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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作家克里瑪| 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
送交者: 亚当 2018年02月12日10:53:4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圖/譚蕙芸)
圖8之2 - (圖/譚蕙芸)

明報  2016-1-10

1968年,捷克共產黨展開黨內民主化邉樱瑓s被蘇聯派出坦克進入布拉格城鎮壓,史稱「布拉格之春」。

邉影l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其後成為異見作家,被秘密警察審問多次,一度做過掃街工人稚

其間,他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但最終回國。克里瑪這樣解釋過﹕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邊,那裏是我和初戀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遠離開捷克,以後再沒機會回去那裏,我就感到難過。

雖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終沒再回去那河邊;

但在我意識裏,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到那個地方,這種心態讓我感到自由。」

克里瑪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

近年,他在80歲的時候出版了自傳My Crazy Century,詳述自己「被剝奪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猶太背景被困集中營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壓為異見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再嘗自由。

克里瑪的抗爭歲月裏,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昆德拉,皆為他的文壇親密戰友。

克里瑪在自傳裏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將自己混沌的私生活與大歷史交錯寫出。

他坦言﹕「我不想隱瞞,不想說謊。」

克里瑪指,拒絕說謊,無論是面對國家還是面對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問﹕譚蕙芸,因工作關係偶爾到訪捷克,路上讀過哈維爾、卡夫卡和昆德拉,卻喜歡克里瑪文風樸實有人味,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瑪,84歲,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與哈維爾等一起反抗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被禁止公開寫作20年。至今有40餘本著作,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時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瑪的話。其部分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書商宣傳指出:「昨天讀昆德拉,今天讀克里瑪」,並形容「很多評論認為,克里瑪的文學成就和社會聲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筆者身處布拉格一間咖啡室,於零度的氣溫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傳。當時正好是香港「雨傘邉印刮猜暎愀蹫吢乓还蔁o力感。書裏我看到克里瑪對極權制度的觀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堅持十餘年頑強抵抗的韌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訪布拉格,想到邀請他做訪問。

我透過當地作家組織接觸到克里瑪,跟他通電話。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教過書的他,英語帶着濃重捷克口音,他邀請筆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當我到達這間小樹林旁邊的三層高小屋,克里瑪開門給我,已84歲的他背有點駝,動作緩慢但不失靈活。有英國記者形容,克里瑪有一個「披頭四髮型」,和「食肉獸般的牙齒」,事實上,他身形高大,頭髮厚重凌亂,頂着大肚腩,臉上表情木訥,第一眼給我印象有點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產黨 此後「窮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瑪穿著格仔毛衣、絨西褲,拖鞋和袜子,帶我到二樓書房,幾百呎的空間四壁塞滿書,書架擺放着他曾協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過,後來物歸原主的禁書(samizdat)。他給我泡了茶,坐下來單刀直入:「你想問什麼?」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三小時。訪談間,他倚在椅上時而深思,時而配以誇張手部動作解說,偶爾拉出手巾擦鼻。雖然他是國際知名作家,但沒有一種「我來教訓你」的氣焰。我說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傳,他不忘自嘲:「讀這本書會否浪費時間?」其自傳全球賣了2萬本,他傾向解釋是受惠於文學潮流。我們雖然有語言、文化和年齡的鴻溝,但觸及話題之深邃,讓我慶幸在這位作家年老之時,仍能與他澄明的腦袋相遇了一個下午。

克里瑪在自傳中說:「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時是坐牢(集中營),有時是失業,持續被警察審問。我做過一段時間(14年)共產黨員,當我發現這個黨是沒有良知並剝奪人民自由,我窮一生去為社會重建自由」。克里瑪少年時被共產主義吸引,後來他那位對共產主義更狂熱的父親被無理拘捕,令他開始醒覺。克里瑪今日回望:「我沒有後悔加入過共產黨,少年時有錯覺,相信共產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釋,不少捷克人最初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因為蘇聯紅軍在1945年打敗納粹德軍,其後1946年捷克舉行的自由選舉,共產黨獲票高達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黨內進行大搜捕,國人對共產黨感覺變差。

「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

克里瑪年輕時,曾任記者和文學雜誌編輯,發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字工作有諸多限制,於是與作家們一起爭取更多表達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壓後,他被逐出共產黨,但仍堅持與其他作家如哈維爾繼續地下寫作。克里瑪從書架上翻出當時他們出版的「禁書」:薄薄的牛油紙上滿佈打字機字體,他們用電動打字機製作複本然後拿去釘裝,並透過民間人脈互相傳閱,十多年間,地下書目多達數千本;另一邊廂,他們亦有把文章偷叩絿獬霭妗

官方為了阻止這些活動,不但扣起克里瑪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稅、還沒收他的護照、駕駛執照,並切斷他家的電話線,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審問:「我發現,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思想,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這是定律;因為烏托邦在地上根本沒法實現,要實現就要壓制人民,是鐵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齒說出「iron law」兩字。

克里瑪形容,那些年,圈子裏至少有一百個文學家堅持站在蘇聯對立面。筆者訝異,作家可以如此團結,克里瑪解釋:「捷克有很長的民主歷史,從十八世紀末(捷克在一次大戰後1918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便有民主選舉,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會抗爭的先鋒。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蘇聯派來的領導人,是共產黨內最保守最強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權(stupid regime),對大部分國民欠認受性。」我反問,這個他口中的「愚蠢政權」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瑪不忘補充:「對,它撐了20年,卻一夜間死亡」,克里瑪的語調裏,總有一種樂觀的底氣。

