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结构暴力，需要如法农所说，去掉自己身上成为白人的意识，才有希望。

1961年的12月6日，年仅36岁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因白血病在美国逝世。那天早晨，他对妻儿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昨晚他们要把我放到洗衣机里去。”

55年后，确实有一个黑人被塞到了洗衣机里，而历史吊诡之处在于，现实当中把黑人洗白的却是曾经也被视为“有色人种”的中国人。这则中国某洗衣珠广告中，一个身上满是污渍的黑人试图和一个打算洗衣服的中国女性调情，而中国女性突然往他嘴里塞了一口洗衣珠，随即把他摁进了洗衣机中──最终洗出来了一个中国帅哥。这则广告中的肢体和眼神动作，还完美地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中国女性吸引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有变成了中国男性，才在中国女性眼里具有吸引力。

外国网络一片大哗，纷纷感叹中国人竟然如此种族主义。而国内网民则纷纷反驳，认为这不算，或者说外国人以及国内的“圣母婊”（道德要求过高的人）“太过敏感”。有网友说，这只是艺术创作；有的说，中国没有种族歧视的历史背景，政治正确是“西方的事情”；更有甚者，“他们歧视我们中国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歧视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网站上绝不占少数。

反殖先锋法农的愤怒与恐惧，针对的是白人。而现在，却是白人们在质问和批评中国人的广告过度种族主义，被视为有色人种的中国人们，则有不少人感到理直气壮。

黄皮肤，白面具
中文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终将成长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这句话与法农的“黑人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变白”不谋而合。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了这样的一幅心理图景：黑人看似痛恨白人，实则痛恨黑人，他们不断向白人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试图通过变白而拯救自己的种族。他们没有取消白人的优越，而是把自己并入到白人的优越当中去。黑白的二元结构相互依存，白人需要黑人去证明自己的优越，在黑人身上投射出自己的无穷焦虑；而黑人，需要白人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确定自己的方向。

法农更加断言，所谓黑人，不过是白人的人造品，在白人的注视之下，黑人需要为自己的野蛮历史与祖先负责。那些肮脏、食人、愚蠢、落后等等标签，不断撞击生活在白人目光下的黑人，成为被检验的对象。黑皮肤是这一切的象征与起源。在表皮的黑色之下，对身体与心灵的审视与规训已经完成了。

出生于法属殖民地的黑人法农当然注意黑白二元。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文本也微妙地切中要害。历史学家奇迈可（Michael Keevak）在《成为黄种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本来并不“黄”，但随着近代西方开始对人种进行“科学分类”，东亚人成为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过渡人种。现代生物分类创始人林耐（Carl von Linné）在分类命名时，对东亚肤色的形容先是淡黄，然后是惨黄，种种东亚人的体质特征被与儿童、病态、邪恶、低俗等特质相关联起来，在1795年由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确认为“蒙古人种”，“蒙古褶”、“蒙古斑”、“蒙古人病”等术语都被用以佐证东亚人的落后。黄人与黑人一样，都被建构为落后与低下，是人类的幼稚时期，需要成年的白人们引导和照顾。

19世纪试图“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建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对这些“科学种族论”照单全收。“汉族”、“华夏族”、“炎黄子孙”的概念，正是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才流行起来。汉族或者华夏族，是以父系血统为分类前提的人种，以作为民族国家中国的根基。在这些理论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盛，都是基于血统的纯正。纯正的汉族王朝，比其他少数民族统治都要强盛。知识分子进而灵活调用这一套理论强化民族—种族意识，宣传自强。康有为在《大同论》中就提出：“白人和黄人差距不大，中国还可以奋起直追，黑人则是族性已经过于低劣。”

1949年红色中国的崛起，在民族主义的传统话语上打开了缺口。在毛泽东的论述中，非洲黑人和美国的黑人，成为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最底层，也因而成为了需要团结起来对抗霸权主义的，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除了给予非洲国家援助外，也不断宣传“黑兄弟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的中非友谊。

