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改开40年 邓小平理论真不存在吗？

—— 改开40年沉思录（2）

关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中国扮演的独特角色，在官方语汇中，有一个标准概括：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定位一度也获得民间高度认同。1984年国庆天安门前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横幅，引发共鸣就是一个恰当象征。 

但1989年六四悲剧发生后，国人对邓的评价出现难以弥合的尖锐分野。虽然相当部分国人并未因此动摇对邓在中国改开历史大转折中首要地位的认同，但国际社会有些人、特别是海外民运人士对邓的评价几乎来了个180度大翻转——邓不仅成了64悲剧的历史罪人，其推动中国历史转折的首要地位也一并被否定！ 

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反邓阵营并不限于上述派别。一直以来都顽强存在的拥毛派（或称极左派）——其相当部分属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落伍者或失意者，他们认定，邓是今日中国几乎所有负面现象与弊端的罪魁祸首！ 

最近，更有海外中国当代史学者进一步否定存在“邓小平理论”，甚至否定“邓小平时代”整个概念！ 

无需赘言，对于一个人的评价需要客观，不可抓住一点，就一棍子打死。那是典型的文革思维！就是对最终投靠日本人的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也应该肯定其年轻时将生死置之度外刺杀清廷统治者的壮举和被捕后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情。对于搞571工程刺杀毛泽东阴谋败露而仓皇出逃的林彪，中共最终也肯定其抗日和国共战争期间的功绩。海外左右派别人士也一贯诟病中共对待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客观。为啥到了邓小平这里，同样是这些左右人士，就不需要客观了呢？ 

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可分为不同类别，其中有两个类别相当突出：一类是创建学说体系的大理论家，如中国的诸子百家和世界级圣哲先贤们，他们大抵都属该类；另一类是卓越于把目标变为现实的大实干家，几乎所有成就伟业的政治领袖人物均属此类。有趣的是，这两类人物几乎完全相反，各自的长处往往正是对方的短板。如前者通常并不善长于实干，而后者往往理论天赋有限。世界上有不少伟大人物在不同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但极少有人既是大理论家，又属大实干家。 

邓小平显然属于第二类人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实干家。从他妇孺皆知的白猫黑猫论，到摸着石头过河，再到不争论，堪称实干家的宣言。对于那些质疑邓小平理论的人，或许需要明确一点：对于一位注重行动的实干家的理论成果，是不能依照理论家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的！正如对于一位理论家，不可对其领导力和实干能力抱过高期望一样。否则，难免陷入死板的书生思维和逻辑。 

没错，严格说来，邓小平理论并非一个独创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邓小平（包括他人的贡献）构建了一套实现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实践性理论和行动纲领，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发展道路理论。这套理论看上去很直白、很简单，但要害是很管用！ 

众所周知，在邓小平时代，中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无不打上了邓的烙印。而邓理论的核心，可归结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条中共的思想路线。它也成为当年左右中共几乎一切事务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存在可谓不证自明。在本篇小文中，笔者无意给出邓理论的完整图景，甚至也不打算择其大端而论之，宁愿就邓论中被庸俗化的几个“外围提法”稍加讨论。 

1】邓论中最著名的当属“猫论”

无论面对中共建政早期一穷二白、饥寒交迫的中国，还是置身于毛离世后大幅落后于西方和苏联、尚陷入极左文革思维不能自拔的中国，提出大力发展经济，摆脱贫困面貌，无疑都是硬道理！ 

而邓第三次复出后，对其刺激最大的经历当属两次外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出访日本，参观考察了日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高科技设施，还感受了新干线高铁的神奇。次年中美建交，邓成功访美9天，亲眼目睹和体验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的标杆、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其行程包括参观福特公司一家整车装配线，给邓留下深刻印象。这家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轿车，而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才大约只有可怜的1.3万辆！ 

这两次外访带来的强烈感官与思想冲击，坚定了邓必须在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决心。邓的一个著名逻辑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撇开虚幻的意识形态过敏和阶级斗争思维，管它白猫黑猫，只要能让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才是好猫！整天净扯没用的，不是昏猫，就是傻猫！ 

文革后期，“四人帮”把持的理论界曾大批“唯生产力论”，而以猫论著称的邓正是“唯生产力论”的发明者和“死不改悔”的最大支持者。邓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由此不难看出，这正是猫论的翻版！ 

客观地看，邓的这套猫论，如果不作庸俗化理解，它就是一种目标导向理论！ 

2】邓论中第二个著名提法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中国当年面临的严峻形势，海内外有一个形象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中共治下的中国，已经被某些人判了死刑，横竖都得死，只是死法不同而已。这也正是中国崩溃论的逻辑。 

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寿终正寝，华国锋逐步失去权威，邓小平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清醒地认识到一点，虽然“经典社会主义”的很多东西必须放弃，诸如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但对国情极为复杂、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而言，要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不可能简单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式，只能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子。 

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反映，也是符合实践检验真理科学原理的一种方法论。改开早期搞沿海、沿边对外开放特区，后来在内陆省份搞开发区，以及国家所有重大改革举措出台前，均预先搞规模不一的试点，摸索经验，都是这一方法论的体现。可以这么说，中国40年改革开放之路，从来没有脱离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基本探索模式！如果说，今天的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种不可忽视的“中国模式”，这一成果的取得过程和模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邓的摸着石头过河。 

3】邓论中最具导向意义的是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判断看似简单，却为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的桎梏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无需拘泥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和前苏联实行的那些原则和规矩。 

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错！但那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和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容忍剥削、两极分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同样可以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 

4】邓小平理论的最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实践性理论和行动纲领，邓理论如果不能明确中国的根本道路问题，还真不能算合格。而邓理论最高明之处，正在于基于上述基本判断，大胆放弃了经典社会主义体系，与此同时，回答了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这一概念性“顶层设计”，属于一种开放性体系，现在和未来将长期处于完善过程中。该理论无论对现实，还是对未来，均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也是中共所谓“道路自信”的最重大依托。而此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最新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只能算是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架的局部充实而已。 

5】邓小平的“不争论”哲学

这一提法属于摆脱社会主义理论困扰和羁绊，排除现实纠结和干扰的邓式态度和策略，这一看似武断的态度同样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这同样是体现邓小平实干家、行动家本色的哲学。 

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特别是提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引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放弃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等经典社会主义特征，虽然有了实用的理论依据，但并不足以阻止正统社会主义的坚守者和思想尚未转弯和不理解者提出姓社、姓资的纠结，也就难免引发争论。而邓小平的对策居然就是这三个字：不争论！ 

那么，不争论的底气来自何处？除了寄望于让事实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来回答质疑者，更主要的奥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容量无限大的筐！ 

中国社会一切负面的东西都可以装到中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筐里。如民众最关注的社会资源支配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贫富不均、两级分化突出矛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权大于法，权力部门践踏法律等法治水平低下表现；道德滑坡，诚信危机，以及种种丑恶现象泛滥，等等，在寻求对策的同时，都可以方便地归结为初级阶段问题。同理，改开过程中的一切官方举措和成果都可以装进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筐中，其合理性也就有了依据。 

最后，邓理论与任何理论一样，当然有其局限性，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和行动纲领，尤其如此。比较突出的问题和争议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过时。至少其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精神。

其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是引发国人最多诟病和争论的问题，被认为应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负责。

第三，韬光养晦的基本外交方针和策略，在当年无疑是正确的，在江胡时代也一直被严格遵循。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社会的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韬光养晦被习完全放弃，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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