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文辉、崔海智| 潘佐夫版《毛泽东传》中文译本的几个问题

送交者: 亚当 2018年02月17日12:40:2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2015-10-09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来源：共识网 　一、 潘佐夫版《毛泽东传》的价值 　　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著的《毛泽东传》(以下简称潘版毛传)的俄文版于2007年出版，英文版于2012年出版，中文繁体版(以下简称为繁体版或台湾版)是2015年5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的，中文简体版(以下简称为简体版或大陆版)是2015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中文繁体版书名是《毛泽东：真实的故事》，是从英文书名《Mao: the Real Story》直接译来的。俄文版书名就是《毛泽东传》【Мао Цзэдун】(以下简称俄文版)，我们译的中文简体版是以作者在2009年进一步修改后的俄文本(以下简称俄文本)为准的。英文版之所以加这个副标题，乃是因为数年前张戎和哈里戴合著的《Mao: the Unknown Story》(台湾出的中文版书名是《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西方风靡一时。这本书并非严肃的史学著作，捕风捉影、妄作解人处比比皆是，比如妄断胡宗南是地下党员，以致谬种流传。潘佐夫和英译者梁思文(Steven Levine)希望用他们的新版毛传拨乱反正，估计也有营销方面的考量，因此用了个针锋相对的副标题“真实的故事”。书中确也有不少地方作者直斥张戎此书胡编乱造，言辞毫不客气。 　　毛泽东研究几十年来在海内外一直是显学，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以下简称毛传)层出不穷，不少海外学者著的毛传30多年来也有不少译介到国内，具体数目究竟是多少，我们没有统计过，也尚未看到这类统计，但译介到国内的，肯定不下十种。如果把国内学者写的毛传包括在内，十几种肯定是有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几种是，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传，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以及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的毛传。 　　既然这是一个被深耕了几十遍的“土地”，潘版毛传的出世包括中文版的问世自然要引来一个问题：此书价值何在?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拾人牙慧和人云亦云?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潘版毛传在资料方面填补了所有此前毛传留下的一个空白：它是迄今为止唯一大量使用了俄文原始档案的毛泽东传记，进而在揭示中共和毛泽东与苏联(包括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等组织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个人)的关系方面有了原创性发现。 　　与潘版毛传有关的俄文档案有多少呢?中文简体版包装盒的背面印有下列文字： 　　“3328份苏联绝密档案，15份毛泽东特别档案”。 　　这段话是编者加的，我们也是拿到书才看到的。这几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开始我们也纳闷，后来发现，潘佐夫在英文版序言《神话与事实》中说：苏联解体后，前苏共中央档案、共产国际档案、苏联共青团中央档案等合并到一起并解密，这些档案合称“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但其中涉及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档案，只是有限开放;这部分涉华档案中，有3328份涉及个人的档案，其中关于毛泽东的档案有十五卷。显然，包装盒背面的那两个数字是从这里来的。但英文版中潘佐夫使用的数量单位是不一样的，涉及个人的档案的单位是“份”(dossier)，与毛泽东直接有关的档案的单位是“卷”(volume)，简体版编辑可能疏忽了，一卷档案与一份档案可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潘先生是否全部看完了这3328份个人档案，但是可以合理推测，他肯定看完了关于毛的那十五卷档案。 　　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原料，直接决定了历史学作品的质量和品位。没有第一手史料并非就不能治史，有些史学经典，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几乎全部使用二手史料。但是，缺少第一手史料所带来的缺憾，肯定是史家其他方面的努力所无法完全弥补的。在潘版毛传以前，所有译介到国内来的老外写的毛传在史料上都有一个重大缺憾，那就是第一手史料(包括档案，面对面的采访，亲历者个人回忆)太少，用的多是二手乃至三手史料(公开发表的文献)。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关于毛泽东的档案要么在中国大陆，要么在苏联(俄国)，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可能搜集有不少与毛泽东间接有关的材料，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某些近现代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书信日记，如蒋介石日记，但港台、日本和西方不可能有多少关于毛泽东个人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几乎全在中苏(俄)两国，而在苏联解体前苏联档案是不开放的。