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箏”被禁五年已是個頗堪玩味的事，已看或準備看的朋友很可能對背景有興趣。）

戴笠之後的國民黨間諜王：潛伏到毛澤東身邊的“影子”

原創 2018-01-02 孫喦 品山文史

電視連續劇《風箏》中，有一個潛伏在延安、在中共中央機關擔任要職的軍統間諜“影子”。

抗戰時期，國民黨軍統局通過多種途徑地向延安派遣特務。但由於延安政審非常嚴密，加上擴大化的肅反，這些軍統派遣特務絕大多數剛到陝甘寧邊區就落網了。

《風箏》中“影子”的原型，應該就是被國民黨稱為“藍色007”，戴笠之後的第二代間諜之王沈之岳。

圖、諜戰劇風箏劇照

一、戴笠單線領導的特工

沈之岳，1913年出生於浙江省仙居縣，1930年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八期學習，1933年又入讀上海復旦大學。他在大學期間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支持和參與工人運動，被國民黨拘捕入獄。

沈之岳謊說自己是某國民黨大員的親屬，而且演繹得有枝有葉，讓一幫特務沒敢對他動粗。後來查明了真相，時任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局的前身）處長的戴笠認為沈之岳臨危不亂、應對有方，是個可造之才，就幾次與沈之岳深談，最終說服沈之岳加入了復興社特務組織，受戴笠單線秘密領導。

中共黨組織多方營救入獄的同志。戴笠順水推舟，將沈之岳釋放。沈之岳出獄後繼續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活動，並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共在上海地區的交通員，負責傳遞情報。

沈之岳在戴笠的安排下，以“李國棟”的假名進浙江警官學校學習，以提高特工專業水平。

沈之岳先後在中央軍校、復旦大學和浙江警官學校學習，讀過馬列著作，通曉英語和俄語，還有一手好槍法。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同學、曾任新中國國防部長的張愛萍上將也評價沈之岳是“文武全才”。

圖、沈之岳工作照

二、潛入延安

戴笠對沈之岳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認為他成熟穩重，心細如髮，足以承擔重任，便籌劃派他打入延安，一則潛伏到中共的心臟搜集情報；二則相機暗殺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

沈之岳按照戴笠的指示，多次‘順利’完成上海共產黨機關的情報傳遞任務，得到中共黨組織的信任，為打入延安創造了條件。因此當他提出去西北紅軍大學學習的申請後，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批准，指示他到西安見葉劍英，再由葉劍英派人送他到延安。

沈之岳到西安後，化名沈輝，1937年春隨一個教授代表團到了延安，名義上是代表團成員蕭致平教授的助手（據考蕭致平真名陳致平，湖南人，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時任同濟大學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等，與毛澤東有私交。陳致平有個女兒陳喆，筆名瓊瑤）。

教授代表團到延安後，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接見。沈之岳表現得謙遜溫良，謹言慎行。代表團訪問後離開延安，沈之岳則留了下來。

邊區保衛處對沈之岳進行嚴格的政審，處長周興、副處長王范幾次與他談話盤問，還請有關地方的黨組織協助調查。

沈之岳的經歷中，浙江警官學校那段是必須隱瞞的，為此戴笠預先為他偽造了那段時間在南京的中央大學（抗戰時遷重慶）學習的經歷，並下功夫做了安排。結果南京和重慶中共黨組織進行調查，對沈之岳的中央大學學生身份信以為真。

沈之岳通過了重重政審，如願進入了已改名抗日軍政大學的西北紅軍大學。

抗日軍政大學是中共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最高學府，毛澤東親自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

抗大第一期的學生都是原紅軍的高級將領，有羅榮桓、彭雪楓、譚政、蘇振華、楊成武、莫文驊、劉亞樓、張愛萍等。抗大第二期的學生中，有陳賡、楊得志、何長工、曾希聖、羅炳輝、胡耀邦等，女生隊有賀子珍、康克清等。為了爭取人才和成為全中國抗戰的一面旗幟，抗大第二期招收了一部分從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沈之岳就在其中。

邊區保衛部門知道這些知識青年中可能會混進國民黨的特務，除了嚴密甄別，還常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行考察，比如由某教員在講課中間，突然指着學生們怒喝：“看，那個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隱藏在學生中的工作人員便把面露驚恐的人記下來，嚴加審查。沈之岳的確具有出色的特工素質，在這類情況下總是鎮定自若。

在抗日軍政大學，沈之岳任勞任怨、艱苦樸素、樂於助人，開會學習積極發言。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共情報和保衛工作的領導機構）部長康生認為他很出色，公開表揚沈之岳，認為他是國統區來延安的青年的表率。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也很賞識沈之岳，提升他為知識青年學生隊的區隊長、隊長、政委。

三、打入中共核心部門

1937年8月沈之岳畢業，任八路軍中校參謀，到中央軍委機關擔任收發工作。

沈之岳後來說自己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但長期擔任中央保衛工作的汪東興、王芳（曾任公安部長）、凌雲（曾任國安部長）等都說：毛澤東的秘書裡沒有沈之岳，但他們又透露沈之岳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因此沈之岳可能是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任秘書。中共中央軍委的一些重要會議，就是由沈之岳做的會議記錄。

