意剪接、編排歷史。長久地浸淫在這種政治文化體系中，學術界亦不能避免。這也是在中文世界裡澄清麥卡錫身後謬誤的意義所在。（見中文網站“費正清網”文章。

http://219.238.142.20/index.php?optionid=798

http://f.ttwang.net/RoomFile/RoomMemberBlogShow.aspx?RoomId=2994&BlogId=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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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麥卡錫的祖父帶着一家從愛爾蘭移民美國，他們在威斯康辛州東部愛爾蘭人聚居區落腳，然後開了一塊農田就安頓了下來。那地方在芝加哥北面大約200英里，當時四周仍然是荒蕪的平原。到了麥卡錫父親的時候，老麥卡錫慢慢地開拓了一個140多英畝農場，靠種地和奶業的收入養活了一家。1908年11月，排行第五的約瑟夫·麥卡錫出生了。

不像歷史上美國主要政治人物如總統、聯邦部長、議員等大多都有一些顯赫的家庭背景，麥卡錫是在其父親用原木搭建的小屋（log cabin）中長大的。才十幾歲他就是家裡的全勞力開始在地里幹活，還要照料家禽牲畜。這樣一直到21歲時麥卡錫才在鎮上高中註冊，和14、15歲的孩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課。不過他成功地說服校長讓他上比別的同學多一倍以上的課程。結果他用了9個月的時間讀完了高中，1930年6月拿到了畢業文憑。事實上，他是他們家大人小孩中唯一讀完高中的。（《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以下簡稱《R》P.23。）

但是在申請大學時他遇到的麻煩，招生辦老師懷疑他是否真的只用了9個月就讀完了高中課程。這時他那校長又給了他足夠的支持。終於，在別人到這個年齡已經畢業的時候麥卡錫才開始讀大學。他先選了電氣工程科目，結果發現數學太難而改學法律。在法學院讀書期間，他白天是拳擊隊、辯論隊成員，晚上則在加油站打工。1935年他從法學院畢業並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這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但是反過來證明麥卡錫具有較強的記憶能力，能夠應付考試。

早期的愛爾蘭移民和後期的亞裔一樣，大多數傾向於美國民主黨的政策，麥卡錫一家也是這樣。1932年大選，羅斯福在威斯康辛州獲得了67% 的選票，全國一共贏得了42個州的選舉人票。到了1938年麥卡錫第一次競選公職，他也是以民主黨的背景，成為地區歷史上最年輕的法官。

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雖然法官的身份可以讓麥卡錫免於兵役，但是他仍然選擇留職從軍，加入海軍陸戰隊。因為有朋友告訴他，服兵役，尤其是海軍陸戰隊嚴酷的條件對任何有志從政的人來說都會有很大的幫助。（《R》P. 30）

麥卡錫是以少尉軍銜接受情報官訓練，1943年隨部隊開往南亞所羅門群島地區。就在船上為第一次跨越赤道的水手舉行的傳統儀式中，麥卡錫不慎摔斷了腿骨，但是他在給威斯康辛報紙發送的新聞稿中卻說自己在戰役中受了傷。那時通訊條件、手段都非常落後，當事人自己說什麼，旁人很難去核實，所以給喜歡撒謊的人創造了機會。事實上，陸戰隊經歷讓麥卡錫後來在競選參議員時誇大、編造自己從軍故事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他雖然有一個俯衝轟炸機後座的炮手，但是在戰場7個月中他只隨機上天了12架次。但這不妨礙他在後來競選時給自己安排了一個雅號叫“尾炮手喬”（Tail Gunner Joe）。為了有資格獲跨軍種“飛行優異十字勳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最低標準，麥卡錫戰後聲稱自己一共參加了32場戰役。52年麥卡錫氣勢如虹時陸戰隊未加審核就授予了他。他印製了750，000明信片，上面有他穿着陸戰隊制服的照片。誇大事實和撒謊只有一步之遙，這一切應該是他決定從軍的一開始就計劃好了的。

1943年還在服役時，麥卡錫就告訴他的教官明年他要競選聯邦參議員。1944年3月，他寄出了候選人申請表，不過這次他是以共和黨身份。一般來說，有意競選公職的人臨時轉換黨團關係並不少見。這樣做的主要考慮是為了增加獲勝的機會，但這同時也說明候選人本身並不具有強烈的黨派政治立場和理念。不過那時麥卡錫從民主黨轉換成共和黨還有威斯康辛州自己的特點。

自1897年第55屆國會到麥卡錫準備參選的1944年那將近半個世紀裡，威斯康辛州一共舉行了20次參議員競選，民主黨只贏了其中兩次。也就是說，在聯邦議員競選時，共和黨候選人獲勝的機會遠大於民主黨。這樣的趨勢讓麥卡錫感到，如果以民主黨人資格挑戰共和黨參議員席位，他勝算的機會是百分之十。不過，如果以二戰“英雄”的背景先參與共和黨黨內初選，贏得機率是50對50。但如果黨內初選贏了，最後同民主黨對決時贏得概率就相當於百分之九十。這跟“田忌賽馬”是同樣道理。不過這樣做暴露了麥卡錫對民主、共和兩黨的理念都沒有強烈的認同。

