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終審法院在雙學三子公民廣場覆核刑期案中，權威地論及公民抗命的原則。五位法官中包括了英國的賀輔明勳爵，賀勳爵在普通法世界地位崇高，此判決也引述了賀勳爵之前多篇有關公民抗命的判詞，故終審法院對公民抗命的論述，不單影響香港法律的發展，亦會影響其他普通法地區，甚至全世界對公民抗命的理解。

終審法院關於公民抗命的最新論述，對香港民主抗爭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終審法院採用了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爾斯在其經典著作中有關公民抗命的定義（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公開、非暴力、真鍘⒄�譁u緣倪`法行為，目的通常是為了要改變法律或政府的政策。」公民抗命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犯案者所犯的罪行，就是他認為是不公義的法律；第二類是犯案者為了抗議他眼中不公義的事情，或為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為。但無論是哪類公民抗命，終審法院正式確立了在刑事案中，若涉事者的犯案動機是為了進行公民抗命，那是一項香港法庭會考慮的減刑因素。

那麼，在以後的案件，即使犯案者觸犯的法律並非他指為不公義的法律，若能符合公民抗命的嚴格條件，是有機會得到減刑的。不過終審法院並沒有定下一般性的原則，清楚規定獲扣減的刑期會有多少，如犯案者認罪刑期就有三分一扣減的慣例般。

抗爭者日後要更有策略

不過，終審法院為公民抗命所設下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雖然有關公民抗命的學術討論，普遍並不把非暴力納為定義的一部份，但終審法院卻選擇了最狹窄的理解，把非暴力放進公民抗命的定義之內。因此，涉案行為只要涉及暴力，公民抗命對減刑的比重會是很少甚至沒有。

終審法院雖沒有直接定義暴力，不過從終審法院對下級法院一些對事實的裁決，暴力可能包括以下要點。當犯案者要進入一個空間，而有保安員或警察守着入口，為了要入去與保安員或警察發生身體碰撞，那已算是使用了暴力，雖然是屬於低度的暴力。若犯案者合理地可預見有很大危險會出現這種身體碰撞，相關的行為也不可避免是涉及暴力。這對暴力的理解相對上較闊，實質縮窄了非暴力公民抗命所能包含的行為。

對於抗爭者來說，這必然會增加進行公民抗命的難度，但也不表示以後不能繼續進行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只是抗爭者要更有創意及有策略，才能既符合公民抗命的嚴格條件，亦可透過行動向公眾展示法律或現有制度的不公義。

但即使公民抗命的原則適用，終審法院指出公民抗命作為減刑考慮的具體比重，會隨案件的實際情況而有不同，包括了犯案的事實、結果及以懲處去阻嚇犯罪的需要。終審法院強調不會對犯案者所持的公義理由持任何立場。在考慮公民抗命的犯案動機而是否要懲處犯案者時，即使法院同意或同情犯案者的理念，基於實際的考慮，仍要給予執行法律的需要更大比重。法院最重要的考慮是懲處犯案者會否帶來壞處多於好處。

終審法院指出犯案者應期望他們是會受到懲處的，因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犯案者以承受懲處來展示他們所反對的是如何不公義。若法院決定懲處犯案者，人們不應指摘這決定是不公義的。不過終審法院並沒有要求犯案者一定要認罪才算是願意承受懲處。

由於公民抗命能為犯案者帶來多少刑期扣減，要視乎實際情況，若同類違法行為變得廣泛，法院有可能給予公民抗命較少比重，因終審法院明確表示了法院必須考慮執行法律的需要。這可看到即使終審法院承認了公民抗命在保障人權的法制中的價值，但法院始終是管治體制的一部份，執行法律怎也會是被看得更重要的。

終審法院在此裁決嘗試在香港現在的政治處境中達到一種平衡，雖確立了公民抗命，但又要調校公眾對公民抗命不能有太高期望，因法院最重要還是要執行法律。因此，雖有了此裁決，但相信在以後，公民抗命為抗爭者所能帶來的保護未必會是很大。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