沈之岳打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部門，又處心積慮地與抗大同學中的中共要員們交往，搜集中共的機密情報，密報給戴笠（《戴雨農先生全集》）。中共中央的若干機密文件和重要情報，被秘密傳遞到了重慶。

延安與重慶相距千里，邊區的保衛工作又極其嚴密，沈之岳是如何傳遞這些情報的呢？沈之岳晚年透露：當年延安城裡有一個攜帶一隻缺嘴茶壺賣油茶的老頭，負責傳遞他的情報。

但沈之岳從不與同夥見面，這是他長期潛伏沒有暴露的一個關鍵因素。曾有特務按照沈之岳潛入延安前與戴笠約定的方式，前來與他接頭，在一棵老榆樹下做了標記，留下一張寫有暗語的煙盒紙，約他第二天中午在甘泉縣杜甫祠堂會面。沈之岳發現接頭標記後，燒掉了煙盒紙，卻沒有去和前來聯絡的特務會面（《風箏》中“影子”也沒有和前來延安的軍統特務接頭）。

中共保衛部門偵破了多起國民黨潛伏特務事件。特別是1938年，邊區保衛處偵知：延安寶塔山下的寺廟裡一個僧人形跡可疑，常和一個小雜貨店老闆接頭，立即對僧人和雜貨店老闆實施了抓捕。

經過審訊，查明這個僧人是軍統的特工，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潛伏了兩年時間，並供出“軍統已派了一個特務潛入延安，任務是暗殺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領導”。

邊區保衛部門的神經繃到了最緊，從各個方面加強中共領導人的安全保衛：1.警衛人員寸步不離；2.領導人要參加的活動或要見的人都慎重核查，慎密地布置安全保衛；3.成立了中央警衛營，全面加強中央機關的警衛。同時，發動所有安保情訊部門和群眾，展開地毯式審查和搜索，但一年多沒能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沈之岳以其獨有的機警謹慎，逃過了邊區保衛部門的追查，但他也沒敢實施暗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計劃。

四、皖南事變的黑手和逃回重慶

1937年10月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江南共產黨的游擊隊收編為國民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和項英為正、副軍長。翌年春，葉挺、項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機宜，同時請求派原籍江南地區的幹部協助新四軍的建軍工作。因為沈之岳是浙江人，中共中央便選派他隨葉挺、項英至江西南昌，組建新四軍軍部（沈之岳和王芳都說過，沈之岳是奉毛澤東之命去新四軍的）。

沈之岳參與閩浙贛地區原紅軍游擊隊的收編與組訓後，到新四軍第三支隊，協助張雲逸司令員工作。

沈之岳在新四軍期間，從後來台灣方面透露的零星信息分析，沈之岳利用收編和組訓原紅軍游擊隊的機會，引進了一些軍統的特工，在新四軍中建立間諜網，刺探和搜集中共和新四軍的機密情報，密報給戴笠。

1941年1月6日，新四軍北上至安徽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也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後來台灣方面透露：是沈之岳布置在新四軍內部的間諜組織，讓國民黨掌握了新四軍的軍事行動計劃。一些史學家也認為：皖南事變，就是沈之岳將新四軍動向的情報傳遞給戴笠的。

沈之岳雖然在皖南事變中活動頻繁，卻沒有暴露。據沈醉說，沈之岳去過延安兩三次。因此沈之岳可能是在新四軍與中共中央之間擔任聯絡工作，藉機去延安匯報工作而不在“皖南事變”現場。

沈之岳為何、以及何時結束在中共方面的潛伏生涯，至今沒有確切的說法。王芳說，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澤東的懷疑。而沈之岳於1983年在台灣接受訪問時透露，是他推薦到中共方面工作的一名軍統特工不慎暴露了身份（這也證明了沈之岳曾在新四軍中建立間諜網），他被迫返回重慶。

圖、蔣介石接見沈之岳

沈之岳從1933年成為戴笠單線領導的特工，打入中共上海黨組織，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慶，深入中共組織及中共中央核心部門歷時九年。

1941年末，蔣介石單獨召見了沈之岳，獎勉有加。戴笠隨即任命沈之岳為軍統局第一處科長。1943年沈之岳升任軍統局東南站站長（少將），兼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從後台走到了前台。

中共方面這時才得知沈之岳在為國民黨工作，將他列為叛徒。由此推測，似乎這時中共保衛部門還沒查清楚沈之岳是打入延安的軍統特務。

國民黨敗逃台灣後，沈之岳得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賞識，先後任軍情局（原來的軍統）副局長、調查局局長，訓練出了此後數十年台灣方面的特務骨幹，成了戴笠之後、國民黨的第二代間諜王。

沈之岳後來又擔任國民黨中央社會工作會主任要職，成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要員。他年近七旬退休時，蔣經國還在自己的辦公室隔壁為沈之岳專設辦公室，聘為“國策顧問”，對他倚重到須臾不離的地步。

在波詭雲譎的間諜世界裡，特別是一個潛伏在敵對方面核心部門多年的特工，而不被懷疑是兩面間諜的，已是少數；回來後能得到最高領導人的高度信任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後又變身為軍政大員，在現代間諜史上不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恐怕只有做了俄羅斯總統的原克格勃特工普京略勝一籌，但普京卻沒有潛伏敵方核心機構的傳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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