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燈里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吊燈里的巨蟒》（網絡圖片）

 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寫過一本薄薄的、卻影響深遠的小書《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房間裡的大象”來自於一句英語諺語：“大象”被用來比擬某種巨大、因而不可能被忽視的真相；“房間裡的大象”則表明，儘管人們無法否認該事實確鑿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卻依然刻意迴避、故作不知。伊維塔·澤魯巴維爾從“房間裡的大象”入手，從社會學角度剖析人們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對於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集體保持沉默的社會現象，稱之為“合謀性沉默”。

用“房間裡的大象”這個概念形容“中國因素”之於香港、台灣乃至全球的威脅，實在太過溫柔敦厚了。“大象”一般不主動傷人，中共卻要致人死命，你不犯它，它也要來犯你。因此，台灣學者捨棄“房間裡的大象”，選擇另外一個意象“吊燈里的巨蟒”——這頭巨蟒是見血封喉的毒蛇，是聖經《啟示錄》中出現過的、集邪惡於一身的“大紅龍”，而且它陰險地躲藏在吊燈中，如果不仔細觀察，無法發現它的存在，等到被它突然撲上來咬一口，就已一招致命、回天乏術了。確實，只有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才配得上正在崛起的、惡貫滿盈的中共，正如本書作者指出的那樣：“這個日益壯大的政權帶給周遭國家的，除了實質上的政經威脅，更有無所不在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導致人們自我審查，甚至自動調整其行為。”

本書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雖然中國自稱“不輸出革命”，卻是“只做不說”的新殖民者。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了一篇題為《銳實力：崛起的專制主義的影響》的報告，用“銳實力”這個說法描述近年來中國對外滲透的趨勢：中國花費數十億美元巨款，運用各種手段，諸如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在世界各地營造對中國有利的公共輿論和觀念。這種影響既不像“硬實力”那樣具有強制性，也不是“軟實力”那樣的“魅力攻勢”，因此稱之為“銳實力”。這份報告還指出，這種“銳實力”是中國的“投槍匕首，甚至是注射器”。

“銳實力”這個說法在美國和西方正被越來越人接受。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以“中國之長臂”為題召開聽證會，討論中國如何滲透到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力，並悄悄輸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將“銳實力”定義為依賴“顛覆、恃強凌弱與施壓，將這三者結合起來推行自我審查”。無疑，台灣正是中國“鋭實力”長驅直入的重災區之一，因為中國吞併台灣的野心從未改變。

在台灣如何上演“一個中國”？

「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二零零九年，台灣學者吳介民在一篇文章中論及“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因素影響所及不僅是政治，舉凡族群、文化、宗教、社會、產業，無處不在。本書從地緣經濟學入手，首先針對「中國因素」提出一個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而使之成為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活動，使中國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

本書中最有趣的章節，是美國學者伊恩二零一四年八月在台灣參加中國旅遊團八日游的民族志調查與分析報告。伊恩本人是一位“非典型”的學者，研究領域爲地緣政治、社運、觀光以及轉型正義，他不是一直坐在書齋中坐而論道，做過記者、旅遊領隊、譯者以及音樂家。他以普通遊客身份，參加一個從上海出發到台灣的、平淡無奇的、九百美元團費的旅行團，一路上的豐富體驗絕非這一篇文字所能涵蓋。