克里瑪自傳裏提到,官方對異見作家的手段,對香港讀者感覺似曾相識:1977年,異見作家包括哈維爾聯署《77憲章》爭取人權;官方發動市民投稿到報紙反對《77憲章》;並拉攏藝術家、演員站台支持政權。凡是民間有反對聲音,官方都會發動同等聲音抗衡,這畫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問克里瑪,為何藝術家會支持極權,克里瑪語帶不屑:「有些藝術家很天真,因為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像活在夢境中(才能創作);加上政權會用很多方法拉攏你,用物質來賄賂你。當然,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問,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邀請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瑪婉拒,他解釋,既然自由已經爭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對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狀况,克里瑪覺得總的來說也算滿意。

自傳裏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異見作家一旦參與地下創作,報章就會出現文章攻擊他們「與西方勢力勾結」,不討好官方路線的藝術家會丟工作,有雜誌總編輯變成酒店門僮,作家變成洗窗工人;大學教授成為地鐵苦力;克里瑪就做過醫院雜工,測量技工、掃街工人。克里瑪的女兒更受父親牽連,差點沒機會讀大學。克里瑪回憶當時,語調平淡:「我算是較幸咭粋,我在西方較有名氣,他們沒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斷審問威嚇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兩年。」

不想享受自己沒份爭取的自由 回到地獄

知識分子變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內容;事實上,克里瑪也把他的掃街經驗寫進他的小說《愛情與垃圾》裏。然而克里瑪卻覺得,知識分子在共產鐵腕下20年來受的苦,一點也不浪漫。他的自傳裏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訪問過布拉格,於會面上說過一些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了,即使它是地獄,也能為文學提供上佳的題材。」當時克里瑪覺得十分荒誕,在內心反駁道:「地獄當然是好題材,特別是你不用活在地獄裏。」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瑪有機會移居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地獄」,不少人都責備他是傻子,他曾在自傳裏解釋,身在美國享受自己沒有份爭取回來的自由,卻知道同胞在國內苦苦掙扎,感覺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別作家的創作泉源:「一個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就會失去一種聯繫,難以創作」。事實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國,部分人批評昆德拉已離開太久。

走出集中營 便是自由人

克里瑪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營度過了4年,當時他只有十來歲。他承認,集中營的日子影響他一生。筆者後來用了一日造訪Terezín,這裏收容過十萬人,最後活口不夠十分一,其餘都被送到波蘭毒氣室。克里瑪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覺得自己倖存的「邭狻沽钏葍染斡指卸鳌?死铿斝稳莸溃松羁鞓返囊豢蹋褪钱敿袪I大門打開的一刻:「那刻好像夢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開了門,我走過這道門,就成為了自由人。」說時他年邁下垂的雙眼閃着光。

但克里瑪午夜夢迴都想起集中營的小玩伴,擦身而過就消失於人間:「集中營的歲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貴,就是後來共產黨剝奪了我各種自由,我仍可用一種『自由人心態』過活,即是,在文章裏只寫自己看到和經歷的事,不寫被指派要寫的東西。」

筆者屢訪捷克,發現捷克人對自由的擁戴,和美國人有點差異,特別在拒絕過度資本主義上比較硬淨。克里瑪也認同,即使在自由社會裏,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認為自由分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在自由的社會裏,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壓力,傳媒的影響,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時是要拒絕一些關係和影響,有時卻要冒一定風險。」

對自己坦 才是自由的開端

讀克里瑪的自傳,叫我最訝異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坦克入城的一剎那,克里瑪寫道,他當時與一位女子身處英國,而這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憲章》聯署時,克里瑪到最後並沒有聯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讓他女兒考上心儀的大學。這些人格的弱點,克里瑪敢於披露,當筆者問到他為何把外遇都寫出來,克里瑪顯得有點尷尬:「我決定要寫出來,即使我沒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寫出來,因為發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這本書裏坦白,不要說謊,不想隱藏。」

捷克作家之中,從卡夫卡到哈維爾到昆德拉,大家都強調面對人性陰暗面和弱點的重要性。克里瑪寫過:「卡夫卡在共產主義下之所以成為禁書,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瑪指,完美是一種危險的事,而對自己坦眨攀亲杂傻拈_端:「納粹和共產黨都愛搞個人崇拜,當你說找到完美的人,或聲稱找到真理,就是危險的時候。」我續問,被公認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總統哈維爾是好人嗎?克里瑪這樣形容舊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坦盏娜耍╝n honest man)」。

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

我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克里瑪從沒到過中國和香港,但他的著作卻在國內出版,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後記:克里瑪今年和太太結婚已六十周年,離開時,克里瑪太太開車送我到車站,她對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顯比丈夫悲觀:「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很天真,認為得到民主後,社會所有問題會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知道情况複雜得多。」克里瑪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師(此心理輔導學說在歐洲大行其道),她說,會替求哉摺附鈮簟梗骸笁艟逞Y會讓人看到壓抑了的陰暗面,有時,要了解自己不承認的東西,人才會得自由。」我反問:「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為自由像赤裸一樣,讓人面對自己的問題,需要勇氣」,克里瑪太太笑着點頭稱是。

文、圖/譚蕙芸

插畫/吳浚匡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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