然而这一系列对非洲的援助、感恩和优惠，并没有延续下去。阶级话语随着改革开放开始而逐渐偃旗息鼓。“黄种人”随着各式的科学主义和现代化进程再次浮出水面，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苏。这一时期的《河殇》、《黄孩子》、《龙的传人》等流行文化产品，都强化了中国人的“黄色认同”。在《河殇》中，“专制封闭的黄色文明”与“民主开放的蓝色文明”形成二元对立，成为海洋文明的渴望，与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的黑人焦虑如出一辙。恰如黑人需要白人看到他们的文明，需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需要得到白人的肯定，中国人同样直白地表达了“先进”方向的渴望。

反黑浪潮：80年代的黑暗面
在《河殇》广受追捧的80年代中国，人们对现代化的焦虑与日俱增。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因为种种原因被“耽误了”，“落后”再一次笼罩了主流叙事。与20世纪初相似的民族主义又开始不断膨胀，优生学也随着全面计划生育而崛起。保持汉民族血统纯正，后代优良，再一次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

而非洲黑人，则失去了团结对象这一身份。中国人越来越将非洲与贫困和疾病相联系。这一联系与早已成型的种族观一起，将非洲形容成了一片传染病（主要是爱滋病）肆虐，资源匮乏的大陆。而非洲人（主要是黑人）则又成了懒惰和贫穷的代名词。

80年代的中国在今天令许多人心生向往，然而那个时代也有它被遗忘的黑暗一面。其中一例，便是驱赶非洲学生的校园运动。对“劣等民族”的偏见，加上对非洲人获得留学生优惠的不满，对爱滋病传播的恐惧，和保护本民族“纯正性”的呼吁一起，激起了绵延80年代的中非学生冲突。

1979年7月3日，上海的一名马里学生被中国学生殴打，并因为肤色较浅而被后者一边喊着“太浅了”，一边不断泼墨水。双方在宿舍门口爆发斗殴，导致50名外国学生和24名中国学生受伤。在此之后，一百多名非洲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呼吁停止送非洲留学生到中国，因为中国“反非洲倾向非常严重”。而中国政府仅承诺加强上海学生的“国际主义”教育，否认事件与种族歧视相关。

1979年后，中非学生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扩大。1979到1989年的10年间，南京、合肥和杭州等地，陆续有反黑人事件发生，每次均有数百人涉及。如1988年12月29日，华中科技大学的300名中国学生向留学生宿舍扔石头，并砸伤了一名斯里兰卡学生。中国学生给校方写信，要求驱逐非洲学生。因为“非洲学生和中国女生的交往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类似这些事件，往往以女性和非洲黑人交往为导火索。与非洲学生交往的中国女生，也被污名化成了“汉奸”和“妓女”。

在1989年之后，中国加强了对大学校园的控制，校园反黑运动也随着“美好的80年代”告一段落。然而枱面上种族歧视的消失，让公开的反思变得更不可见。中国的种族观念，不但没有得到指出和讨论，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成了对“劣等民族”的鄙夷。

“洗白”的中国人
中国网民对“种族歧视”广告的反应，常常是“想多了吧？哪有什么歧视？”的确，不像很多国家历史上有过的那样，中国没有成系统成组织的种族歧视。然而，这并不代表在中国生活的黑人感受不到歧视的存在。这种歧视，更多和中国人面对非洲人的优越感有关。这种优越感有关经济，也有关性欲，而且无时无刻不召唤着“白人”的在场。

中国网民常常把广州形容为中国黑人最多的城市。的确，广州黑人以做小商品贸易的商人为主。保守估计人数在10万上下，也有20万、30万甚至40万的说法。他们并非长居，而是往返于中非，做小商品贸易。现今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无论是流利讲四门语言的商人、医学院的留学生、还是每天都能“打的”出门的女生，或能负担一年四次往返中非的阿姨，都同等地面临着相同程度的歧视。走在被称为“巧克力城”的三元里或者小北，他们会被警察拦下盘问，会遇到路人鄙夷的眼光，人们会在脸上表现出厌恶。而中国网民们，则激进地传播反黑文章，把子虚乌有的黑人移民视为中国21世纪最大的危险——甚至上升到“亡国灭种”。在“小粉红”发源的“晋江论坛网友交流区”里，年轻女性为主的网民经常讨论广州“黑人围城”的主题，热度也不下政治讨论。