我的很多中國親友參加過此類旅行團，向我描述了不少類似的細節。首先，伊恩注意到作為“說故事的人”的導遊，是一名深藍背景的退役國軍軍官，其職業又是專門爲中國遊客提供導覽服務，這兩個背景加在一起當然使得他的言說有明顯的傾向性。在長達八天時間裡，這位張姓導遊一直在諂媚中國和貶低台灣，常常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乃至“我們前總理溫家寶”，肯定中國一黨專政的“高效率”，感嘆“台灣就是太民主了，民主太多不是好事”。他告誡旅行團成員遠離政治，千萬不要接觸在各個景點宣傳、抗議的法輪功成員。然而，他自己卻刻意向客人灌輸其政治觀點——大肆讚美國民黨，竭力貶低民進黨，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的紀念碑、紀念物避而不談。對此，伊恩評論說：“他的發言不只是導遊管理策略的實踐，也是個人政治的選擇，而這對旅行團理解台灣歷史與當代大眾意見產生很明顯的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台灣親身遊歷之後，大部分中客的反應並不是羨慕台灣的民主自由，而是印證了他們在中國接受的洗腦教育——一黨獨裁的制度最好，千萬不要搞民主，一民主就亂像叢生。在伊恩參加的旅行團中，有來自上海郊區的市民一家，也有來自蘇北的幾名建築工人。伊恩特別注意到，同屋的室友一開始對台灣電視中的政論節目感到好奇，很快就厭倦了，又將頻道調回中國的中央電視台。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中國遊客即便來到台灣這樣沒有語言障礙的自由國度，仍然要尋找在中國國內早已習慣觀看的電視頻道和節目。中國民眾被共產黨洗腦徹底到了何種程度，甚至失去了尋找真相和真理的願望，滿足於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世界。中國遊客到沒有防火墻的台灣和西方旅遊，每天照樣泡在中國的微信、微博、新浪、騰訊、淘寶上面，無意嘗試登錄臉書、推特、谷歌和維基百科。宛如古代的太監在生理上被閹割去勢，大部分中國人已然在精神上被共產黨閹割去勢。他們覺得在豬圈中打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偶爾到豬圈之外，也不願洗去身上的臭氣。

那麽，中國旅行團究竟讓誰得利？張姓導遊處於食物鏈最底端，所得有限。真正的獲利者是中資或親中台商控制的一條龍產業鏈：導覽車公司、賓館以及沿途若幹個專門爲中客設置的販賣奢侈品、免稅品以及在地特色“伴手禮”的大型購物場所。因為團費偏低，購物環節占很大比例。最顯著的例子是國民黨黨營的花蓮寶石店，店家赤裸裸地說：“買我們的花瓶就是幫助和平統一。”導遊宣稱，由於民進黨執政時期縮減榮民（當年從中國到台灣的老兵）福利，店家會將百分之二十五的收益用於幫助榮民，在此購物是“支持我們的軍隊”。導遊和店家的敘述跟國民黨一樣，發生了黑色幽默式的斷裂：國軍不正是因為被共產黨打敗才敗退到台灣的嗎？國軍在台灣念念不忘的不正是殺豬拔毛、反攻大陸嗎？如果中客購買此類商品就是支持國民黨軍隊，反過來不就是“引狼入室”嗎？今天國民黨高喊“聯共反台獨”，昔日國民黨卻將共產黨當作不共戴天的仇敵，國民黨如何將兩種尖銳對立的立場整合成一套自圓其說的“百年論述”？這位國民黨支持者的張姓導遊只好難得糊塗地自相矛盾下去。與其說左右逢源，不如說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彼岸共產黨的黨魁習近平也是如此——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鄧小平又何必改革開放呢？

從中國的宗教統戰看台灣的“第五縱隊”

本書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在地協力機制”，中國對台灣施加影響的方式，除了直接施力，也透過台灣在地協力者間接影響，其施作方式更為複雜、幽微，甚至往往更為有效。本書中有三個章節討論中共對台灣宗教領域實施的綿密統戰政策：“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基督教的海峽互動及其轉變”。

以媽祖信仰為例，中國在文革後放鬆對民間宗教信仰的控制，允許福建湄洲島媽祖廟得以重建。一開始，出於經濟目的，吸引台灣各媽祖廟及信徒捐款。很快，當局發現這是一個新的對台統戰場域，湄洲島媽祖廟迅速被“收歸黨有”。模仿台灣媽祖廟而建立的董事會，通常由政協官員出任主管，甚至還有黨政人士兼任董事。而與這間福建“祖廟”關係的親疏，也影響到台灣各媽祖廟的競爭及位階。由此，形成了台灣媽祖信仰的“頭人”群體，這個“頭人”群體常常在特定的歷史時機對兩岸政策表示態度，並分享在中國的宗教“紅利”。可惜，蒙昧的台灣普通信眾對此一無所知。

