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送交者: 心理言机 2018年02月08日00:22:4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习近平：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村官民选何以变成村霸横行？苍天一浮尘 离开农村十多年后的一天，我从省城回到了县城，老同学相聚，畅饮一番自然难免。席间，大家不知不觉，话题涉及到了政治。最最热门的，自然又是天朝与美国孰是孰非，民主制度与天朝特色孰好孰坏等等。不出意料，一桌子的中学同学，几乎清一色爱国人士，谈到美国和美国式的民主，个个都不以为然。最多的观点，第一，美国式的民主，好是好，但不合国情；第二，天朝如果没有某党领导，必定天下大乱。他们说，你可以不喜欢，但没有比这更好。 我早就意料到这种状况，也早就知道，与他们之间的天壤之别。想与这帮子一辈子泡在迷魂汤里的爱国者在这些问题能够找到交集，比找华南虎还难。所以我没有站出来亮出自己真实的观点----根本不合时宜。看他们聊得热闹，个个鸡头乱点，忍不住反问了一句：何以见得？其中一位同学说：何以见得？美国民主不就是一人一票，我们的村官选举就是如此，结果怎样？现在农村是贿选成风、农民遭殃而村霸横行！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的民主不合国情，天朝要是搞西方式的民主，天下肯定大乱，天朝人没有强力的领导就是不行。如果不是其它同学声音更高，打断了他的话，估计这位同学又要举出一件又一件天朝经济发展的成就来论证特色的无比优越性。 天朝的村官，的确是在搞民选，一人一票。天朝村官选举的乱相举世公认。随便百度一下，就可搜到无数条关于村官贿选、黑恶势力与村官勾结把持农村权力的新闻报道。 但是，我的观点，天朝村官的民主选举失败，根本不是民主政治的失败，恰恰相反，正好证明了民主政治才是天朝未来社会走向现代化、天朝社会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由之路。何以见得？因为，天朝农村所谓村官选举，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推行村官选举的同时，没有培育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村官选举在操作上没有按照民主选举的规矩和原则来做，一开始就变味了，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天朝村官的选举乱相层出不穷、林林总总，但形式大同小异，主要有五类：第一，借助宗族势力强迫或变相强迫村民将选票投给指定人；第二，勾结黑恶势力强迫或变相强迫村民将选票投给指定人；第三，候选人用金钱对村民进行贿选；第四，候选人贿赂上级政府组织关键人员，排除其它竞争者；第五，上述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但这些通通是表相，不是实质性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村官的权力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竞选村官所花出的成本，当上村官后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捞回来！ 村官在天朝体制中，并非属于官员序列，村官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天朝农民数千年深入骨髓的观念都是精打细算，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驱使，没有哪一个农民舍得掏出真金白银来竞争一村之长或村支部书记。 那么，村官是怎样在其任职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呢？说到这个问题，笔者不由得悲从心生。先说具体的，再说这些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 在毛时代，村长和村支书们的主要精力是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政治特权巨大，但经济上搞头不大。那时不允许农田承包到户，一切都是集体所有、集体核算、集体分配，村长和支书能够凭籍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点，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干点体面而又收入较高的岗位（比如民兵连长、民办老师、乡村赤脚医生之类），利用农村的统筹提留搞点小金库与出纳会计合伙贪污一些，然后就是生活腐化搞搞村民的婆娘等等。那个时代，村官家庭的财富如果太过庞大，是没有合法性的名义包容的（财富过多那一定是非法的）。但是，天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联产承包制之后，家庭成为生产经营和财富积累的基本单元，村民家庭哪怕再富裕，也有合法性的包容（不再意味着一定是非法来源），这就为村官肆无忌惮地敛财扫除了某种后顾这忧。但这仅仅是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有敛财的许可并不意味着财富一定会增加。天朝农村的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从此之后，便停止在这个层面上了，农田仍然是集体所有，农民只有经营权；除了农田之外的其它自然资源仍然是集体所有，农民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比如森林、湖泊、河流、矿藏等。这些游离于农民承包权之外的资源十分巨大，成了村官可以运作的资源。改革开放后期开始，中央十分重视给农民减负，利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对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财政被贴，和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些中央和地方政府大量财政补贴和基建投资均要经过村官之手，比如种粮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经济林补贴、化肥补贴、种子补贴、封山育林补贴等等，而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如各种水利工程、村村通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网络普及、闭路电视普及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工程。