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成了犬儒。统治者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扬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籍口。被统治者一边，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这是胡平先生定义的“犬儒病”及其现象之一。应该说，在《犬儒病》一书中，胡平的冷静剖析和雄辩论述，犹如一束电光或一柄利剑，穿透了当代中国人的霉暗心态。

胡平援引欧文•豪(Irving Howe)的“极权主义三阶段论”：(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的确，在中国，我们见证了这一“极权主义三阶段”的逻辑进程。五十年代，美好的憧憬，“幸福的生活”；五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大跃进，文革，大狂热与大恐怖；八、九十年代以降，全民皆商，“一切向钱看”。国人麻木，“莫谈国事”。

中国共产党能够存活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反五反”、“反右”、“
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与事件。由毛泽东亲自导演的这些闹剧、丑剧、和惨剧，把中国推入一个历史的最低点。今天所谓的“经济繁荣”和“盛世”，就是建立在与这样一个历史最低点的对照之下，由此迷惑众多的人，染上“犬儒病”的中国人。正是毛泽东的反复折腾，竟能让中共苟延至今。“红孩儿
”胡锦涛、曾庆红等人接班之后，立即到西柏坡朝圣，也就不足为奇。

人的生命毕竟有限。几十年的短促人生，如果不了解历史，又怎能参透现实？在所谓现实与历史的比较中，有些人参照的，不是“旺周”，不是“盛唐”；并非“文景”，并非“康乾”。以为今日中国，正经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或“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今，国内过得风光一时的所谓精英阶层，大都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大抵经历了上述“极权主义三阶段”，或其大部分，罹患“犬儒病”，顺理成章。二十几岁的，一切都只是“听说”，或“没有听说”，占据他们头脑的，所谓“新潮”，无外乎金钱与物质，仿佛遗传的或先天性的“犬儒病”患者。

人性的弱点，被极权主义者巧妙而卑鄙地利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笑贫不笑娼……这些词句，都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主要特征。光怪陆离的今日中国，在外国人看来，煞是不解：中国人真没有见过钱
？中国男人真没有见过色？

犬儒主义，渗透在大量顺口溜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中，诸如：“什么都可以有，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钱。”“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岛，才知道身体不好；到了成都，才知道结婚太早。”等等。

商界的朋友抱怨，跟中国人做生意，最难。因为，当今中国人，什么都不相信，怀疑一切。你跟他宣传产品或服务，他怀疑是骗局；你不向他宣传什么，他又怀疑你心虚，你的产品或服务不值一提。他们只坚信一条：在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政治上更是如此。许多中国人不仅不相信，不关心，甚至连听都不想听。“不听，不听……”然后就塞住了耳朵。他无法驳倒你，又不愿意面对，就只有选择“不听”。

听，也是选择性地听；看，也是选择性地看。他们的眼睛、耳朵已经具有自动选择的功能。比如，从同一张报纸上，他们可以一眼看见台湾的负面消息，因而得出结论，民主的台湾，一派“乱象”；对大陆，他们一眼看见的，都是正面消息，什么“增长”啦，什么“崛起”啦。即便满纸的负面消息，对他们而言，要么是“那算什么？哪个国家没有阴暗面？”言谈之下，也不思考其中量与质的区别；要么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觉，做十足犬儒状。

共产党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深入骨髓。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生告诉我，直到前几年，任何共产党的东西，她都本能地倾向于相信；任何揭露或批评共产党的东西，她都本能地倾向于不相信。甚至直到今日，她已经觉悟到许多真理的时候
，仍然在潜意识里保持了那些“相信”和“不相信”的基因。比如，“毛泽东”三
个字，在她听来，几乎还是一个褒义词。可见毒素之深沉。可见中国民主启蒙工作之高难。

有必要提到胡平的文风。客观，理性，深刻，简约。逻辑严密，深入浅出。文字晓畅，通俗易懂。既没有毛泽东式的故作豪迈，也没有鲁迅式的泼辣尖刻，更没有郭沫若式的矫情造作。胡平独树一帜的清新文风，是对共产党文化的正当告别。

在所有的角色定义中，我觉得，胡平，更像一个哲学家。中国社会稀缺的那种洞若观火、深察入微的真正哲学家。“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在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方面，胡平的造诣，已经臻于至境；而在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建树方面，不庸置疑地
，胡平名列前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胡平的成就，也正是中国反对派的成就。

最近十几年，面对中国大陆，就狭义空间而言，流亡者处于缺席状态，与祖国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但就广义空间，尤其就时间而言，流亡者从来没有缺席；与祖国的联系，也从未中断。在海外这个扩大的华人世界里，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弥补历史与建构现实的工作。艺术创造，政治批判，历史研究，自由出版……历史有一天会证明，这一切弥补和建构的意义。历史很可能证明，对当代中国，缺席的，恰恰是那些行尸走肉于中国大陆的人；与祖国中断联系的，恰恰是那些玩世不恭或漠不关心的浮魂，不管他们身处国内，还是置身海外。

这也正是胡平著作的价值，这也正是博大出版社存在的意义。

（在胡平新书《犬儒病》发表会上的引言，2005年6月18日；文载《北京之春》2005年8月号。）