就国内而言，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与毛泽东直接有关的档案大部分现在也没有解密。有关毛泽东的一切文献的出版也都受到严格审查。 　　在第一手材料的应用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著的《毛泽东传》是个例外，此书(包括建国前生平的一卷和建国后生平的两卷)大量引用了文献研究室收藏的毛泽东的文稿书信讲话记录等第一手档案文献。但此书由于没有利用俄罗斯档案，对于毛泽东生平中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部分的叙述，不能不打折扣。 　　潘版毛传所引俄国档案的价值还在于，此书是同时面向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与苏俄的关系的真相，在此书问世以前，国内外学者(如我国学者沈志华、杨奎松)利用冷战后解密的各国档案等新史料，已有一些发现，这些发现也已经颠覆了不少传统观点。如杨奎松先生在其论著中就曾多次指出，共产国际并没有压制毛泽东，斯大林不大可能有过扶植王明做中共领袖的念头。潘版毛传所引的档案史料，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些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多以很专业的学术论著的方式出现，普通读者很少接触。潘版毛传的对象同时是业内专家和热心的外行。因此此书依据档案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内行来说，或许惊喜有限，但对于普通读者，依然是个震撼。 　　潘版毛传根据这些独家史料到底想传递哪些信息呢?大陆版封底和台湾版切口上印的海外名家推荐语对此已经说了不少。作为译者，我们以为，这些信息可以归纳为两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治、物质和财政支持是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和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原因;建国前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中共和毛泽东的政策受到斯大林的决定性的影响，这在“新民主主义”政纲的提出和实施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潘佐夫的这些结论是否站得住，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当然不是仅靠这本厚的像枕头一样的传记就能下定论的。麦克法夸尔在他发表在2012年10月的一期《纽约书评》上的长篇书评中对潘氏的这些结论就有保留。简体版封底有麦克法夸尔的推荐语，但麦氏只夸此书在史料和叙事上的贡献，没有称赞其结论。这些结论也没有一个是潘佐夫第一个提出来的。总之，这本书远远没有终结对毛泽东及其与苏联的关系的研究，虽然它在史料挖掘上把研究推进了一步。 　　二、大陆版与台湾版在语言和结构上的差异 　　同一本外国人写的书，海峡两岸各有译本，这个现象并不鲜见。但是，在极短时间内就出现不同的译本，而且是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同时还伴随着新史料，这还是头一次。因此很快引起读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并非意料之外。译者已看到一些对两个版本的差异的评论，身边也有朋友关注这个问题。作为译者，对这个问题有责任认真回复。 　　概括说来，两个版本的区别有三个方面：语言上的，结构上的和内容上的。 　　先说语言上的。由于两岸长期隔绝等因素，台湾汉语和大陆汉语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我们这些语言学外行看来，有点类似伦敦英语与美语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是词汇上的，比如，台湾喜欢说“管道”，大陆则说“渠道”;“愿景”这个词也是从台湾进口的。在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上，差异更大。比如，khrushchev这个名字，大陆译名赫鲁晓夫，台湾译为赫鲁雪夫;stalin这个名字，大陆译为斯大林，台湾译为史达林;snow这个名字，大陆译为斯诺，台湾译成史诺。 　　词汇和译名差异最明显但最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法上的差异。对于译者这样的长期浸染在大陆汉语文献中的人来说，台湾汉语书面语里的某些句子与病句无异。繁体版中这样的句子非常多，这些句子要是出现在大陆中小学生的作业和考卷上，肯定要被语文教师判为病句。我们丝毫无意冒犯台湾版的翻译林添贵先生。林先生是资深译家，译著等身，他译的基辛格(顺便说一句，这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在台湾通常译为“季辛吉”)的名著《大外交》，在大陆学界有口皆碑。我们无意也没有权力作出语言学上的优劣判断，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和感觉，译者身边的许多学界朋友都有这个感觉。 　　