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牧| 孩子,不是所有的父親都能扛住黑暗的閘門 |
送交者: 亞當 2018年01月12日09:17:5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2018-01-05 華語熱聞 我不介意小兒通常 “沒心沒肺”滿不在乎的反應,也不介意他將來是否有“大出息”。只要他身心健康、快樂,能夠自立就好。小兒七八歲時,他曾對自己做過這樣的期許——“我只想做個中不溜的人”,這個志向的表達曾讓我開懷大笑。 無論怎樣,無論何時,在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生都是平淡的。所以,還是先讓我們能夠面對最可能的人生——讓我們“直面平淡的人生”,再去說什麼“敢於直面悲慘人生”,憧憬什麼輝煌的人生吧。 在中國,有着種種扼殺兒童天性的辦法,除了直接的奴役虐待,就是“精英教育”的圈套。諸如什麼小學奧數班、英語班。它所以能如此蠱惑家長之心,幾乎都是制度設計者通過對家長有意無意的恫嚇實現的,當孩子們的父母自己都無法直面平淡的人生時,就註定了要在這樣的蠱惑面前迷失方向——“如果你不想讓你的孩子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就應不惜時間和血本”。 除了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除了讓孩子能接受基本的教育,我以為當今做父母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心理上為子女扛住應試教育那扇“黑暗的閘門”(語出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讓他看到人生的光彩與學習成績並無必然聯繫。 為什麼那麼多家長如此順從地被綁架了呢?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家長僅僅面對應試教育這道“黑暗的門”就垮掉了呢? 望子成龍固然是許多文化都有的現象,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子女對家庭的另一個“意義”更是深入人心,那就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糟糕的現實是,嚴酷的計劃生育執行了近三十年後,它又與教育作為“可持續勒索”的暴利產業合流,從而形成了雙重的壓力,這為中國獨生子女家庭製造了一個更普遍深刻的焦慮和恐懼。孩子的安危和是否有出息有前途,已然成為當今中國人的最大焦慮。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平時人們盡可賦予人生無數光鮮的意義。但人生的真相併不會被這些浮誇的詞藻掩蓋。 關於自殺,存在主義大哲加繆曾有過這樣論述:“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因為這種回答先於最後的行動。” 很不幸也可幸的是,眾多精神崩潰的悲劇仍在強調着來自於自然的那個事實——大自然賦予生命的那個最原初意義——種群繁衍的本能——對親生骨肉的愛。 不幸的是,生命和生命的意義常常顯得如此脆弱; 聊可慶幸的是在,在這種普遍的脆弱中我們畢竟還能看到愛。 我猜想,孩子只要經常看這樣的電視節目,或多或少也會朦朧地察覺生命的這個真相:不是所有的父愛都能為他的孩子扛住“黑暗的閘門”,不論他(它)們自身有多麼強大,也不論他(它)們對自己的子女的愛有多深。 孩子們可能不知道的是,動物不會反思,不會思考生命意義的問題,它不能把本能升華成為理論,不可能為任何一種意義困擾,更不用說為某種意義去自殺。 但通過幾十萬年的演化,人畢竟已經演化成“意義網絡”的動物,更麻煩的是,由於生命意義的“多樣化”,這使得每個活着的人總要面對各種意義的優劣、大小、輕重的比較、判斷和選擇。 這種差異的形成,使得人之來自於自然的那個重要的本能——“愛”變得極其複雜。 1919年11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這篇啟蒙意味十足的文章,那還是他痛恨的父權仍然強盛的時代;斗轉星移,90年後的今天,我們對“父權”一詞是不是已經相當陌生? 90年前,年輕人普遍地早早成了家,忙着接二連三地生兒育女; 90年後的情景不但獨生子女家庭比比皆是,甚至出現丁克群,剩男剩女也大流行了。 90年前,傳統的“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的人倫舊說還占壓倒優勢; 90年代後的中國,卻盛產“啃老族”了。 90年前,父母對子女的擇業擇偶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90年後的中國,因為獨生子女政策,父母對子女的愛看似有增無減,但他們對子女的影響卻微乎其微了。 《今天我們怎樣做父親?》——90年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獨生子女的政策也許是最應予以特別考量的因素。 魯迅當年說:“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長大以後,也就成不了人”; 90年後呢?在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嚴厲的計劃生育之後,“優生優育”的理想口號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了現實呢? 恰恰是因為愛,中國父母一方面盡其所能在物質上把獨生子女當着皇上呵護供養;一方面又為了不讓他們的子女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不得不屈從壟斷的教育制度的各種威逼利誘,結果無數父母成了中國最明顯的“可持續勒索的產業”——教育產業的共謀,在這種互動作用中,他們不但畸形抬升教育成本,還把孩子統統變成了苦役囚犯。。。。。。 獨生子女,今天已經成為無數父母生命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我見過不少貧窮的家庭,見多了便不再震驚;我看過許多父母因為交不起學費無顏面對子女而自殺的新聞,看多了也不再震驚。但還是有一件事每次想起都會肉跳心驚: 那是2004年的4月5日,一個只有6歲的女童陶小潔在家中自殺。他的父親靠挖野菜、母親靠撿破爛為生,他們實在無力為這個6歲的孩子扛起那扇黑暗的閘門,她為此一直和家裡鬧彆扭。。。。。 我簡直無法想象,她才六歲!是什麼邪惡的力量在這個如此幼兒的內心世界種下了這麼強烈的意識:沒錢讀書——生命毫無意義!又是什麼邪惡的力量讓這個家庭如此貧困,以至於連小學都讀不起! 一個六歲的女童尚且如此,沒考上大學的,大學不能畢業的,畢業找不到工作的。。。。。衝動之下,用自己的手摧毀他們父母可能僅有的那根人生精神支柱。。。。。。又有什麼奇怪呢?父母因為孩子考不上大學,或供不起孩子上學上吊自殺,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我並無批評孩子們的意思,更沒預留什麼伏筆告訴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他的父親若也無法為他扛起那黑暗的閘門時尋找託詞。實際上恰是因為這些年見過的,經歷過的許多事情都能讓我想到——《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的命題,可能比魯迅那個時代更峻急。要知道在被曾經我們嘲笑和被我們嚴厲批判過的科舉時代,作為典型的代表,數來數也不過只有一個因為中舉發了瘋的范進。 古人說,人生的道理在先秦的時代已經講完。 套用一句,人生的基本難題,每個時代都會變換頭臉橫亙在我們的面前。 一個父親的力量的確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大多數父親真能用頭腦思考——比如不屈從陰險的謊言,把孩子逼上不成功則成仁的絕路,從而也把自己逼上絕路,那麼情況或許就會有所改觀。 再套用“要想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這句名言吧,那就是,要想“救救孩子”,請做父母的先解放自己。 2009。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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