一进一出，少则三成多则六、七成变成了村官个人的财富！第三块，是农村土地的出让，因为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家庭没有所有权，那么，建设项目需要农村土地时，承包经营的农民没有出让权，只有集体才有出让权，这个权力当然又落到了集体的领导也就村官手中，村官们通过强制廉价收回农民经营承包的土，然后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用远低于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暗中收取巨额回扣。 也就是说，除了农田承包外，农村巨大的各种自然资源都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中央和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天朝数十年巨大的基础建设资源和房地产畸形发展，成为村官可以大捞特捞的几个主要渠道。但这也仍然是果而非因，仍然是现象而非本质。以上几个渠道之所以能够成为村官们敛财之源，根本的原因在于村官拥有这些资源和利益的法定代理权，而村官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利益的代理权，归根到底，就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官拥有集体财产的代理权。由于监督本质上的缺失(只有图有其表的监督)，让村官从代理者变成实际上的所有者。 英国约翰.洛克说过，“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天朝农村所有制缺陷所造成的恶果将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注意约翰先生这句话的基本逻辑，它包含了三重意思：“权力不能私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权力私有和财产公有不能同时存在，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约翰在此所说的权力，当然是指公权力，而不是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层意思中，第三层，也就是“权力私有和财产公有同时存在”是最糟糕的情况。天朝的农村恰恰是这种最糟糕的状况！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这种为所谓的社会主义背书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公有制形式之一），村官就不可能对如此多的集体资源和财富拥有支配权；如果将所有的资源都能够私有化，所权归属明晰，哪里容得下这些“农民村官”对本村其他农民进行无度掠夺和肆意盘剥。财产的公有制是一切权力拥有者窃取他人利益的最安全，也是最高效的平台，这是共产国际上百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铁律。 产权明晰能够避免权力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反之却不一定成立。集体所有制只是权力侵占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约束权力的规则存在并有效，也可能制止权力对集体财产的无度掠夺。遗憾的是，在天朝农村，对于村官权力的制约力度不仅潺弱无比，而且不得要领。村官之所以挖空心思、不惜花费巨资贿选上位，关键在于当上村官后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集体资源牟利甚至直接侵占集体财富。显然，要想制止村官选举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从立法上禁止村官染指集体资产才是关键之举。但是，数十年来，天朝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或行政决议禁止村官染指农村集体资产或经营权。相反，因为村官从身份属性上仍然是一个农民，村官不仅被允许与其它农民一样获得集体的财产或经营权，甚至还可以“先富起来”，美名其曰“先富带后富”。能够率先发财致富的村官不仅不被猜忌，而且堂而皇之地被官方树为先进模范典型。于是，村官们的巧夺豪夺不仅不违法，反而闪烁着耀眼的光环。 村官不得染指农村集体资产或经营权，本是一个常识。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任何人存在某种便利可能不当得利时，此人必须回避，即被禁止参与。例如，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得参与本企业资产对外转让的投标（自买自卖）、不得承包本企业的经营项目、不得从事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等等。这些规则和常识放在商业界大家都明白，但放在农村却被莫明其妙地漠视了。村官对本村的资产出让、项目承包经营等本身具有决策权，同时又充当受买人或承包经营人，难道不是典型的自卖自买行为吗？难道不是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的做法！ 也许你会说，如果村官都没有权力参与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或出让，村官岂非一点好处也没有，那谁愿意来当村官呢？没有人愿意当村官，农村权力岂非出现真空？但事实上就应该如此---村官不能因当村官而得好处！且不说某D挂在嘴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便何况“当官不发财，发财就不要想当官”是一切民主政治的通行规矩。因此，村官不能因当村官而得好处应是社会主义天朝的基本特征才对。是让农民共同富裕？还是让少数村官暴富而村民贫困？这种选择其实不应该有任何犹豫。至于农村权力会因为村官没有暴利可捞就出现真空，完全是杞人忧天想法，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人人都有。当村官没有物质利益可捞，但有地位有名望，自然有志存高远的能人志士会脱颖而出。