潘版毛传中有大量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及中共党史上的知名人物的言论、当时通行的术语和一些传统诗词及民谣，按照“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一贯要求，为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这些内容，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言论，必须依照其中文原始文本译出，也就是中文原话，而不能简单地从外文直译。比如说，To rebel is justified. 就应该译成“造反有理”，不能译成“造反是对的”。简体版译者和他们的研究生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劳动查找这些“原话”，限于资料和时间限制，未能全部找到，但也有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原话找到了。繁体版在这方面明显逊色，以我们的粗略印象，半数以上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谨举数例： 　　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官方语言中有个流行词叫“联合战线”，国共破裂后这个词的叫法才逐渐改为“统一战线”。简体版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混淆这两个词。繁体版则在多处应该使用“联合战线”的地方，都译为“统一战线”。 　　例二：1931年时朱毛指挥下的红军中流传一首歌谣，其歌词在简体版中是根据相关中文文献中的原始表述转录的：内容如下(括弧内数字是页码)： 　　毛委员运粮上山呦，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332) 　　繁体版从英语直译如下： 　　政委带领我们去找粮 　　肯定一切没问题 　　我们仍会排除万难 　　粉碎敌人。(268，原文只有一个标点) 　　例三：1921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李立三，见面时两人按当时文人中流行的时尚对了一个对子。毛说上联，李对了下联。对于这个对子的翻译，大陆版的表述是：“洞庭有归客”，“潇湘遇故人”。(156)此二句出自南朝梁代诗人柳恽的《江南曲》。台湾版译为“有朋洞庭来”，“潇湘遇故知”。(133) 　　再说结构上的。结构差异与下面要说的内容差异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第一个因素是，台湾版依据的是英文版，大陆版事实上依据的是俄文版。第二个因素是，台湾版所依据的英文版和大陆版都对俄文原版做了删节，但删的不一样。 　　大陆版译者三人于2011年9月始译，2013年4月完稿。译者卿文辉和周益跃译的七章是依据英文word格式电子版译的(以下称英文版1)，卿周二人均不懂俄文。公开正式出版的英文版(以下称英文版2)是在我们开译一年后才出版的。当时我们以为没有英文版2，或者说我们以为正式出版的英文纸质版就是我们所依据的这个电子版。不久前译者拿到台湾繁体版纸质本及下载了英文版2的pdf格式电子版之后才发现，这两个英文版不一样，首先在结构上不大一样，这些不一致源自英文版2对俄文版的改动，最大的改动就是把俄文原版的一级目录(大陆版译为“篇”，台湾版译为“部”)从九个改为三个，而且篇(部)名都改了，三部的题目依次是：学习者，革命者，独裁者。我们最初是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那里拿到英文版1的。萧先生是国际知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两主编之一(潘版毛传就是这个译丛中的一本)。估计(只能是估计，因为尚未就此询问过萧先生)萧是从他的同行潘佐夫或梁思文那里弄到这个尚未完全定型、尚未出版的译本的。 　　大陆版另外两章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崔海智从pdf格式俄文电子版译过来的，这个版本也是从萧先生处得到的。前面说过，这个版本是潘佐夫先生于2009年在2007年出版的毛传的基础上修改后的书稿，书名为《毛泽东：伟大的舵手及其时代》(МАО：ВЕЛИКИЙ КОРМЧИЙ»И ЕГО ЭПОХА)，后来通过对这两个俄文文本的对比我们发现，2009年俄文本对2007年俄文版有明显增加和修改。全部译稿是由崔海智依据俄文本校对的。校对的原则是补上被英文版1 删去的所有内容，同时保留俄文本无而英文版1有的内容。校对中发现，英文版1对俄文本有很多内容上的删节，而完全没有结构上的改动;英文版1对俄文本的增补要么极少，要么没有;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译校者也记不清楚了。因此，说大陆版译自俄文版，并不为过;确切说，依据的是经过潘佐夫修改的、明显优于2007年版的俄文本。 　　由于台湾版才真正译自英文版2，英文版2可能还进一步删除了一些英文版1保留的内容(只能说可能，因为只是译者的印象，并没有逐句比较过)。而英文版2对俄文版在结构上有大的调整，除了一级标题的改动以外，英文版2加了主要人物表、毛泽东年表，而大陆版在审查中删去了部分内容，包括删去了毛泽东家系表(台湾版译为“系谱”)，所以才有两个中文版在结构上的差异。 　　三、大陆版与台湾版的内容差异：删节情况 　　不过，最重要的差异是内容上的。英文版2对俄文版的内容作了不少删节，而台湾版几乎完全忠于英文版2(说“几乎”是因为我们并没有逐词逐句地比较过这两个版本，只是粗略地比较过);完全忠于俄文本的大陆版在出版前也作了删节;但这两种删节的操作标准不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中文译本内容上的差异。 　　主要出于人人皆知的政治考虑，简体版删去了几十处被认为对传主形象和执政党形象过于不利的内容，其中多数是事实陈述，少数是作者的尖刻的评论。一位叫徐图之(网名阿布)的书评家在题为《禁忌的游戏》的文章中，非常具体地一一列举了部分删除内容。欲看此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视物如睹”。