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4  新浪博客

    我们和文化人的差别，凭着头顶上的日头就能分辨。当我们大喊“热死啦”的时候，文化人一边擦汗一边作诗，“岂无九重居，广厦簾垂湘。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这诗的作者是乾隆皇帝，诗名叫《热》。看来乾隆爷真是热坏了，热就一个字，多一个字都懒得写。好在身为皇帝，还能吃点地窖里储存的冰块。没空调吹也没冰饮吃的古代百姓，暑热之苦，可想而知。

　　现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冰棍，迈入千万家，早说也得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了。

　　上世纪30年代，《申报》报道上海百姓依靠冰棍消暑。1936年“冷饮品中常以冰棒行销最广”，1938年“本埠冷饮业酸梅汤冰棒，供不应求”，销量“打破历来纪录”，某新品牌冰棍刚一上市，每天“销到十万多根”。媒体对冰棍不吝赞美，称冰棒方便食用，“虽走在路上、坐在车上、卧在榻上”，都可以“一支在手，取凉去暑”。

　　不过，并非所有冰棍都让人放心食用。当时市面上有不少杂牌冰棍，系草率制造，“食之颇多危险”。《申报》就广泛宣传，建议购买大品牌产品，如“美女牌”，还有“冰轮牌”或“金驼牌”，说它们的冰棍“用沸水制成”。冰轮和金驼产自同一家叫“洽茂冷气”的公司，据说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冷气厂，生产的冰棍“风行全沪”，天热之后，每天供不应求。1939年，刚刚进入6月，《申报》就提前营造舆论，接连以“这二种冰棒顶顶清爽”“冰棒畅销”“洽茂冰棒销路大畅”为题大做广告。称冰轮和金驼是国货，“原料纯净清洁”“滋味高妙而且着实清爽”，用的是新式机器，放的是名贵原料，且“消毒考究”，“要太平过夏，请吃这两种冰棒。”

　　不知是不是生产能力不足的原因，冰棍热销还引发价格上涨。如美女牌冷饮旗下的“冰结涟、巧克力雪甜杯、德祿紫雪糕”每盒杯涨售至三角，“冰结涟砖、每盒一元”，紫雪糕一盒涨一角五分，而一根冰棍直接“涨售五分”。

　　如此有利可图，自然吸引投资者涌入。有些商家开始出售制作冰棍的机器，1939年夏天，一台二手机器可以卖到400元，日均产量在3000根冰棍的新机器，可以卖到1000元。1936年夏末，上海还举办了日本机器实验博览会，有制造冰棍的机器展示，一匹马力者每一日夜可制冰棒5000支，二匹马力的每天可生产10000支。为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展会现场就有冰棍售卖，每根3分钱，“食之尚觉清凉可口”。直至1944年，售卖机器的生意还在持续。如报纸仍时有广告，“今有冰棒机一座，连同五匹马达一只，以及一切应有机件等出让”。还有卖竹筷的消息见诸报端，以“冰棒厂注意”为题，宣称“玆有大批竹筷极合冰棒用”，愿意廉价出售。

　　别看冰棍好吃，而且生意火爆，但质量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37年，上海管理部门要求学校禁止学生购买劣等冷食，同时检查校内外商店所售冰激凌是否来自正规厂商。1939年有《当心冷饮》的文章刊发，称沿路叫卖的各种凉饮物品，十之八九是“不清洁的，不卫生的”，不慎吃了，“体弱的马上要发生病症”，即便身体强壮的人，时间久了“也必生病”。

　　1941年，报纸仍在呼吁孩子们不要乱吃冰饮，说“市上所售的往往不很卫生”。1947年，9月的上海连续出现霍乱病人，第四个患者叫刘庆梅，发病前吃了切开的西瓜和劣质冰棒，据媒体称，“或为致病之因”。因该人为本市居民感染霍乱中的首例，引发了防疫部门的高度关注。翌年6月，上海卫生局为防止疫病传染，对于无照经营的冷饮店及各种无照之冷饮品坚决予以取缔，并详细列出取缔名单，包括没有执照的冰激凌、刨冰、冰棒等。

　　打击伪劣产品，为良心商家带来了新的开疆辟土的机会。1948年5月，美女牌乘势推出新款冷食，主打广告语就是“安全可靠冰棒”，能够积极响应时代呼唤，为百姓提供安全食品，无怪乎人家能够做到大品牌的位置。想必这款冰棍一经问世，又能风靡市场，赚个盆满钵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