而只有让农村达到这种境界，天朝的农村才有希望，整个社会才会有希望。 从微观原理来讲，只有村官没有私利可捞，才可能真正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设想一下，村官不能染指农村集体的资源和财富，那么他们没有私心作祟，就一定能够严格筛选投标人，让真正有才能的人通过自由竞争获得农村资产的承包经营权，让集体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由于没有私心作祟，村官自然也会极力争取村民的利益，经营承包项目属于本村集体的分成就不会轻易减少，集体资源就不会被贱卖，因为村官本人也是村民一员。如此一来，村官通过自己无私、尽职的管理，自己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即与其他村民一样，按照自己在本村所占的股分光明正大地获得收益。村官当得好，自己的收益也高，当然在村民中的威望也更高，名利双收。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村官和村民的共同富裕，村官与村民之间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关系，农村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农村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减少两极分化，消除村官腐败，解决村官选举乱相，解决农村黑恶势力与村官勾结等一系列问题，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根本之道，即农村产权制度的继续改革，将土地和林地等集体资源财富私有化，明晰产权归属，通过公民财产权的法定边界防止村官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第二条路是在保持现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立法禁止村官涉及农村资源和财富的转让或承包经营，遵守“当官不发财，发财不要当官”的规则，从法律上断绝村官利用手中权力牟取不当得利的渠道，从根本上将村官与普通村民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利益互害关系。 上述所说的两条路，私有化的路子存在意识形态障碍；但是后一条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障碍，只须将现存的商业规则运用到农村即可。笔者相信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研究农村工作专家们一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任凭农村村霸当道，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央仍然奉行让村官先富起来的政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江山论和特色论作祟！ 什么是特色论，简单来说，就是拒绝融入世界源流，拒绝普世价值，也就是拒绝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民主政治，认为天朝必须保持不同于别国的特色，绝不搞民主政治。不搞民主政治搞什么？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除却民主政治就是极权政治。奉行特色论观点，当然不希望天朝任何地方成功地实施民主政治，包括村官选举。如果村官的选举是成功的，岂不以事实证明天朝照样能够实行民主政治，个人素质如此低的农村都能搞民主政治，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搞呢？所以，不让村官的民主选举成功，是特色论者处心积虑的目的。基于此，各级政府对于村官的选举基本上是放任不管的，既不实施有效的监督，也不创造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当然更不会消除村官巨额贿选的背后因素，即绝不会禁止村官利用权力染指集体资源和财富。 另一个原因便是江山论，打江山者坐江山。一统江山当然是由一个个小江小山组成的，一个村就是一个小江山，无数个村组成一统江山。执政党坐江山现在已被定为最高准则，定为天朝特色主义的最本质特征。那么，村官当然不能旁落他人，必须是由自己人来干。因此，从执政党的意愿来说，最好村官都是上级任命，不要搞什么选举。只是为了给国际社会证明自己没有搞独裁，便拿出行政官员系列之外的村官来做个样子。既然只是做个样子，当然不会真搞，假装一下就行了。否则，如果村官选举是真的民主选举，一旦选成功，其一，那些选上的村官会觉得我是村民推举我的，跟你执政党没有什么关系了，难免不听话；其二，发展下去，公众就会要求村以上的官也来民主选举一下，最终江山便可能在选举中旁落他人。只有将村官选举搞得乱七八糟、污烟璋气、天怒人怨，才能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那种普选制的民主政治根本不合国情，没有打江山者执政天朝社会便会乱了套。 显然，江山论和特色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拒绝民主政治，坚持权力垄断。江山论唯我独尊霸气十足，而特色论稍显委婉一些罢了 不对村官的权力进行限制，不禁止村官染指农村集体资产，除了不想真正搞民主选举的考虑外，这种政策倒是很契合执政者的价值观和逻辑。第一，打天下坐天下，获得权力的动机本身就是为了牟利，那么，让听从于自己的村官们获得巨大利益似乎天经地义；第二，让村官取得利益，实际上就是一种交易或补偿，你帮我镇住一方，我让你得到好处。 当然，不搞真正的民主政治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比如村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农村生产力破坏、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等。这些后果进而导致普通民众的忿怨积聚，不稳定因素积聚。数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房地产产业畸形发展的二十多年里，农村的访民急剧增加，灭门恶性案件此起彼伏，便是这种恶果的具体体现。这种形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村民变暴民，对于政权的稳定当然是一大威胁。 