作为译者，我们对徐图之先生的细心比较非常感动和感谢。之所以说“被认为”，乃是因为，删除者的政治标准是免不了主观性的，因此作为译者，有时难以理解。比如，毛泽东家系是完全中性的、其内容在大陆早已公开的材料，为什么要删?正文中这样的无法理解的删除还有好几处，包括以下内容：文革前夕陆定一夫妇和林彪夫妇的冲突的大部分细节，包括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人手一份散发证明叶群清白的“处女证明”，会上林陆二人的口角;在延安江青与传主相识的一些细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关于“我们”共产党比秦始皇还厉害的一段讲话。这些内容在国内公开正式出版物早就披露过不止一次，不是什么秘密，也与传主形象无关。还有一些删除，内容本身并不太敏感，但可能因为是引自李志绥《毛主席的私生活》(又名《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缘故，也未能保留。顺便说一句，学界对李志绥此书的严肃性是有争议的，不少海内外学者并不视此为信史。 　　出于相反的政治考虑和市场考虑，简体版删除的，繁体版大都保留了。因为越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形象不利的内容，在西方和台湾就越有市场。 　　繁体版保留、简体版全部删去或大部删去的比较重要的材料主要有(括弧内是繁体版页码)： 　　大革命时期中共早期领袖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李立三之间的多角恋和婚变(169—171); 　　1928年杨开慧尚健在时毛贺的结合及杨开慧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感受(225); 　　毛泽民毛泽覃兄弟的多次婚变(230—231); 　　井冈山会师前朱德部队在湘南迫于经济压力种植鸦片(231); 　　井冈山农民反对毛泽东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并“反水”即帮白军打红军的情况(232—233); 　　1929年初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贺子珍想与毛泽东分手(235); 　　1929年朱毛红军迫于财政压力介入鸦片生意(242); 　　富田事变经过(262—266);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杀了顾全家(269);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与吴莉莉、史沫特莱、斯诺夫人等女性的交往所引起的贺子珍“捉奸”事件(330—333); 　　江青与康生的早年情史(350—351); 　　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主动追求毛泽东的一个细节(351—352); 　　1954年高饶事件后揭露出的一个涉及中南海医生的所谓“保健医生阴谋”(431); 　　农业合作化后期的1955年因政治斗争影响毛泽东一度严重失眠(446);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关于“我们”共产党比秦始皇还厉害的一段讲话。(482); 　　关于五十年代毛泽东性生活的一段陈述(489);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关于可以饿死一半人的一段话(492);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转述农民关于蒋介石时代吃饱饭、毛泽东时代饿肚子的一段话(506); 　　毛泽东初识张玉凤的两段文字(516); 　　文革前夕陆定一夫妇与林彪夫妇的矛盾(525—526); 　　1966年7月毛泽东游长江消息播出后国际泳联主席给毛的讽刺信(532—533); 　　文革中李立三自杀后其妻子女儿被捕的情况(546); 　　文革中毛泽东和年轻女性的交往(548); 　　文革前毛泽东和孟锦云的初识(598)。 　　也有不少材料，简体版保留而繁体版全部或基本删去了。这些材料中很可能是此书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档案史料的内容主要有(括弧内是简体版页码，星号代表没有删节、全文直录的档案)： 　　中共元老俞秀松、周达文和董亦湘被王明迫害及被苏联秘密警察处死的经过(468—471); 　　应共产国际要求，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简历*(483—485); 　　应共产国际要求，1939年毛泽民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调查表*(486—492); 　　抗战初期斯大林提醒来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要他们警惕中国内部的托派的会谈记录(504—505); 　　在莫斯科时毛泽民对康生的否定性评价(507); 　　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苏联政府给国民政府的、拒绝调停中国内战的备忘录复函*(532); 　　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使馆在国共内战中严守中立的指示电*(532—534); 　　1949年江青在苏联养病期间陪伴和监视她的苏联女特务给上司写的汇报*(538—539); 　　担任中共领导人保健医生的苏联专家就毛泽东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给斯大林写的报告*(551—554);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克里姆林宫御医对毛泽东的体检记录即病历*(558—563); 　　