由於一直到初選投票前幾個星期才從軍隊退役，44年黨內初選麥卡錫根本沒有機會宣傳造勢，所以沒有出線，不過倒也賺了不少名聲。45年他的法官任期滿了，不過地區里沒有人挑戰他，所以自動連任。到46年，麥卡錫真的在黨內初選時把對手擠出競選、獲得提名，並在年底贏得了參議員的選舉。

1946年中期選舉是共和黨在少數派席位上坐了14年後同時贏得了參、眾兩院多數黨資格。在那屆新科議員中有兩名後來成為美國總統：民主黨肯尼迪和共和黨尼克松。肯尼迪雖然也是愛爾蘭後裔，但是他家庭背景雄厚，而麥卡錫的父親是連高中都沒有讀完的農場主。不過麥卡錫是從中西部偏遠鄉鎮裡長大，到了21歲才讀高中，靠半工半讀才拿了法學文憑。所以當他38歲成為參議員時仍然為人贊道，他的那種經歷能夠成為參議員在當時很多人都不敢輕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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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麥卡錫成為參議員之前的1945年，紐約和華盛頓分別發生了《美亞》（Amerasia）雜誌案和本特莉（Elizabeth Bentley，1908-1963，美共黨員、蘇聯間諜）投誠案。“美亞案”在短期內帶來的後果是暴露了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親共立場，而本特莉陸續向聯邦調查局提供了總共87人的名單，那是些為蘇聯提供情報的美國公民和在美國的蘇聯人，其中24名美國政府雇員立即遭到解僱。值得留意的是，這些事件和其中涉及的人既是後來麥卡錫反共的具體目標，也是麥卡錫主義的實質內容。

《美亞》是由費爾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1905-2000。美國鐵路大王范德比爾特後裔）出資在1937年開始發行的一份雜誌。費當時是太平洋關係學會的資助者，也是該學會執行主席卡特（Edward Carter）的助手。關於他的政治身份，50年代初費爾德在國會調查時否認加入過共產黨組織，但晚年他在自傳里宣稱他是美共“無黨籍的黨員，"member at large"。 菲而德在美亞雜誌的搭檔是烏克蘭出生的美國人賈菲（Philip Jaffe，1895-1980）。賈菲在1937年6月以美亞雜誌編輯身份到中國訪問，還到過延安，因此成為第一批“突破封鎖線的人”。在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時由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擔任翻譯。（見謝偉思傳記《為中國蒙難》P. 130。）

1945年1月號《美亞》雜誌刊登了一份同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關於泰國局勢的秘密報告內容完全相同的文章。3月11日，OSS調查人員秘密進入《美亞》辦公大樓搜查，發現辦公室里還有其他幾百份國務院、海軍等政府機構的秘密文件，甚至有絕密文件。調查工作隨即被交給聯邦調查局。FBI接手後一共調派了75名特工和技術人員參與偵辦美亞案件，最後形成多達17000頁的案卷。在竊聽和跟蹤賈菲的過程中，發現國務院雇員、海軍情報人員以及前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等多人涉案。6月，謝、賈6人同時被捕。

謝偉思（John Service，1909-1999）出生在中國四川（成都）傳教士家庭，青年時代回美國讀了大學，1933年考取了外交官資格後被派遣到重慶大使館。二戰期間，升至二等秘書。1944年7月，謝偉思以文職人員身份隨美軍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

提議美軍在延安設立觀察組是中共的高明手段。它既可以打破蔣介石對延安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封鎖，同時又增加了他們在斯大林面前的籌碼，此外還可以借美國人之口，替他們做宣傳。駐華外交官不識毛、周之奸詐，借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之力促成了這樁“好事”。而時年35歲的謝偉思對共產主義的好感和熱情正好為毛澤東所用。那段時間他從延安傳送回重慶的報告完全從中共的立場、利益出發。他一方面歌頌延安所謂的開明政治，另一方面批評蔣介石的獨裁專制。謝偉思聽信毛澤東關於中共是代表中國之未來的花言巧語，所以希望美國對華政策向支持中共方面傾斜。

1944年8月，赫爾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以羅斯福個人特使的身份到達中國，旋即接任大使一職。當時日本尚未投降，二戰仍在進行，國共政治、軍事未來格局和走向還不清楚。不過美國支持蔣介石政府的對華政策是明確的，而中共想要提升政治地位和擴大生存空間最終推翻國家政權的目標也是明確的。但是駐華使館外交人員“公開地建議中共、除非得到控制權，否則不要同政府軍隊合作”。（見赫爾利辭職信，《白皮書》582頁，）赫爾利感到謝偉思不宜繼續在中國擔任外交工作，遂要求國務院將之召回。

