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忘了歷史教訓?
1922年，來自猶他州的參議員里德·斯姆特主持了起草了共和黨的佛德尼-馬克昆柏關稅法，着眼於提高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1927－1928年間處於衰退的勞動力市場又促使斯姆特提議再次提高關稅。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此寫道：“世界在一戰中付出了生命和財產的慘重代價，但它至今仍無法回復商品購買力，以適應戰後十幾年間由於工業革命而導致的產能的急遽增長。”
在此期間，保羅·道格拉斯、歐文·費雪、詹姆斯·TFG·伍德、弗蘭克·格雷厄姆、厄恩斯特·帕特森、亨利·席格、弗蘭克·陶西格和克萊爾·威爾科克斯組織了1028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請求胡佛總統否決該項法案。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說服胡佛否決該項法案，他稱它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而J.P.摩根的首席執行官托馬斯·W·拉蒙特則形容當時他“就差跪下來乞求赫伯特·胡佛否決愚蠢的霍利-斯姆特關稅法案了”。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於1930年6月17日經赫伯特·胡佛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將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在該法案通過之後，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斯姆特-霍利法案是導致美歐之間貿易規模從1929年的歷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歷史低位的催化劑——這次衰退伴隨着的是大蕭條的開始。
雖然該法案是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之後通過的，但是部分經濟歷史學家認為圍繞該法案的政治紛爭是引起這次崩盤的原因之一，並進一步導致1929年的衰退，最終成為加重大蕭條時期不景氣程度的因素。斯姆特-霍利法通過之時的1930年，美國的失業率為7.8%，而到1931年，驟升至16.3%，並一路走高，1932年達到24.9%，1933年達到25.1%。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撰寫專欄文章指出，早在上世紀30年代，陷入經濟蕭條的世界各國紛紛築起關稅壁壘，導致了世界局勢愈發不穩定；如今，世人似乎已經遺忘了那次教訓。
美國政府不久前通過的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制裁措施，其實治標不治本，美國經濟的關鍵問題在於國內儲蓄率太低。在這一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會對美國本已嚴峻的外部金融形勢構成嚴重威脅，美元的匯率、利率都會受到不利影響。而且，美國的貿易夥伴也有可能採取反制措施，這也會對當前依靠出口實現的美國經濟增長構成壓力。目前，中國是美國產品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也是增長最快的市場。如果北京也對美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將會對大豆、飛機、機械、汽車配件等美國產品造成明顯的打擊。中國還可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債，這也會對美國國債的價格構成嚴重影響。此外，對現有的貿易流動設置壁壘，很有可能會造成國內價格上漲。……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輪嘴炮過後，美國的消費者已經是輸家。
美國著名學者，普利策獎（1968年）和自由勳章（1977年）獲得者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在其著作的《世界文明史》基礎上於1968年完成《歷史的教訓》一書，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學、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諸多領域。中共中紀委王岐山曾向中共官員推薦美國著作《歷史的教訓》一書。
歷史的教訓就是，我們從來不吸取歷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