另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苏联御医1950年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生活和健康的两份报告*(567—569); 　　1950年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发给苏联驻华大使请求周恩来甄别和逮捕在华白俄分子的指示电*(597);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他和布尔加宁有意遗忘毛泽东赠送的12卷中文版斯大林全集、苏联秘密警察偷偷带回但其上司不敢要的事件经过(617—618);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其随员记录的毛赫二人关于核战争的争论(674—675); 　　1966年10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检讨*(749—752)。 　　还有一些被繁体版删除或基本删除而简体版保留的有价值的史料，未必是档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传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读者和非相关专业的学者知之甚少。这些材料主要有(括弧内是简体版页码)： 　　李大钊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向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要钱的信函两封(190—191); 　　1936年11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466—468);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有必要加强国家对公私企业的控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强化国民党的政治垄断(503); 　　李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同学关于贺子珍因患精神病而虐待李敏的回忆(527); 　　葛罗米柯的回忆录片段，内容是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拒绝苏联外交部关于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以防止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对中朝苏不利的决议的建议的情况(574—575); 　　大跃进时期康生歌颂人民公社的一首打油诗(667); 　　1939年斯大林接见孙科时对前苏联驻华大使博格莫洛夫和前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元帅被处决原因的解释(828)。 　　比较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删除，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其一，简体版和繁体版都删去了不少对于读者认识传主和中共历史全貌不无价值的内容。从字数看，估计删除量差不多。其二，简体版删除而繁体版保留的那些内容，不少是八卦之类的东西，这些“八卦”是否信史要打个大问号;即使是真实的，这些属于私生活的内容对于我们认识作为革命家和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及了解中苏关系真相，学术价值也较有限。其三，简体版删去而繁体版保留的，不少是已经公开的内容，并非首次披露的独家史料。其四，真正有价值的“干货”，即潘佐夫首次独家披露的源自俄罗斯档案的材料，简体版保留的比繁体版多得多。较之于台湾版，大陆版更多地体现了潘版毛传的史料价值。 　　英文版2对档案史料的过多删除，导致此版和完全依据英文版2的繁体版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徐图之认为这些删节或许是为了迁就欧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水平，也即出于过度的市场考虑，我们也有同感。丁学良先生在为繁体版写的导读小册子《艰难缓慢地逼近真实完整的毛泽东》一文中指出：英文版作者在自序中把俄文机密档案向作者的开放和书中对这些档案的利用，作为此书最核心的优势，可是从头到尾读了正文和注释以后，不得不说，这个优势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仅就英文版而言，真正来自俄国档案馆，此前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资料，并不那么丰沛。丁先生这个感觉也是译者最初从英文版1翻译时的体验，觉得老潘有点吹牛。及至崔海智依据俄文版校完全书，看到了俄文版的完整译文，才知道老潘所言不虚。 　　另外，尽管有删节，大陆版也还是保留了不少对传主和中共的或客观或严峻的评论，比较大陆出版的其他海外毛传中译本，潘版毛传大陆版讲述的材料和对毛的评价恐怕是最苛刻最消极的。翻译时我们都觉得，潘先生在材料的选择上倾向性是很突出的，特别热衷于披露消极材料，觉得此书在大陆出版的希望渺茫。此书能够在没有伤筋动骨的删节的情况下正式出版，译者的感觉是振奋多于失望。 　　四、简体版的硬伤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由于时间、水平和资料的限制，译者的疏忽，正如徐图之先生注意到的，简体版有些硬伤。以下四处是徐先生发现的。 　　