于是，存在着一种选择和博弈，或者坚持江山论让村民变暴民，江山可保近期无虞但底层积怨聚积；或者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让村民变公民，江山便可能不姓赵。显然，选择的结果是，江山不能丢，社会还要稳定。为了维持农村表面稳定，便不断地加大对村官的经济支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减轻农民负担或增加农民收入，试图通过经济上的输血减缓农民的怨恨情绪。事与愿违，政府向农村输血的结果导致村官与普通农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怨恨反而增加了。到了这一步，剩下的手段只剩下大棒了（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不服不行）。面对如此广大的农村，官方的维稳力量显然力不从心。于是，让村官勾结黑恶势力运用暴力威镇一方， 换得农民敢怒不敢言，呈现出表面上的平静和祥和，便成了政府无奈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虽然让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利益，但更大的作用是客观上助推了农村村官的贿选力度，因为中央惠民的财政转移支付成了村官一大财源。 维持村官加黑恶势力统治状况，对于执政者来说，还有另一大好处，即可以时不时地打击一下黑恶势力，借此彰显执政者的恩威，让长期处于黑恶势力恐惧之下的普通村民时不时地强化一下先祖遗传下来的青天情节，对执政者山呼万岁。如此一来执政者的地位可以更加稳固。 这就是天朝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简单归纳如下： （1）在所谓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理由之下，坚持不让农民拥有土地及其它资源的所有权，只给经营权； （2）如此一来村官就拥有支配农村集体资源和财富的合法权力； （3）于是有势力的村民便不惜撒银子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村官这一宝座； （4）尽管村官的选举搞得污烟瘴气，但政府乐见其成，因为这种结果正好说明民主选举在天朝行不通； （5）因为农村的村官选举证明了普选制不合国情，因此天朝便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6）既然不能搞西方式的民选，那在台上的便永远可以在台上； （7）村官与黑恶势力联合盘踞在农村当然会导致一大堆社会问题和暴民情结，但这不要紧，因为有了村官和黑恶势力，农民基本上是敢怒不敢言，农村看上去一片稳定和祥和，稳定压倒一切这才是最关键的； （8）执政者时不时用财政转移支付发发善心，一方面让普通农民感觉到执政者的阳光雨露，一方面让村官们贿选的欲望更加强烈； （9）只要村官们贿选的动力不减，假民主事业永远在路上，那么，真的民主政治便永远远离天朝这块土地； （10）至于黑恶势力，时不时地打击一下，足以彰显执政者的恩德，让普通村民更加坚定拥护当下的执政者，认为坏就坏在那些村官和黑恶势力，至于中央和上级领导还是包青天啊。 这个模式将天朝村官选举乱相、黑恶势力把持农村政权、农村贫富悬殊的根源展露无遗。 最近，天朝大院发出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通知，主要矛头对准了村官和农村黑恶势力，这一行动当然深得民心，既十分必要的又远远不够。因为仅仅针对村霸本身和黑恶势力这种社会存在进行打击，不铲除产生的土壤，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十年一轮回，在严打专项行动中暂时收敛的村霸和黑恶势力，风头一过，必然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一轮一轮严打，农村村霸和黑恶势力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天朝大地上演的永远是暴力加上暴民的轮回。中央的专项行动动机良好，但行动得以落实还得依靠县、乡级基层政权。设想一下，今天这一级政权的官员，很多就是昔日的村霸，靠他们搞严打专项，恐怕只会沦为此霸打彼霸、旧霸打新霸的闹剧。天朝无数次历史教训证明，凡是运用行政权力发动的运动式执法，都会变成脱缰的野马，成为某些掌握实权者泄私愤、打击政敌、迫害无辜的天赐良机。 总之，对于村霸和农村黑恶势力进行打击固然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铲除村霸和黑恶势力形成的土壤。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措施可供选择： 第一，农村所有制私有化，建立明晰的产权归属，让村官无缝可钻；第二，保留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不变，贯彻市场经济基本的交易规则，即从立法上禁止村官染指集体的资源和财富，包括各类承包经营权、资产受让权，实行“当官不得发财，发财不要当官”的基本规则，断绝村官利用权力发财的路子；第三，无论是所有制全面私有化还是保留现行的集体所有制，都要改革行政治理结构，让政府服务中心直接与农民家庭对接，让村官和村行政机构只拥有联络和召集的职能，没有利益的分配和投资决策权；第四，政府管理农村尽可能采用市场化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和基本建设通过市场公开招标方式加以实施，而不是让村官们暗箱操作。 上述四项措施中，农村所有制私有化最具治本功能，是根除村霸现象的根本途径。天朝农村的现状用事实证明了改革停滞的恶果，也生动地展示了天朝社会当今的基本矛盾是市场经济基础与不配套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而绝非所谓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根除村霸和农村黑恶势力的根本之道不是运动式的严打风暴，而是正视现实问题，扎实推进农村所有制的深度变革，配套以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专制政党，为了维护一党专政，是世上最不要脸，无任何羞耻之心的政治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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