45年4月12日謝偉思回到華盛頓。由於已經失去了可以影響對華政策的官方渠道，一個星期後，他約賈菲見面。在酒店房間裡，謝偉思把他從中國帶回的8份報告、其中有中國提交給美國政府屬於機密性質的材料交給了賈菲。這一切都被在隔壁房間的聯邦特工秘密監視着，賈菲當時不知道自3月份開始FBI已經24小時跟蹤他了。（5年後胡佛把那個秘密錄音對麥卡錫開放。）另外，就在4月12日同謝見面前後，賈菲去過蘇聯大使館，還見了美共總書記和參加聯合國憲章大會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把這一系列行為聯繫起來在當時顯得非常可疑，6月份謝、賈同時被捕。但是司法部最後決定不以間諜罪起訴，代之以“非法占有、傳送政府文件”把同案6人提交給大陪審團。45年8月份，陪審團決定謝偉思那些報告不屬於機密文件，而且政府工作人員同傳媒之間交換信息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遂決定不予起訴。而賈菲則以認罪、罰款而了結。

司法部沒有起訴謝偉思，這讓他本人及他的支持者後來一直堅持謝的清白無辜。可是未觸犯法律的行為並不等於是正當的。由於美亞雜誌自開辦以來就和太平洋關係學會在曼哈頓的同一大樓里辦公，兩個機構的人員更是重疊交叉任職 ，謝偉思本人又是太平洋關係學會會員，這樣就顯露出太平洋關係學會的政治立場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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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太平洋關係學會在夏威夷成立。它的成員國最初由太平洋沿岸的9個國家如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等組成，1935年總部遷到紐約後，英國和蘇聯也加了進來。這是一個非盈利的民間學術組織。學會活動資金主要來源於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兩個基金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確立了美國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的地位，同時還形成一種共識，就是美國應該負起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責任。肩負那樣的使命，學會會員中以關心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自由派人士為主也就不奇怪了。中國分會的成員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具有獨立、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如胡適、丁文江、張伯苓等。不過這些自由派人士49年前、後同毛共卻格格不入，互不看好。但是美國這裡的情況正好相反。像斯諾、史沫特萊、費正清等這些在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傾、自由激進的知識分子幾乎也都聚集在太平洋關係學會裡面，但是他們卻被毛澤東稱作為“中國人民老朋友”在中國大陸奉為座上客。

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為什麼在同一個學術團體裡，來自中、美兩國的成員都以信奉自由主義立場而著名，或者說他們在各自國家政治文化中都被視作自由派，可是其政治屬性在用共產主義作為坐標時卻被分割到左右兩端？在我看來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1，自由派不等於左派；2，在中、美政治背景下，尤其不能把“左”或者“右”、“自由”還是“保守”來回混用。

另外，美國分會還囊括了四十年國務院內那批制定和執行對華外交政策的官員以及外交人員，如傑賽普,（Philip Jessup， 1897-1986），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1900-1989）等。而這部分美國人同時又交叉構成另外一個反蔣親共、被叫作“中國通”的鬆散群體，49年後他們因為“丟失中國”而遭受責難。此外，中共秘密黨員冀朝鼎也是美國分會非常活躍的會員。

基於學會的親共立場，它的會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1934-1942 拉鐵摩爾擔任主編，）通過編輯、刊發文章而影響美國遠東政策的活動受到了人們的重視。1950年9月，國會通過了《麥卡倫法案》（McCarran Act），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Interal Security）由內華達州民主黨參議員麥卡倫（Pat McCarran，1876-1954）領銜。這個委員會第一個調查對象就是太平洋關係學會。國會希望通過聽證調查來解決該學會是否被國際共產主義滲透，操縱，控制，並誤導了美國民眾，進而影響美國政府東亞政策。

經過一年時間，（1951年7月-1952年6月）麥卡倫委員會查閱了20000份文件，傳喚了66位證人，其中28人和學會有直接聯繫。最後形成了5000頁的報告。其結論是：自1941至45年，太平洋關係學會的部分成員試圖改變美國政府對外政策，以此適應共產主義目標，為蘇聯利益搭建平台。（詳細可查閱網絡檔案庫《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P. 178）

1955年，國稅局以太平洋關係學會參與了黨派宣傳和其他有爭議的活動、並試圖影響政府的政策或意見為由取消了學會原先以教育機構享受的免稅資格。不過4年後法院推翻了該項決定。1960年太平洋關係學會最終還是停止了活動，但是決定它命運的最直接原因是《美亞》雜誌案。

1945年美亞案件向美國社會敲響了警鐘，從那時開始人們開始警覺政府部門內間諜和通共問題。這距離出現麥卡錫主義還有整整7年的時間。而這7年裡，美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起調查共產主義滲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