第一，正文及目录中的第七篇和第九篇的篇名与注释中的篇名不一样，第七篇在目录和正文中名为：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注释中则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836);第九篇在目录和正文中篇名均为：最后十年，注释中成了：伟大领袖的最后十年(860) 　　第二，关于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孟锦云，816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1975年5月，一个名叫孟锦云的年轻女人第一次出现在毛的身边。”接着说此前她通过张玉凤请求毛泽东给她平反。这里有明显的漏洞。孟系何人?哪来那么大的面子和神通，竟敢劳动毛泽东? 　　根据原版记载，身为文工团员的孟锦云文革前曾去中南海伴舞，因此认识了毛泽东，并因此才有文革中她受到冲击后找毛泽东要求平反的后事。这段内容审查时删掉了，译者在最后校改时忽视了把有关表述做相应调整，于是孟锦云找毛泽东要求平反便成为莫名其妙的突兀了。另外，这个无中生有的“第一次”译者在几次校改中都没有注意到和删去，是一大疏忽。 　　第三，简体版713页有如下文字： 　　他还没有理解道教的智慧，即只有“空”和“静”才能贯通天下。老子说得好：“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而游于无有者也。” 　　繁体版对应的译文在518页： 　　他无法了解道家的哲学;道家讲究的是“以虚静推于天地”，庄子即说：“故古之王天下者……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经查考，英文原文是： 　　He was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wisdom of the Daoists who said that only “emptiness and stillness reached throughout ‘Heaven and Earth.’” As Zhuangzi said, “[T]he kings of the world in ancient times…though their abilities outshone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did not of themselves act.” 　　两种译法都是从《庄子》搬来的，显然，繁体版的译文是准确的，简体版找错了句子，还把庄子误写成老子。 　　第四，简体版794页提到，庐山会议后毛林矛盾激化，当周恩来应毛泽东要求面见林彪要他对毛有所表示时，林只是咕哝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译为：“天塌下来随它去。”这句话的英文表述是：One often harvests what he did not sow. 繁体版对林彪这句话的翻译是“有人不劳而获呀!”(578)英文版中此话出处是吴法宪女儿Jin的回忆录：The Culture of Power, 此书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回忆录是吴法宪女儿金秋根据其父的回忆录加工成的。根据2011年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第838页，林彪的原话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可见，两个版本都译错了，但繁体版错得还有点道理，简体版就错得离谱了。译者当时没有想到去找吴法宪的书。 　　译者近些日子仔细比较两个版本，又发现了简体版的一个硬伤。简体版31页有梁启超的《新民说》中的一段话，与这段话对应的英文是： 　　“wanted to search for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decay and backwardness of the people of our state and compare this with the progress of other countries, so that the people, learning of our defects, w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disaster, and hasten to progress of their own accord.” 　　简体版的翻译是： 　　此书旨在探究“新民之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繁体版的翻译见51页： 　　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吾国民之性质，其与彼召衰召弱者异同若何?与此致兴致强者异同若何?其大体之缺陷在何处?其细故之薄弱在何处?一一勘之，一一鉴之，一一改之，一一补之;于是乎新国民可以成。 　　两段文字都是从《新民说》中照录的，显然，繁体版找得准，简体版错到爪哇国去了。 　　台湾版也有不少硬伤，我们细读了一遍，结论是，比大陆版的还要多。其原因很可能与译者不甚熟悉1949年以来大陆的情况特别是政治变迁和政治语汇有关。但是具体指出台版硬伤这个活我们译者来做不合适。自曝家丑是美德，过多揭对手的短，不是我们当事人该做的，而应由第三者来“插足”。 　　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像阿布那样，对繁体版多挑毛病，这是给我们译者做义务劳动，大大便利了再版前的修订，也是在给这个版本打广告，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徐图之(阿布)的文章《禁忌的游戏》所提供的一些数据大大便利了本文的写作，特此声明并致诚挚谢意。) 共识网（已被关闭）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1008129474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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