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卧龙之途——从头了解中国》(THE ROAD TO SLEEPING DRAGON: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
梅英东(Michael Meyer)
296页，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28美元
《九洲——中国内外回忆录》(NINE CONTINENTS: A Memoir In and Out of China)
郭小橹
插图本，366页，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26美元
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但大部分人从未在那里生活过。“老家”字面上的意思是“老房子”，象征着父系血统的世系传承。在这个喧闹的、飞速城市化的国家里，至少有2.5亿人处于流动状态，大部分中国人在离自己的“老家”很远的地方生活。然而在这片进行着大迁徙的土地上，不招人喜欢的共产主义时代城市正在被摧毁，被同样不招人喜欢的资本主义时代城市取代，人们却依然觉得，老家在他们心目中仿佛是个护身符一般的存在。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英东是和平队(Peace Corps)最早前往中国的志愿者之一，作家兼电影人郭小橹则在中国一个盐渍斑斑的渔村长大。他们探究了家在一个永远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意义。他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个中国已不复存在，被一层层混凝土、玻璃和光纤电缆所覆盖，将最偏远的农村也连入到现代生活中。然而，这种穿越令人兴奋和痛苦的年代的旅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国家将去往何方。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那就有必要知道中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很多中国人一样，郭小橹的身世既复杂又悲惨。受政治清洗的打击，父母把年幼的她交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但食物短缺。寄养家庭种的红薯不够养活多出来的一个人。因此，郭小橹必须和一贫如洗的祖父母生活在一个渔村里，靠海带和稀粥勉强度日，一直到她快七岁时。
即便是在父母把她接回环境脏乱的城市温岭后，缓解饥饿也还是郭小橹的头等大事。有一次她抓到一只鸟，吃得非常急以至于把羽毛和内脏都吞下去了。在情感上也很匮乏，尤其是来自母亲的情感。在郭小橹的世界里，爱和其他任何感情都鲜少表达。“在中国文化中，沉默是常态，这是有目的的，”她写道。“永远不要提悲剧，永远不要质疑它们。继续前进，继续生活……”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容易忘记，大饥荒在身体和心理上留下的残余，仍对国民意识有多大的影响。当郭小橹赢得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机会时——在当时报考的7100人中，只有包括她在内的11人成功——食堂供应充足的饭菜带给她的兴奋，几乎不亚于研究戈达尔和库布里克的课程。
梅英东1995年抵达四川，负责教农村学生英文。一名既是共产党员又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学行政人员要求，梅英东的课程应该涵盖圣经、股市和披头士(Beatles)。填饱肚子不再是一件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的难事，但中国仍是一个既有美妙烹饪又有可怕的食物的地方。梅英东多年受到食物中毒问题的困扰。
在梅英东到达中国的前一年，我在中国东部城市南京上学，后来成为一名驻华记者。他对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描述唤醒了我的记忆：怀揣雄心壮志的男人皮带上别着寻呼机；年轻女人穿着高跟鞋和连裤袜，走路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对美国的生活，尤其是每样东西的价格的询问没完没了。（梅英东的回忆让人想起了同为和平队志愿者的何伟[Peter Hessler]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江城》中的记述。何伟现为《纽约客》撰稿人。）
和郭小橹一样，梅英东最终到了北京。他在一所国际学校教书，同时自由写作，还在追求一名性格火辣的满洲女子——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笔下的北京是一座一心致力于自我完善的城市，以至于几乎没有反省一路上失去了什么。“也许，”梅英东写道，“北京不停地拆除是为了埋葬未经检视的过去。”
梅英东日后将写一本关于北京的传统胡同被拆毁的书《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以及记录妻子的东北农村家乡变迁的《在满洲》(In Manchuria)。但和郭小橹的一样，在他的回忆录里捕捉到的这个中国，打桩机的噪声干扰，只会让民族乐观情绪愈发高涨。
我当时住在北京。和在中国整体一样，在首都感受到的那种可能性让人迷醉，尽管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屠杀的学生的幽魂仍在游荡。郭小橹记录了表演者吃人类胎盘的行为艺术，以示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批判。警察突击搜查了破烂的艺术家聚落社区，但自我表达仍然热烈。
今天的北京被美化和现代化了。人们可以买到宾利(Bentley)和西班牙索拉娜火腿。但这座城市不再是一个挣扎的艺术家或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游乐场。去年年末，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狭窄街区被夷为平地。在习近平主席治下，中国异见分子运动遭到扼制。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敢于表达一个不同版本的中国梦的律师、作家、活动人士和艺术家——都离开了这个国家，或者被关进了监狱。
郭小橹离开得很早，她在2002年获得一项奖学金后去了伦敦学习电影。她如今是一名英国公民，出版了英语小说，如《恋人版中英词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2013年，她被格兰塔(Granta)出版社评为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当她的回忆录讲到在欧洲背井离乡的生活时，里面的情感冲击会变弱，正如当梅英东的讲述偏离四川、北京和满洲时，也会变得拖沓。虽然他批评外国记者对中国的肤浅报道，但在写西藏和新疆这两块中华帝国边缘的辽阔大地时，他也要靠浮云流水的琐事来填充出一种更宏大的真相。
但梅英东仍是一名亲切的叙述者，他向读者介绍了一些中国最显著的矛盾之处，尤其是它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的同时，又有一种要抹掉过去的冲动。郭小橹则用她的书探索另一个矛盾：在一个毛主席表示女性应该顶半边天，自己却有众多用于满足私欲的情妇的社会里，女性承担了什么角色，郭的祖母是一名童养媳，她的地位卑微到没有自己的名字。当共产党的人口普查人员来到她居住的偏远渔村时，这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物，以及她缠过的脚和弯曲的身体，让他们惊骇不已。
相反，郭小橹的母亲在工厂值班结束后会参加革命样板戏演出。然而，中国女性仍然身不由己，受到压榨。在向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室友倾诉时，郭小橹意识到她在青春期遭受的性虐待有多么普遍。她最好的朋友为了一个男人跳窗自杀。而今天，当情妇成为了中国年轻女性的一个职业选择。
梅英东和郭小橹的回忆录都引用了《西游记》中的句子作为开头，这部写于16世纪的中国经典寓言的主角是一名佛教僧人和一只拥有法力的猴子。为了求取佛经与开悟，僧人和猴子开始了一段前往印度的历险。而郭小橹正在伦敦抚养她的女儿。梅英东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教写作。也许为了给已经消失的中国故乡写下挽歌，他们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毕竟，在这些变化无常的时代，老家并不存在于地图上，而在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