以佛教爲例，作者列舉出佛光山、中台禪寺、慈濟與法鼓山這四個影響力較大的道場與中國的密切往來，“四大山頭”雖有各自不同策略，但都不滿足於“台灣佛教”的身份定位，將中國視為傳播佛教的一方沃土。爲了取得在中國發展的合法性，當然要跟中共政權打交道。從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共有意識地利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的佛教鞏固其統治，作為千瘡百孔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補充，所以對台灣佛教界拋出的橄欖枝予以正面和積極的回應。星雲法師多次訪問中國，受到習近平親自接見，習近平甚至表示是其忠實讀者，而忘記了共產黨員的無神論特質，更不計較六四屠殺之後星雲對若干中國民運人士的救助和庇護。對於佛教在當今台灣和中國社會扮演的角色，作者尖銳地指出，雖然號稱“人間佛教”，但四大道場在台灣未能回應公民社會的主流價值，未能爲公民社會提供社會貢獻，必然影響其未來的發展。當然，也更不可能吸引中國有民主訴求的中產階級的信任。

以基督教為例，因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遠遠大於媽祖信仰和佛教，而且中共正在大力打壓基督教，所以台灣基督教界與中國官方的互動並不多。本書作者列舉了二零一三年在台北舉行的“兩岸基督教論壇”，以及次年成立的“中華基督教兩岸交流協會”，此後更是訪問中國、拜會國家宗教局等事例，討論兩岸基督教交流是否能如中國國家宗教局副局長所說的“後來居上”。大概作者並非基督教中人，對於在台灣熱衷於兩岸基督教交流的組織和人物未能作出更細緻地分析。其中，一個頗有代表性的機構是蒲公英基金會，該基金會是深藍的“國民黨基督徒”建立的機構。研究台灣基督教史的學者曾慶豹梳理了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這些“黨國基督徒”如何配合國民黨迫害持台獨立場的台灣長老教會，斑斑劣跡，不忍卒讀。未經轉型正義，這群打手從昔日配合國民黨“反共抗俄”到今天配合國民黨“兩岸一家親”，毫不臉紅地華麗轉身，信仰的是權勢而不是耶穌基督。

台灣的“反作用力”如何以弱勝強？

本書利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各章作者分別就其研究領域，剖析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絡，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

中國對台灣的打壓、收買、滲透，到了超過一般台灣人想象的地步。那麽，台灣還有能力反擊嗎？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本書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明確指出，台灣社會存在着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揭示台灣仍有能動的空間與創意。

以太陽花運動爲標誌，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終於爆發出對“中國因素”強烈的“反作用力”。此一“反作用力”如此巨大，不僅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推動了政黨再次輪替，更是讓此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台灣獨立和本土意識堂而皇之地進入公共空間甚至成為一種主流價值。這種“反作用力”也有力地支持蔡英文政府抗拒“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枷鎖，即便中共一手武力威脅，一手經濟制裁，也絕不讓步。中共雪崩式地削減中客赴台灣旅遊，企圖以此打擊台灣的觀光業乃至整個經濟，並分化台灣社會；卻沒有想到，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支持政府的抵抗政策，中客來台灣減少，歐美及東南亞的遊客卻穩步上升；一年多之後，中國束手無策，只好悄悄放鬆對中國公民赴台灣旅遊的人數限制，甚至主動實施辦理赴台證件的便利措施。

若以台灣基督教如何正確參與兩岸宗教交流而論，長期被忽略的一種“反作用力”就是：台灣長老教會的反抗精神如何複製到中國？近年來，中國新興城市教會發展迅猛，吸引大批中產階級人士參加。這類教會在神學立場和教會組織方式上都傾向於加爾文神學和長老教會模式，這跟占據台灣基督教半壁江山的長老教會有了對接的可能性。我在訪問台灣時，多次跟台灣長老教會的人士建議：固然台灣長老教會有堅持台灣獨立理念的傳統，但任何教會都有宣教使命，宣教是面向全球的，當然不能把中國割裂在外——即便如今統治中國的是敵對台灣的中共政權，但中國有數千萬主內的弟兄姊妹。所以，台灣長老教會可以加強對中國的宣教，在宣教的同時分享自身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歷史經驗，使之成為中國家庭教會精神資源之一部分，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兩岸宗教交流。

《吊燈里的巨蟒》是台灣學界“反抗意志”的體現。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徐斯儉指出：“中國因素改變了台灣社會與政治對自我的定義，也重新界定了台灣內部的許多關係。作為一個並不完全成熟的民主國家，台灣尚未完成自我過往記憶的梳理，中國因素卻在此時強硬闖入我們的生命，擾動台灣民主的成長過程。……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着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着。《吊燈里的巨蟒》，標誌着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我相信，台灣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總有一天會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推動力之一，並以弱勝強、翻轉東亞。

2-13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