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最大失敗

—— 改開40年沉思錄（1）

40年前的那個冬季，中共花一個多月時間接連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終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與這一“戰略大轉移”交相輝映的是，以此前展開的全國性“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鋪墊和契機，開啟了當代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大門！

召開於1978年的這兩個大會不折不扣地成為中共歷史的一個里程碑，特別是成為國人走向思想解放的標誌。值得一提的另一點是，“英明領袖”華國鋒的權威和地位在這兩個會議上受到根本性動搖，而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在黨政軍中的最高權威得以迅速確立！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第一個成果，是全國性“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帶來的：打破領袖崇拜和迷信——毛澤東歷經41年苦心經營的最高權威和神壇地位，在其死後短短兩年就受到動搖！第一把火是由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胡福明撰寫初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重磅檄文點燃的。該文實質上否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這一當時沒人敢懷疑的論斷。

而以1981年夏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為標誌，中共偉、光、正的高大上形象在民間冰消雪融。這次全會專門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中共三次打倒的鄧小平當年有一個很清醒、又不乏遠見的左右平衡思路：無論毛澤東有多大的錯誤和責任，完全否定毛，無異於否定整個中共！因為毛就是中共唯一的旗幟和招牌。因此，該決議完全體現鄧的思維和邏輯：沒有完全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但明確承認毛建國後的錯誤，並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從此，中共不再突出渲染“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提法。筆者還記得當年一堂大學政治課上的激烈爭論，或可管窺當年思想開放與自由的迅速進步。那是在一節所有大學生必修的中共黨史課上，那位授課老師講完主要內容後，進入提問討論環節。有人提出一個尖銳問題：中共既然在歷史上犯過很多錯誤，包括建國後的文革、反右等災難性政治運動，中共還有資格稱自己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嗎？這位老師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調動同學們自由發言討論。很多同學支持提問者的質疑，中共不該再喊偉、光、正這類假大空的口號；但也有同學認為，中共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就是偉、光、正的體現；還有同學提出，可以只提偉大和光榮，不再提正確。至於那位老師是如何總結的，沒有留下印象。只記得，幾年後，他被提拔為校長助理，這在非專業教師系列是絕無僅有的一位。

該全會另一個重大變局是，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職務，而拍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思想開明的胡耀邦被鄧小平等老人選中為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在一年後的中共十二大上，胡成為中共總書記。

1980年代被公認為中共建政以來思想領域和整個精神世界最開放、最自由的時代。胡耀邦是一位有魄力、有個性的領導人。雖然年輕時沒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但他一生酷愛讀書，堪稱知識分子的良師益友。當年曾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耀邦語錄：只要我在位一天，就絕不能讓知識分子再受委屈！

令人扼腕的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整個精神世界大開放，導致後來思想理論界的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包括後來遭批的“全盤西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等。而這些東西也迅速映射到現實中。在合肥、長沙、武漢等一些高校，以民主選舉地方人大代表為導火索，引發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到省政府請願等大大小小的學潮事件。而耀邦主政下的各級政府，對這些事件均採取寬容態度和處理手法。在一些高校，大學生們也首次選出了自己提名的人大代表。但不幸的是，客觀上，這些事件和思想理論界的演變一起成為胡耀邦頂峰隕落的禍根。

同樣具有開明思想的趙紫陽繼任總書記後，不但繼續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而且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大思路和構想。而突如其來的89民運和六四悲劇改變了一切。直接導致中共高層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或失勢，保守派則趁機重新獲得主動權，並得以左右大局。中共因此改變了對民主運動的寬容態度，再加蘇東巨變的警鐘，令中共產生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感。鄧提出了兩手抓兩手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共從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諸多領域的防範，到國家機器的強化（如建立武警部隊），維穩成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導致89民運之後近30年來，中國再無任何民主運動的現實。中國當代史上觀念最開放、思想最自由的10年戛然而止！

也正是在西方思潮長驅直入的1980年代，中共歷經幾十年苦心孤詣為國人構建的信仰大廈逐步崩塌！一個標誌性的事例當屬1988年央視播出的六集政論片《河殤》。該片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對西方“藍色（海洋）文明”則表達了無保留的肯定和推崇。片中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許多國人引以為傲的事物進行辨析和批判，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文明的多層面嚮往甚至膜拜。該片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巨大轟動，後被認為是89民運的思想前導。

縱觀改開40年的歷程，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騰飛和國家復興壯大奇蹟，也為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令人意外地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改革開放並沒有同步地為國人精神家園建設帶來實質性提升！

今日國人的精神世界很難說雅觀：人們義無反顧地打碎了一個舊世界，卻在如何建立一個新世界上，糾結40年而毫無頭緒！西方所謂的先進思潮，打濕了人們的頭髮和腳丫，卻與直達心扉的效應相去甚遠。如果說，國人對西方價值觀尚有了解的話，也只是些皮毛而已。人生而平等，人權天賦，不自由，無寧死！在大多數國人心目中，這類理念僅僅限於口號而已，與行為、實踐無關，甚至也與思維、信念無關。

有任何人能找出國人任何公認的信仰嗎？有人信佛，有人信基督，有人信孔子和老子，但更多的人，除了金錢和地位之類的物慾，是什麼都不信的，尤其缺乏敬畏心。人們的精神家園裡，高大上的主義與慣性思維的“舊世界”之斷垣殘壁依然隨處可見，而西方形形色色各類思潮的“新世界”嫩芽叢生於布滿雜草的每個角落。既爭奇鬥豔，又雜亂無章，既盤根錯節，又分道揚鑣。

結論就是，在信仰與敬畏心層面，混亂與虛空才是這個時代國人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中共的最大失敗！

最後，依筆者之見，無需高大上，國人最需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敬畏心和信仰都該是一個東西——法治。始於遵守基本遊戲規則，建立牢固的規矩意識，形成良好的契約精神，無疑是法治社會人的基本特徵，更是現代文明的前提。固然不能說中共不曾努力過，至少十八屆四中全會就是一個例證。在中共近百年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以法治這唯一的主題作為一屆中共全會的全部。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次全會已經過去3年多，法治中國這項基礎工程的進展依然差強人意，更別提國人建立對法治的敬畏心和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