中国民族主义也和种族阶序的想象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民族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在第二季中用动物形象描述了非洲人——好吃懒做愚蠢不堪的河马。中国援非的历史也被简化成了“第一世界不和我们玩”的无奈。而性和带着生殖意味的种族想像，也仍然是排斥黑人的核心焦点。在百度贴吧，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反黑言论，乃至今天这则广告中，黑人都像是目的不纯，只想睡中国女人的渣滓；与黑人交往的中国女性被污名化为“重口味”或者“穷，没受过教育”。

法农描述法国黑人如何喜欢与白人结婚，因为那是高贵之路，当他们揉搓白色的乳房时，他们其实是紧握“文明与尊严”。黑人则被建构为原始、不受约束、充满情欲（这一点，恰恰也在今天的广告中有所体现），他们的阴茎是一切欲望想像的具体化身，既令殖民者畏惧又让他们兴奋。在法农恐惧的洗衣机隐喻中，黑人的肮脏非常明白：洗白黑人、治愈黑人的黑皮肤，不但是白人社会进化主义者一直的梦想，也是康有为早在100年前就表达的理想。

而到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之前还是阶级兄弟的亚非拉同胞已经被抛诸脑后，黄种人略差于白种人的自我歧视也被放弃，中国人开始要求和白人平起平坐。这一切如两个世纪以前的白人们一样，依然要骑在黑人的头上来完成。中国人乐于争取的那一个个“五千年”、“历史第一”都是想要挑战西方业已成就的文明，其实如那些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想要获得肯定。工业化的、先进的、现代的、高素质的西方是令人渴望的第一世界，而已经不是要被打倒的资本主义秩序。夹在中间的中国人，既如法农描述的黑人般对于白人有情欲渴望，也有如黑人对自身低人一等的欲望焦虑——黑人是中国人的过去，也是绝不想再面对的过去。

中国人夹在黑白之间，恰如法农。法农在马提尼克（Martinique）时自认为是法国人，不是黑人，直到去了欧洲被人不断提醒，他才发现自己是黑人。他被法国朋友介绍为黑人大学生、黑人作家……外貌表达的种族是第一身份，他们是刻板印象构成的“那帮黑人”（the Negro）而不是“一个黑人”（a Negro）。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留学生感受到的那种矛盾心态。对自己本来文化的归属感和身份的焦虑重新出现并被不断强调，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某些留学生比在国内更爱国。而另一方面，这种是又不是的焦虑，又和那些来自新疆或西藏的年轻人在汉地东部的焦虑有多少区别呢？

法农提出的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实现了。但如今却是中国人把自己洗白了，也把黑人洗白了。网上已经有文章，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为中国人的种族观念辩护。可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结构暴力，需要如法农所说，去掉自己身上成为白人的意识，才有希望。然而，“黑人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变白”，在现代化的吸引力席卷整个世界的今天，中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也许还远远没到最麻烦的时候。

（戴娜美，两个人类学学生的共用笔名，爱好广泛，热爱生活）

评论

• Andyfcx 

  6小时前
  中國「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只是想要製造「中國中心主義」
  心態可議，噁心。

• mint 

  5个月前
  此篇文章引人深思..

• 諾米 

  6个月前
  非常喜歡這篇文章
  希望這類文章多出現，望其終有一天能改變病態的歧視思考。
  其中我也深覺，隔著海的台灣也有著同樣的問題，台灣人也許如文中說的一樣夾在歐美日韓強勢文化和東南亞文化之間，矛盾著。
  最後，望也能撰一篇關於台灣外勞歧視主題的文章，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