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日君是我中學寄宿時的院長，所以我以後見到他都稱呼他作院長，其實應該尊稱他陳樞機的。但由於我長期對於天主教會的失望，我還是樂於稱他作陳院長。

我記得當時負責寄宿部日常營运的除了他，還有四位修士。他們要24小時看管60多個寄宿男生，當中不乏調皮反叛的人，那的確不是輕鬆的工作。當時的陳院長已56歳，每天日晚要在小教堂主持兩次彌撒，日間好像也要負責一些行政及教學的工作，這就是神職人員的待奉吧。還記得有時半夜醒來，看到他或者修士仍在宿舍巡視，心想這些人怎麽不用睡覺，信仰的力量真的那麽大嗎？

有一次，我們晚飯後偷偷跑到沒有燈光的球場踢球，我意外地摔倒，把半邊臉撞歪了 (從此破相，不再英俊，之後只能靠讀好書搵食了)。當晚，陳院長親自載我到急诊室，由於怕頭部受創，醫生吩咐當晚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喚醒我，那天晚上回宿舍後，他真的每小時就來看我，之後的幾天晚上也晚晚來幫我換藥。現在想起來，其實他可以要修士來照顧我的，或者他覺得應該親力親為吧。

幾年前，看到報章上一張照片，80多歳的他在慈幼會修道院掃落葉，認識他的人應該不會感到驚呀吧。當時剛好有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聖公會領袖人物被傳媒發現他「開名車，住豪宅」，他說是要代表教會的形象。信仰的世界，原本是神魔同在的。

很多人不知道，陳院長在89年後就離開了我的母校，也離開了香港，他是當時第一批在六四後回中國的宗教人物，我不知他當時的任務是甚麽，只是在之後慈糼中學的一次重聚中，在他口中聽到一次內地教會的情況，當時我們只是中學生，還不能完全明白，只記得老人家在院子裏來回的踱步，所謂的對話更像是在自言自語，也像是在祷告。

後來對他的關注更多的是在媒體上看到他對社會事務的仗義執言，由於香港的宗教領袖除了他，幾乎都是政治低調的，他們偶而的高調也是用親政府的論調，陳院長的獨樹一幟，令他常成為媒體的焦點。我常想「陳院長，這是何苦呢？」一個80多歳的人，一生人都在修道，任教庭差遣，結果還是要站在教庭，政府，國家及部分教眾的對立面。

過去廿年的經歷，中港政治的醜陋生態令人沮喪，最終我們走向了冷漠和犬儒，我說的「我們」也包括我自己。每當看到陳院長仍在孤軍奮戰時，我更加討厭自己，也更加討厭我們的社會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