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知識分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拼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故事，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錢學森同志吃馬糞裝瘋賣傻，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跡，成為佐證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配。說實話，我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於那個小說家之手。因為在真實的歷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為祖國報效，卻被祖國報銷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的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徐璋本，因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海歸，命都丟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公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里，歷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為“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准與家人見面。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自殺。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斗、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公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人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在因為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為極右分子處理，送去勞改。由於常年飢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飢，就這樣居然被誣為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董鐵寶自殺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饒毓泰也上吊自殺。在幾天前自殺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勛”的趙九章，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為單單在1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在此不想再說這些悲劇的客觀原因。我們來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歷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為什麼沒有轉換為見識？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只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歷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一張圖表，標明的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界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

　　從表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自殺或者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蓀、陳寅恪這種泰斗級的人物。也不乏謝家榮這樣全家集體自殺的。而即便僥倖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至於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蛆蟲，爾曹身與名俱滅，可恨又可憐，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學識不咋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徐志摩，見識卻是一流的。

　　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即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志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歷，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着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分子沒有達到徐志摩的見識。

　　很顯然，諸如董鐵寶這類的悲劇不僅僅在於錯誤的理解了愛國主義。更要命的在於沒有真正理解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那就是：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一生所學到底為何？愛國主義是不是必須考慮的最高目標？ 

　　我們自私一點說，董鐵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為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為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奮力淹沒於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雞毛。不僅不為黑暗所同情，反而為其所嘲笑。這不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的不負責任。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

　　人類的知識，本身是不分民族，沒有國界的。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你為知識的添磚加瓦，都是在不同的側面推動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都產生於西方，但是最終都是澤被四海。來自於文明世界的知識，理應反哺於文明世界。這是知識傳播的終極意義。知識分子的才智，狹義的來說，屬於個人，哪怕僅僅是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廣義的來說，屬於全人類，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僅僅限定於服務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民族，那這種觀念跟小農社會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種狹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視。

　　為希特勒研究導彈，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家，算不算愛國？理論上說，也算是報效國家；殘酷點說，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異於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對人類文明產生了嚴重威脅。既沒有真正的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如果是沒有選擇尚情有可原，有選擇的情況下你還要以愛國的名義跳入火坑，這就是不可饒恕。

　　如果愛因斯坦一定要報效德國，那他也許早就死在了猶太人的集中營；如果特斯拉一定要報效克羅地亞，那他也許早就湮滅在世界大戰的某個角落。玻爾、薛定諤、希拉德、漢斯貝特、霍爾寧……他們沒有為祖國服務，卻在更合適的環境和舞台上，實現了自己的才智與抱負，敬了推動了全人類的進步，反過來也讓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一樣的受益。誰敢說他們不愛國？！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有的見識。它在大部分時候，比我們的學識更為重要。

201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